第一章 “水”与抒情书写之渊源
第一节 作家成长环境的濡染
正如丹纳所言：“一个民族的生长环境对那个民族的性格形成具有绝大的作用，同样，这样的自然环境对那个民族的文学也产生着绝大的影响。”[1]不同的地域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和文化基因的传承，形成了各具特色的地域文化，同时也影响着这一区域文学艺术的产生和发展。丹纳进一步认为：“所有的艺术作品，都是由心境和四周的习俗所造成的一般条件所决定的”[2]，这里的“一般条件”便是指促成艺术发展的“精神温度”——“种族、气候和时代”，认为只有能够适应时代“精神温度”的人才能够有所成就。沈从文生长于原始神秘的边地小镇——湖南凤凰，这里是苗族、侗族、土家族等少数民族的聚居区，山川秀美，风光旖旎。但由于地处边地，交通封闭而远离中原文化，成为了被历史遗忘的角落，却也恰恰因为这闭塞的地理环境，使得湖湘地区独特的楚巫文化被保留和延续了下来。在这里，人人洁身信仰天神，几乎不受封建伦理道德的束缚，“意识形态各领域仍然弥漫在一片奇异想象和炽烈情感的图腾——神话世界之中”[3]。在这种充满神话色彩、浪漫奔放的楚巫文化体系中便诞生了我国第一位伟大的浪漫主义诗人——屈原。在其创作的《九歌》《九章》《离骚》《天问》等作品中，辞章瑰丽，想象奇谲，充满了慷慨激昂的情感以及积极乐观的浪漫主义精神，并开创了以《楚辞》为代表的浪漫主义文学，与中原农耕文化的代表《诗经》共同成为了中国文学的两大源头。所以沈从文曾说：“在两千年前那个楚国逐臣屈原，若本身不被放逐，疯疯癫癫来到这种充满奇异光彩的地方，目击身经这些惊心动魄的景物，两千年来的读书人，或许就没有福分读《九歌》那类文章，中国文学史也就不会如现在的样子了。”[1]在灵秀的楚地上生长起来的沈从文同样深受楚人幻想情绪的影响，恰如王晓明所说：“他的天性中本身就包含着楚人热烈、奔放、富于幻想的成分……他天生一个诗人的灵魂。”[2]这种诗性的灵魂也注定了在他的创作中无时不闪烁着浪漫的抒情色彩，正如他笔下的湘西，随手一写便是一个诗情画意的世界：细雨中朦胧缥缈的山峰、清澈见底的深潭、萦回漱流的溪涧、桃杏花里的水乡人家……无不充满着灵性与神韵。就像刘西渭所说的：“沈从文先生是抒情的，然而他不说教；是抒情的，然而更是诗的。”[3]生动形象地点出了沈从文作品中的抒情诗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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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借“水”抒情的传统影响
“水”，或有涓涓细流的温润，或有滴水穿石的坚韧，抑或有惊涛拍岸的汹涌，正因为它的随物赋形不仅仅成为沈从文所钟情的对象，而且早在千百年前就已经是无数文人墨客笔下最常见的抒怀载体了，王维曾沿“水”而行，感悟到“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1]的闲适豁达；壮志难酬的李白，也曾借“水”发出“黄河之水天上来，奔流到海不复回”[2]的豪迈之声；独立江畔的张若虚，更是临“水”抒发了“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3]的千古哲思。弗莱曾指出:“在原型批评中，诗人意识中的知识仅仅被视为他对其他诗人(渊源)的借用或模仿，也就是他对传统的自觉利用。”[4]沈从文土生土长于湘西的深山大泽之中，未经过任何正规的现代化教育，自幼接受的便是中国最传统的私塾教育，在军队后期更是把大量的时间都用在读古书上，像是桐城派的文章义法、唐宋八大家的抒情文风、《史记》中的简练笔法以及《红楼梦》《三国演义》等明清白话小说都是沈从文所喜欢的。本就爱水恋水的沈从文更是在借“水”抒怀的古典文人身上找到灵魂的契合，并在潜移默化中对这种诗学传统进行挖掘和利用，在其创作中留下了鲜明的痕迹与投影。
瑞士心理学家荣格曾说：“每一个原始意象中都有着人类精神和人类祖先命运的一块碎片，都包含我们祖先在历史中重复了无数次的欢乐和悲哀的一点残余，而且总的说来始终遵循同样的路线生成。它就像心理中的一道深深开凿过的河床，生命之流在这条河床中突然奔涌成一天大江，而不是像先前那样，在漫无边际而浮浅的溪流中流淌。”[5]“水”作为一个具有原型意味的意象，人们对它的认识也经历了一个由感性关照走向理性哲思的过程。日月江河，天地万物之所以能够长盛不衰的生存和延续，皆是因为离不开水的存在。也正因如此，原始先民们都不一而同的选择了“缘水而居，不耕不稼”[1]的居住方式。在长江和黄河水的滋养下，诞生了华夏五千年的历史文明；在两河流域的惠泽下，诞生了最早的的奴隶制国家——古巴比伦；在尼罗河水的孕育下，诞生了文化丰富的古埃及；在印度河水和恒河水的灌溉下，诞生了具有独创性的古印度。可以说从人类诞生伊始就与“水”结下了不解之缘。原始先民们在河流的两岸生息繁衍，最先启迪他们智慧和思索的也是这片清润明亮的水域，同时对“水”也产生了最早的感性关照。此后，人类漫长的发展过程中也始终与“水”紧密相连，“水”既因其清澈洁净、随物赋形让人赞叹不已，同样也因其波涛汹涌、汪洋恣肆令人望而生畏。经过长期的积淀与探索，人们赋予了“水”多重的含义，“水”也早已不仅仅是作为一种自然资源而存在了，而是在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作为一种原始抒情母题再次进入了人们的视野，影响着历代文人的审美意趣，逐渐形成了中华文明中所特有的“水”文化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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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水”润湘西的“自然”抒情
第一节 “水”与“自然”：唯美意境的诗意呈现
“意境”一词在中国古代诗学中是一个十分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是指作者的主观情绪与客观物象融为一体的审美境界，它在中国的诞生、发展和演变也经历了一个漫长的过程。最早是在《庄子·齐物论》中出现“境”一词：“振于无竟，故寓诸无竟”[1]，强调的是一种广漠无穷的境界。在南北朝时期，刘勰在前人的的基础上又提出“神与物游”的艺术要求；钟嵘在他的《诗品·序》中提出“滋味说”作为品评诗歌的审美标准；到了唐代，王昌龄直接提出了“意境”的概念，认为诗有三境，分别是物境、情境和意境。但真正将意境论发展成熟的则是清代的王国维，他在《人间词话》中提出：“诗以境界为最上，有境界自成高格。”[2]“能写真景物，真感情者，谓之有意境，否则谓之无意境。”[3]王国维的“意境说”并没有仅仅局限于诗歌这单一的文体中，同样也适用于小说、戏剧等其他体裁，这也成为后世衡量文学作品的一个重要的审美标准。沈从文作为一位具有诗人气质的作家，他强调不要一味地去追求文字表面的热情，而是主张将“道理包含在现象中”[1]，通过在现象的描绘中抒发出内在独有的情感体验。自小长于“水”边的沈从文便以诗意的眼光在他的湘西作品中建构起了一个以“水”为主体的自然世界，并融入他特有的浪漫与抒情，为读者呈现出一派清丽脱俗、天人合一的“水”上意境，展现出诗性人生的理想图景，给读者带来了隽永悠长的情感体验。
富诗情，晶莹剔透、优美洁净毫无杂质，充满含蓄隽永的美感。正如《边城》一开篇处：“若溯流而上，则三丈五丈的深潭皆清澈见底。深潭中为白日所映照，河底小小白石子，有花纹的玛瑙石子，全看得明明白白。水中游鱼来去，皆如浮在空气里。两岸多高山，山中多可以造纸的细竹，长年作深翠颜色，迫人眼目。”[2]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修饰，仅仅运用白描手法寥寥几笔便将边城茶峒小城的清丽灵秀的优美风姿展现在我们面前，激起读者无限想象的涟漪。白河流域的码头——王村，同样美丽清奇。“白日无事，平潭静寂，但见小渔船船舷船顶站满了沉默黑色鱼鹰，缓缓向上游划去。傍山作屋，重重叠叠，如堆蒸糕，入目景象清而壮。”[3]沈从文以诗性的语言为读者展现了一个清新质朴的审美意境，使读者徜徉其间，流连忘返。散文《湘行散记》《湘行书简》是沈从文在坐船沿河返乡途中根据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所作，虽然不以写景为主，但在这些散文佳作中几乎每篇都能看到作者对湘西水上景色的优美书写，渲染出浓郁的抒情氛围。沈从文沿辰河上行，途径箱子岩时，看到河水两岸“一列青黛崭削的石壁，夹江高矗，被夕阳烘炙成为一个五彩的屏障”[4]，不禁为这巧夺天工的石壁而惊叹；即便是毫无波澜的长潭，在雨后初霁之时也显的格外美丽：“两岸的小山作浅绿色，山水秀雅明丽如西湖。”[5]没有任何华丽辞藻的堆砌，一幅幅如诗如画般的自然“水”境便展现在了读者面前，正如沈从文自己所说：“随意割切一段勾勒纸上，就可成一绝好宋人画本。”[1]而与这种自然“水”境交相辉映的便是湘西水边的“生活之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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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水”与生命：“生命之光，煜煜照人”
“水者何也？万物之本原也，诸生之宗室也”[1]，在远古人类的集体无意识中就把“水”看做是孕育万物的生命本源。威尔赖特也曾说：“水这个原型象征，其普遍来自于它的复合的特性：水既是洁净的媒介，又是生命的维持者。因而水既象征着纯净，又象征着新生命。”[2]因此，无论中外，浩浩荡荡、奔流不息的流水常常被视为生命的象征。沈从文也曾说:“我是个对一切无信仰的人，却只信仰‘生命'。”[3]由于沈从文对“水”的的偏爱，他笔下的湘西人生往往都生于水边、长于水边，与“水”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沈从文不仅借“水”建构起了作品中人物的生活背景，联系起湘西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同时也借助“水”构建了一个自身情感抒发的艺术空间，浪漫地书写了湘西“水”边原始生命煜煜照人地自然存在，绽放出湘西生命的野性与强力，寄寓了一种乡土化的审美理想。
从鲁迅《狂人日记》的第一声呐喊到二十年代乡土作家群“生命”主题的小说创作无一不凝聚着启蒙对中国农民问题的深刻思考，展现着乡村生命的多种样态。然而在他们作品中着重表现的是农民所经历的种种不幸与痛苦，生活在边域“水”城的沈从文则提出了“美在生命”的审美观点。面对国民变得愈加愚弱和畏葸不前的生命病态，沈从文强烈地呼唤着与自然相契合的生命野性与强力，希望借助这原始的生命强力与野性能让日渐衰竭颓败的国民重返生命原初的澄明之境。所以他曾说道：“我崇拜朝气，欢喜自由，赞美胆量大的，精力强的。”[1]在湘西这片未经现代文明浸染的土地上沈从文就发现了这种跃动着原始生命强力的生命形态，在理想化的湘西“水”世界中幻化出生命自然存在的合理愿望，
极力地赞美生命的能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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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自然”抒情的创作危机.................................32
第二节 抽象抒情中理想的探寻与精神的困境...........................38
第三节 “跛者不忘履”的“有情”追求....................42
第三章 “自然”抒情向抽象抒情的转变
第一节 “自然”抒情的创作危机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沈从文已经成长为享誉文坛的著名作家，而且基本上也已经形成了自己所独有的写作方式和文体形式，他的《边城》《湘行书简》《湘行散记》等一系列作品更是受到一众批评家的好评，正如夏志清对沈从文的评价：“他是中国现代文学中最伟大的印象主义者。他能不着痕迹，轻轻的几笔就把一个景色的神髓，或者是人类微妙的感情脉络勾画出来。他在这一方面的功夫，直追中国的大诗人和大画家。现代文学作家中，没有一个人及得上他。”[2]李健吾也曾称他的《边城》是“一颗千古不磨的珠玉”[3]，这都充分彰显了沈从文文学创作上独特的艺术魅力。那么，正处于创作的辉煌时期的沈从文为什么终止了一以贯之的“自然”抒情的写作方式而转向他并不擅长的“抽象抒情”呢？有学者将其归因于严格的出版审查制度。正如凌宇在谈到《长河》未完成的原因时，就更多的强调了在出版过程中遭遇的重重审查的阻碍，“第一卷完成后，在香港发表，即被删去一部分；1941 年重写分章发表，又有部分章节不准刊载。全书预备在桂林付印时，又被国民党检査机关认为‘思想不妥’，被全部扣压。托朋友辗转交涉，再送重庆复审，被重加删节，过了一年才发还付印”[1]。吴立昌也认为：“沈从文热切的希望新的抗日战争也许会净化未来的中国，但‘常’与‘变’交替错综却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因此‘作品的忠实，便不免多触忌讳等待它的必然是检査和刪节。”[2]但仅仅只是因为外在环境的暴力就能够让一个著名作家放弃自己擅长的抒情风格吗？在写作面临资金短缺等外在困难时，沈从文在致沈云麓的信中曾写道：“就这么也无妨碍，因为还是限制不住我想写文章的愿心。《长河》已成十三万字，不久可付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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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