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人物形象的双面开掘
第一节 蒙昧意识与原始生命力的拉锯
对于自己笔下的人物，萧红在一次与聂绀弩的对话中谈到：“我也开始悲悯我的人物，他们都是自然的奴隶，是一切主子的奴隶。但写来写去，我的感觉变了。我觉得我不配悲悯他们，恐怕他们倒应该悲悯我咧！悲悯只能从上到下，不能从下到上，也不能施之于同辈之间。我的人物比我高。”③“自然的奴隶”、“一切主子的奴隶”，是萧红在鲁迅的国民性批判思想的启发下，自觉深入底层大众而总结出的中国人身上的普遍特征。她是这么想的，她的小说在描写这些人的时候也这样写了。
生活中的英雄式人物是个案的存在，萧红的身边亦不存在太多有着跌宕起伏人生经历的人物原型，因此，她写的都是没有傲人事迹的普通人，他们沿着生老病死的轨道生活着，比起“伟大”，萧红在刻画“渺小”时显得更加得心应手。在“渺小”中，她的人物性格内部却呈现出了对立的特征。《王四的故事》里为主人家奉献一生却茕茕孑立的仆人王四，并不能真正感受到主人一家对他的轻蔑疏离，为少主人一家的付出在他看来可以换取尊敬和平等。他乐观地认为主人对自己“四先生”的称呼就代表了自己被主人家的接纳，和主人家的人差不多了，殊不知支取工钱时还是要拿着象征家里奴仆的手折。对“四先生”这个称呼的执着只是他编织自己家庭地位提高梦的途径。等到他年老不中用了，主人家甚至连一声“先生”都吝惜开口，他成了上了年纪的“王老四”，他困惑、不解、不服气：“不是多少年就‘四先生’了吗？怎么又‘王老四’呢？”①终于在一次河水上涨主人家遭难的时候，他扛着主人家的孩子、包袱将其送到高岗上去，为主人家减轻了受灾损失，因此他又重新获得了“老四先生……真是个力气人……”②的评价，他为自己从“王老四”到“四先生”再到“老四先生”称呼的转变而洋洋得意，在水涨的比腰还深的时候依然充满力气地为主人家卖命，直到那象征仆人身份的手折被河水冲走，当他趟着冰凉的河水走向高岗，人们的一句“王四摸鱼回来啦”③又将他的幻梦打回了原型，到头来，他还是家里的外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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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女性形象主体意识的消解与建构
作为一个女性作家，出于与普通女性结婚生子的寻常轨迹不同的人生阅历，萧红很难不将写作视点投入到男女两性的力量对比中。对于自身生存环境，她认为“女性的天空是低的，羽翼是单薄的，而身边的累赘又是笨重的”①。女性身上背负着的来自男性、社会的无往而不在的枷锁限制着她们个性的自由生长，被禁闭在以“妻性”构筑起的围城里压制了她们的个性意识与主体意识的建立，不敢真正在面对男性时站出来代表一个自主的人，“妇女从未能构成一个和外界隔绝的独立社会，她们是团体的一部分，被男性统治着，处于附属的地位”②。但是这并不代表她们没有张扬主体意识的能力，一旦来自外界的压力达到临界点，女性身上爆发出的能量也不容小觑。因此，萧红对于女性的描写更多的是将其放置于与男性力量对比的层面，她笔下女性形象的生死悲欢更多地是基于与男权世界的冲突与对立、基于女性卑不足道的地位和被动服从的性格特质。萧红从正反两个方面挖掘出其精神世界的丰富内涵，冲出了阶级观念和家国民族立场的包围，为言说女性自我开辟了一条新道路。
20 世纪 80 年代，自葛浩文的《萧红评传》在大陆出版起，学界开始关注《生死场》的丰富思想内蕴，解读出了民族国家话语之外的女性意识等主题。事实上，这部小说前三分之二部分许多地方都呈现出了作家对女性命运的关注。对于她笔下的人物，葛浩文曾如是评价道：“萧红在本质上是个自传体和善于描写她私人经验的作家。她个人自身与作品的关系越疏，则该作品失败的成分就越大。反之亦然。她作品中小说虚构的成分越浓，则故事的感人性则越少。她小说中的女性角色可算是她书中唯一写得好的人物。”③萧红从自身情感和生命体验出发，出于挖掘女性的精神困境的目的，从人物内部对其主体意识的描写进行了消解与再建构，从而使得《生死场》里的主要女性人物在张弛有度的内部力量作用下变得丰满而鲜活。
................................第二章 叙事模式的立体透视
第一节 儿童视角与成人视角的转换
视角的转换是萧红的小说创作时常运用的叙事手法，借助于儿童眼光中特有的穿透力和洞察力，萧红意在达到一种反讽性的叙事效果。以一个孩童的眼光和口吻讲述故事，能够更加真实地还原事物的本质，透过孩子清澈而直观的双眸，现实生活中丑陋、罪恶的人性特征暴露无遗，人物美好善良的品行也得到了更有力的表现。除了儿童视角，基于作家主体情感体验的成人话语也无法被完全剥离，“虽然作者刻意在一定程度上选择他的伪装，但是他永远不能选择消失不见。”①因此，小说中以儿童视角看世界的“我”和以成人视角看世界的“我”经常发生碰撞、转换，儿童和成人的眼中存在着某些互不理解甚至矛盾对立的因素，视角的互峙形成了对同一事物的不同看法，独具张力的审美效果在视角的转换之间蔓延开来。
《呼兰河传》前两章采用了第三人称全知视角，儿童视角和成人视角的转换主要集中于对小团圆媳妇、有二伯以及冯歪嘴子的描写当中，在运用儿童视角时作家刻意收起了成人的理性思维，以孩童的思维和口吻言说那些隐藏在表象之下的暗流涌动，表面叙事与真实故事相背离并形成对照。第五章里，作为孩子的“我”看到大家前拥后簇地去看小团圆媳妇，也心急如焚地拉着祖父带我去看，等到去了发现热闹散尽一点声响也没有了，“差一点没有气哭了”①作家以生动的儿童心理描写，写出了“我”对周围人渲染下的小团圆媳妇的好奇，人们争先恐后看热闹的情境被“我”的加入推到了高潮，然而当我真正见到了“传说”中的团圆媳妇时，才发现“与我想象的完全不一样，没有什么好看的，团圆媳妇在哪？我也看不见，经人家指指点点的，我才看见了。不是什么媳妇，而是一个小姑娘。”②“我”失望的口吻对大人们犹如迎来了一场盛事般的讨论构成了消解，团圆媳妇和普通的小姑娘并无二致，她没有什么奇异特殊的地方，奇异特殊的是邻人们拖家带口、着急忙慌地去围观别人家闲事的迫切。站在儿童视角去看待大家争抢着围在窗户外、门栏边看一个普通女孩的场景，不能不谓之新奇而可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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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断裂情节的对比互渗
在小说世界里，情节是架起故事大楼的砖瓦，它们的欢乐或悲伤、真实或虚拟、被表现或被建构以不同的方式增添了小说的质感。小说的情节或细节结构之间本身也存在着张力，克利安思·布鲁克斯在《悖论语言》中阐述“情节是联结与张力的原则。没有情节，我们就在小说元素中寸步难行”②。通常来说，人们对小说结构的要求常常是以连续完整的情节线索达到引人入胜的效果，情节的完整是小说创作的前提。萧红之前，大部分的作家都沿着这个共识一般的情节要求来结构小说，以并列甚至断裂的情节架构小说的情况实为少数。莱辛认为文学要是表现事物的并列，就是对时间艺术的背叛和空间艺术的侵犯。③然而萧红的文学思维里线性的时间概念并不是连结小说的唯一原则，故事情节的逻辑是服膺于自我心灵的，很早之前发生的事情和昨天发生的事情可以存在于同一文学空间之中。从文本的表层空间上看，线性时间的不在场使情节充满了切割之后的无序，叙事颠覆了既定的文本言说轨迹，而实质上，作家正是通过这样非情节或反情节的姿态重新塑造了小说的肌质，打破了情节的因果关系带来的连贯效果，形成与读者期望相冲突的陌生化效果。
美国作家利昂·塞米利安曾言：“一部小说的结构既不应太严密，又不应太松散，它的形式既不应是过分封闭的，又不应是过分开放的，它的情节既不应太多地强调因果关系，又不应带有太多的偶然性，作家必须在这些极端之中取得一种恰当的平衡，这种平衡的精确比例因具体的小说而异，它是建立在小说的不同主题和对主题不同的处理手法的基础之上的。”①塞米利安对小说家提出了一个非常高的要求，要把握好小说结构“恰当的平衡”实为不易，它需要作家丈量好一个度，超过这个度，将小说的因果关系太过事无巨细地交代，作品整体框架已然完整，但是肿胀充斥的文本空间却大大减弱了小说的美感，读者没有了自由想象的空间，小说也丧失了某方面的留白之美；达不到这个度，情节之间成为完全独立的个体，则不能称之为一部合格的小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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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民间立场与左翼话语的冲突................................48
第二节 国民性批判与乡土之思的对抗..............................54
第三节 启蒙思想的张力饱绽....................................59
第三章 多元主题的话语碰撞
第一节 民间立场与左翼话语的冲突
萧红的创作十年里，她与左翼文学的关系经历了一个明显的变化：前期的切近与契合再到后期的疏离与规避，这其中反映了作家心态的变化，也体现了作家对自身创作使命的体认与反思。在不断进行创作摸索的过程中，萧红悟出了自己创作的根基，她小说的重点一直放在那些大的环境中被动地接受影响、缺乏力量的人，对人民处境的同情悲悯使她难以再站在政治、国家等宏大立场进行言说，取而代之的是逐渐与左翼话语拉开距离，站在民间的立场对小人物的艰难生活进行观照。
萧红创作生涯的开始与左翼有着息息相关的联系。1932 年秋天，萧红、萧军结识了中共地下党员金剑啸，这年夏天哈尔滨水灾导致难民成群、饿殍遍地，这时作为中共满洲省委候补委员、中共哈尔滨市委东区（道外）宣传员的罗烽和金剑啸为了救助灾民度过寒冬，组织了“维纳斯助赈画展”进行募捐，尽管此时的萧红尚处于自顾不暇的境地，也为画展画了两幅画出了一份力。通过这次义卖画展，萧红开始走出自我狭小的天地，结识了许多朋友，扩大了社会交往的范围，从此走上了左翼文学的道路，奠定了一生跋涉的方向。这之后金剑啸创办了天马广告社，对内作为中共地下党与左翼文人的临时联络地，对外则承接广告绘画等业务，此时的萧红自告奋勇成为了金剑啸的助手，从与萧军的日常争执、柴米油盐的家庭劳动中暂时解脱出来。这样一来她不仅有了一定的经济收入，文艺思想也受到了左翼文人的影响熏陶，她积极参与到赈灾义卖结识的有志青年组织的左翼文化活动中去，爱国救亡热情被点燃，自身坎坷的经历也使她与左翼的某些理念产生共鸣，同时压抑已久的创作欲望也因为这段时间与左翼文化圈内人士的接触而被重新唤起，她自觉地走到了左翼文学阵营中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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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