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权力争夺的叙述视角
第一节 主人公叙述视角——解构男性传统
新世纪的女性作家大多不以女性主义标榜自己，她们首先关注的是“人”的情感诉求和生存状态，其次关注作为“人”的女性，在一定程度上是一种进步。面对两性关系，并不像以往的女性作家们一样急着为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群体争辩，她们也将关怀的目光投向被传统性别二元论压迫的男性，尝试在两性之间寻找平衡。女性作家在选择视角时，也将受到这种意识的影响。无论采用何种性别叙事视角，虽不以解构男性话语为最终目的，但在过程中和终点处则以尝试构建女性话语权为目标。所以在这些作品中，人人都可以成为主人公，从自身需求出发而摆脱“被凝视”的限制，表达性别意识，抓住更多主动权。在女性作家的主导下，女性意识被释放，女性话语权得以扩展，女性价值观和意识形态得到更多自由表达。男性从传统至高无上的位置跌落，“看”与“被看”的位置被调换。主人公不断尝试挣脱男性所规定的性别气质枷锁，彰显内心真实的气质特征和意识形态。从主人公视角出发，对事情发展和道德伦理的判断就更具备主观倾向，甚至外在的客观条件也将随主人公视角的变动发生变化。在此过程中，“看”的功能更被赋予了意识形态意义。
在方方的小说《奔跑的火光》中，尝试打破男性视角的垄断，以女性主人公英芝的视角来进行回顾并推动情节发展。英芝在小说一开始，就以主人公的身份发出疑问：“如果能为爱情而死，也算值了，好歹也曾幸福，而我却又是为了什么？”③作为农村底层女性，她不能理解自己究竟是如何一步步走入牢狱之中。可能曾经牢狱中驻足过的女性，都曾发出过无助的挣扎和临死前的冥想。主人公回顾性的视角一上来便垫定了小说整体思想基调。即使英芝开口便心如刀绞、泪流满面，但她仍然坚持要让读者跟随着自己的视角回顾往事。通过英芝的视角，读者不难发现，英芝对于自己的处境常常感到一种不满。英芝高中毕业后觉得学习无用便跟着村子里唱流行歌曲的班子演出赚钱，因为擅长调情收入不错。没多久因怀孕只能嫁给邻村的贵清，而贵清却是个游手好闲，只喜欢赌博睡觉的乡下青年。为了逃避与公婆间无休止的争执，英芝继续卖唱以偿还丈夫赌债和建属于自己的房子。但公婆和丈夫因为种种原因对英芝变本加厉的虐待，在一次激烈的冲突中英芝烧死了丈夫，最后自己也被判死刑，临死前轻唤自己儿子的名字：贱货。尽管英芝一直处在不幸之中，英芝对待阻碍时表现出一种积极主动的反抗，彰显她的天性。英芝未婚先孕、挣钱盖房、婚内出轨、出走打工、甚至烧死丈夫等等，主观能动性不断变强，以实际行动表现底层女性对强大男权的抗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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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主人公兼叙述者视角——视角转换中彰显性别意识
一个视角的聚焦者既是主人公又是叙述人显然会使视角复杂化，不同视角在转换之间有利于取长补短。如果说主人公从性别身份出发来选择视角的话，必然会带有一定程度的主观判断。作为参与故事者的主人公在叙述时视角单一，必然会按照自己的遭遇和理解叙述，因而或多或少都会有失偏颇。因为作为叙述人，整个故事的叙述和组织都在其一个人的掌握之中，既可以尝试深入主人公的内心，感受主人公的视角和情绪。又可以尝试跳出主人公身份的束缚，以一种客观冷静地视角统观整体。因此，如果是主人公兼具叙述者视角那呈现出的情节既值得怀疑又可能真实可信。但叙述者必须传达给读者整体可靠的信息，不然就失去了读者的信任。这种视角所带来的复杂性值得耐心细读，视角不断产生变化，一会是作为主人公参与事中的“内视角”，一会又可能转变为叙述人置身其外的“外视角”。视角转换造成的审美趣味正如李建军所说，“人物的内视点和作者的外视点，总是处于一种周流转化的动态过程中。内视点使读者与人物或人物与人物直接相遇，而外视点却使读者与整个小说拉开距离，获得一种整体感。”①视角在转换过程中容易对读者的阅读造成干扰，增加了阅读难度。在丰富和多样化之间流露性别意识，便于以不易被察觉的方式将作者想要表达的女性意识信号传达出来。
魏微在小说《拐弯的夏天》中便使用了主人公与叙述者合一的叙述视角，视角在主人公回顾性的叙述视角和幼年时的内视角之间不断转换。一开篇以主人公作为叙述者的外视角表达“我很想知道，在遇上阿姐的那一年里，我长什么样子，穿什么样式的衣服，有着怎样的神情。这对我来说，是一种纪念。”②这段描写以一位男性的视角出发，却是在寻求一位女性视角的肯定，在小说伊始便肯定了阿姐女性视角的价值和重要性。主人公对自我形象的遗忘象征着对男性成长史的遗忘，也是一种男性的成长史需要。幼年的内视角再次补充阿姐“这个母亲式的情人，她大我十六岁。她是我的姐妹，兄长，父母”③，阿姐女性对“我”的观察成为“我”建构自己的重要凭证。在所有亲属中，尤其是母亲在儿女成长过程中，母亲的陪伴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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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藏匿性别意识的自由间接引语
第一节 自由间接引语
“自由间接引语”是西方文学界 19 世纪以来重要的引语形式，1912 年由索绪尔的学生，瑞典语言学家查理·巴利（Charles Bally）命名，他是首位将“自由间接引语”作为独立的话语模式进行研究的学者。自由间接引语在现当代小说中极为重要的人物话语表达方式，“在女性主义叙事学兴起之前，批评家聚焦于这种表达方式的美学效果，但女性主义叙事学家则转而关注其意识形态意义”①，因而近年来倍受各方关注。女性主义叙事学目前多是对西方女性文学进行研究，“主要是英语世界文学文本的语法、句法、结构、修辞等要素进行叙事学研究的一种思潮，它针对的是以英语为创作语言的文学文本”②。因此，在利用女性主义叙事学进行本土文本研究的时候，要对语法结构、句法修辞等进行新的探索。申丹曾提到在西方文学的语法中，自由间接引语的“自由”最终主要体现在摆脱从句的限制，常常表现出明显的违反语法惯例。同时她也提到：“汉语中不存在引导从句的连接词，无大小写之分，因而作为从句的间接引语的转述语与作为独立句子的自由间接引语之间的差别，远不像在西方语言中那么明显”③。国内学者胡亚敏对之定义为“自由间接引语是一种以第三人称从人物的视角叙述人物的语言、感受、思想的话语模式。它呈现的是客观叙述的形式，表现为叙述者的叙述，但在读者心中唤起的是人物的声音、动作和心境”④。总之，“自由间接引语”比“直接引语”少了引导词和标点的约束，不受人物话语的限制，使用灵活；比“间接引语”更接近人物文本，强调叙述者介入人物的言行之中，叙述者声音和人物声音相融合，尽管是叙述者在叙述，但更具有人物的主观随意性。显然，自由间接引语在叙述者、人物、读者等多方之间起到了不可忽视的连结作用，兼备间接引语和直接引语之长，创造出更丰富的阅读感受。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者的声音和小说人物的声音重叠相融，或者互相应和。隐含作者通过自由间接引语使叙述人借助人物的言语或思想，潜入人物内心增强同情感，或思考现实情状进行反讽，或者透露丝丝线索探讨小说主题等。通过对人物所处社会现状的探讨，对人物命运的慨叹，叙述人得以表达独立的意识形态。因此，许多女作家都借助自由间接引语作为表现女性意识的工具。对新世纪女性作家小说中的自由间接引语进行阅读和尝试性分析，可以看到掩藏在文本之下两性之间利益斗争，以及女性性别权威的树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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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潜入内心增强同情
陈淑梅将自由间接引语的作用特征总结为“话语空间向人物话语（内心独白）自由敞开，叙述人的叙述自然而然地滑向人物的内心，又能自然而然地回到叙述人手中，有时叙事话语呈现为叙述人与人物互相应和的双声，有时叙述人甚至允许人物成为叙述者”①。自由间接引语的灵活性和不规范性，让叙述者给了人物敞开心理活动的机会。读者在阅读作品时，既感受到了叙述者的可靠性，也能对人物的遭遇产生同情感。女性作家的小说既想符合人物身份又想充分展现女性内心和发出呐喊，“自由间接引语”是非常有效的话语形式。在对自由间接引语的阅读过程中，读者听到的是叙述者对人物话语或思想进行转化的声音。叙述人潜入女性人物内心，或许与女性人物有共同观点，因而叙述声音常带有明显的情感倾向，引发读者的同情和共鸣。
在张翎的《邮购新娘》中，林颉明为了扩大经营，想推后涓涓的入学时间，先发展事业，后实现梦想。二人发生了小争执后，林颉明很快睡去，这时候涓涓
她不禁感叹天底下的男人大约都是如此没心没肺。如果把人的一生比作筛子，男人的筛眼一定比女人的大出许多倍。世界喧嚣热烈地流过筛面，男人留下的是石头，女人留下的是泥砂。石头干净利索简直明了，或收或弃，都难得遗下痕迹。而泥砂去却是琐碎污浊的，藏也藏得不甚清白，丢也丢得不甚决绝，难免留下长长久久的印迹。
这段话在文中没有引导句而单独成句，体现了人物内心意识活动，符合自由间接引语的形式。江涓涓在与沈远和林颉明的恋情中，都处于一种无足轻重的位置。沈远一直沉浸在自己建构的艺术世界里，江涓涓的到来、离去、回忆也都只是他个人艺术的一部分。而对于林颉明来说，涓涓或许只是亡妻母亲交代的任务，各取所需、抱团取暖，少了必要的爱和依恋。这段话表面文本是人物的怨言，但是也不难发现叙述者隐藏其中的身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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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我”把握公众发声权的“单言”形式................................45
第二节 “我们”表征集体声音的“共言”形式...........................47
第三节 “我”与“我们”群体的“轮言”形式............................50
第三章 群体集合的叙述声音
第一节 “我”把握公众发声权的“单言”形式
集体型叙述声音将文本中具体的主人公和个人的情节分离，叙述者从群体中站出来，并被授权替整个群体发出女性声音，以表达某类边缘群体或者被主流掩盖的群体的集体型声音。尽管单言叙述形式的叙述者可能会采用“第一人称”叙述，但在其个人化声音的表征下，是一种无法忽视的集体身份，是集体选出来的代言人。小说中的叙述者在被授予权威的同时，也取消了具备权威的资格，这种略显尴尬的双重身份在小说文本中关于女性个人经历的处理中尤为凸显。因此，带有单言特色的小说中总是在尝试将某种声音进行转化，将作者型叙述声音构建出的叙事权威交给个人化叙述声音，又将独立存在且互相之间不协调的个人型叙述声音转化为一种集体型叙述。本章节以《妇女闲聊录》和《好儿女花》为例分析。
《妇女闲聊录》是林白开辟新叙述形式的作品，小说中来自小乡村王榨的打工女人木珍，通过“第一人称”讲述王榨村的生活。进入 21 世纪，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女性逐渐走出家庭，在走向社会的过程中也不断地占据属于自己的领地，她们个人发出的声音空前得以引起他人的注意力。但在《妇女闲聊录》中这个来自王榨的女人，按传统的观念看她仍是处于失语状态的边缘人，她本人并不具备真正的话语权威，因此她更需要一种集体型的身份。在小说中，木珍常以“我”来表现一群人的生活本像。在第一章节，“在火车上饿了就吃咸鱼，我和那女的都是吃鱼，家里带的。她吃武昌鱼，我吃胖头鱼。她拿着一大块啃，没啃完，渴了就喝水，带了苹果、鸡蛋、香肠，糖、饼干、蛋黄派，都有人带。我就带了苹果和鸡蛋和鱼。”①“我”是年后返程的众多打工女性之一，在拥挤的火车上吃着自己带的食物，与其他的回乡者几乎没有什么不同。“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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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