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1990年代女性文学作家笔下的“疯女人”形象研究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以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笔下的“疯女人”形象为研究对象，选取典型文本对于这一形象的特殊性和普遍性进行整体探究，深入挖掘“疯女人”形象的“疯癫与文明”、人性与兽性等复杂特征，旨在探究这一形象所呈现的文化内涵和社会价值追求。

第一章1980-1990年代女性作家塑造的“疯女人”形象概况

第一节“疯女人”形象界说
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的作品中出现许多“疯女人”形象，这并非偶然现象。这一时期，西方各种文学理论涌入中国，尤其1985年“方法论”热，更是助推女性主义在中国的发展。1995年第四次世界妇女大会的召开，进一步提高了女性作家对女性主义理论等问题的关注。女性作家创作热情高涨，在创作中更加注重女性的地位，将女性作为文本的主角，为女性书写历史，而将男性形象作为“隐退”的配角。这些文本相对比较隐晦，避开宏大叙事和公共空间，很多故事情节以荒诞的形式呈现，女性形象不再是单薄的附属性的具有象征意义的，而是从内在被“解剖”，将女性极端的、复杂的，甚至丑恶的心理状况毫无避讳地展现出来。这一系列“疯女人”形象的出现，最大限度地表现了女性内心矛盾和生存困境，目的在于揭露女性的心理问题，对男性身上的劣根性进行批判，探索女性生命价值的实现。女性作家书写“疯女人”是有着性别上的优势的，她们更加了解女性的心理特征，能够站在“疯女人”的立场，诉说自己的需求，表达自己的欲望。戴锦华曾对女性写作的优势予以强调，“我自己不太喜欢用‘女性文学’、‘女性诗歌’这样的字眼……我自己更喜欢用女性写作’这个概念来谈所有关于女性的文化事件、文学事件。在女性写作中，我非常强调实践的意义。女性写作是一种包含了很多可能性的、具有无限空间的文化的尝试，可以叫做一种文化的探险。这种体现的意义在于，把长期以来没有机会得到表达的女性的经验、视点、对社会的加入、对生活的观察，书写出来。而且我相信这种女性写作还能包含某些传统男性写作所不能达到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所以我觉得女性写作具有更广阔的空间，具有更多样的可能性，而不是一个特殊的事件，特殊的可以进行界定的文学现象。”女性作家通过自身女性视角观察女性生活，透过现象洞见本质，用一种审视的姿态探讨“疯女人”这一弱势群体的生命价值。在我看来，那么多女性作家热衷于塑造“疯女人”形象，正是发挥自身性别优势，将妥协还是反抗、生存还是毁灭等女性生存困境的探讨推向极致的一种尝试。“疯女人”形象作为一个特殊的文化事件，是女性写作的一种探索，它突破了传统女性形象的藩篱，既是个体差异的一种特殊表现，是个体对于社会的主观拒绝，当它提升到一种指向性的普遍存在时，便具有了更加丰富而强烈的批判意味。但是如何界定“疯癫”未有明确定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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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疯女人”形象类型
女性作家用精致细腻的笔触演绎出一系列“疯女人”形象，或抑郁苦闷，或叛逆不羁，或极端和有害的，展现着特定时期女性的生存状态和精神面貌。这类形象，在中国文学史上经历了一个相对漫长的动态流变过程。在鲁迅的笔下，祥林嫂成为一个完完全全的接受者，她没有反抗能力，头脑被麻木卑微所内化，她无疑是父权社会“文化霸权”的产物。在曹禺的笔下，繁漪的“疯”具有被迫性，她被所有人视为“疯子”，最后“将疯就疯”，表现出女性的难以压制的欲望和无法挣脱的悲剧命运。在张爱玲笔下，曹七巧则代表着一类典型的欲望受到压抑的女性，性格呈现更为复杂，歇斯底里甚至具有虐他性。这些“疯女人”形象存在社会身份单一、担当的社会叙事功能单一等缺陷，她们大多是苦难的展示者，构成了对封建伦理道德和黑暗社会现实最有力的批判，但争取主体地位却只能以疯狂的方式悲剧落幕。而20世纪八九十年代，女性作家以一种积极的姿态探索这个话题，她们塑造的“疯女人”形象对于自我主体身份的确认比较激进和主动，这类形象的虚无化、神秘感、恐怖性有所削弱，而将“疯”融于平淡日常生活中，角色感的淡化带来了现实感的増强。
“疯女人”之所以疯狂，其原因主要是欲望无法满足、个体难以确证，导致自我毁灭，从而呈现出被异化被扭曲的状态，她们用这种方式来与自己抗争，与社会抗争。这些“疯女人”一般都不是先天性的疯癫，往往由于后来外界因素导致，她们多为弱势群体，受到社会现实的不公待遇，从而遭到歧视、排斥、隔离，不得不沦为“他者”，放逐在社会边缘，只能走向自我，来获取一种自慰和保护。一方面，“疯女人”是受压抑的角色，她们被社会秩序排挤出“理性”的范围，从而对于自身处境产生焦虑怀疑，对人生缺乏大局和远见，封闭自己直至陨落；另一方面，“疯女人”也是反抗的角色，她们用非理性的方式对抗理性，对抗社会的不公平不合理，偏离社会准则下的行为规范，悖逆现常态，企图以此挣脱种种束缚，获得自身的满足，以极端的戏谑的方式把玩人生，甚至不惜付出泪与血的代价。“疯女人”形象的深刻意义在于，不仅表现了个体的复杂性，在“自我”与“非我”中寻觅与徘徊，也是对社会的规范与荒诞、理性与非理性、权威与异端的重新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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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疯女人”形象特征

第一节疯癱的性别差异
对于“疯女人”的书写，男女作家的关注焦点各有其侧重。女性作家关注“疯女人”的个体经验，注重心理的细腻表达和躯体的大胆书写，让“疯女人”说自己的话。而男性作家则更看重“疯女人”外在的意义表征，“疯女人”成为凸显男性地位的工具化存在，“疯女人”只能说男权社会允许说的话。苏童在《妻妾成群》中塑造的颂莲，她虽然接受了文明教育，有着女学生的清高冷傲气质，在生活方式上讲宄西方小资情调，第一次见陈佐千还要求去西餐社，吃蛋糕点蜡烛。但是颂莲骨子里却仍然被封建传统旧规所拘禁，在父亲茶厂倒闭自杀之后，她在做工和嫁人中选择了嫁人，在嫁一般人和有钱人中选择嫁有钱人，对女性地位和命运的选择仍然处于传统认知上。在嫁入陈家之后，颂莲主动取悦陈佐千，她看不起三位太太，甚至对下人颐指气使，把自己的聪明智慧用做了与三位太太的勾心斗角，伤害下人雁儿，揭发三太太出轨，从一个接受文明教育的女学生彻底退化成深宅大院里争风吃醋玩弄手段的怨妇。在目睹三太太被扔进井里淹死时，颂莲说，“杀人，杀人”，就是这句话，陈佐千给她扣上了“疯女人”的帽子。苏童没有让这个带有现代文明光彩的女性获得新的活力和生命，而是一以贯之地让“疯女人”成为女性奴隶的化身，成为封建制度的牺牲品。这与繁漪的疯，是异曲同工的，当女性试图揭露男权社会的罪恶时，她们反被男性封建大家长“判决”为“疯女人”，可见女性在封建男权社会是没有发言权的，她们被迫接受悲剧宿命。从这个角度上讲，男性作家笔下的“疯女人”仍然困在传统的角色认知上，并没有给予“疯女人”争取平等权利的意识和能力，他们更注重表现“疯女人”的批判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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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飞翔”的思维与荒诞的语言
“疯女人”的性别特征、生存空间和生活环境直接影响了她们的思维方式和表达方式。生存环境的闭塞狭窄，也导致了“疯女人”性格中的自闭、狭隘。在这种环境下，“疯女人”很难形成开朗的性格、对生活的乐观态度、对事物的大局意识，空间越是封闭阴暗，“疯女人”越是缺乏与外界的沟通交流，她们的内心空间就会逐渐“发霉”，其语言功能和交际能力也就逐渐脱离正常。在小说中，“疯女人”既然是疯癫的，那么在无理和无序中就可以获得充分的话语权和话语空间，她们因为不受规约而获得了“自由”，她们试图发出自己的声音，企图打破男性中心话语体系，建立自己的话语系统。“疯女人”不再是沉默的女性角色，她多爱幻想，不被认可，善于自言自语，她们的思维是“飞翔”的，语言是缥缈的、碎片的，从渴望被倾听被理解，到自说自话构建自我对话空间。方方的《暗示》中有一个重要线索人物就是疯了的二妹，她对待感情纯粹而专注，而男友却对感情不忠诚，就连最后的分手男友也采取冷暴力的方式，明明是犯错者，却心安理得地说，早已对二妹做出暗示。男友虚伪的感情欺骗，令二妹对爱情和人性的认知产生了极大的恐慌和不信任，这种打击导致了她的精神失常。而男友曾说的“暗示”也成了她不能抹灭的伤疤，以至于在她精神失常之后，口中仍然反复念叨这两个字。“暗示”二字既是对虚伪男友的谴责，也是对自我的责备，全心全意地付出却换来感情欺骗，不能及时止损，直到付出所有却发现自己已经倾尽所有，这种打击对于感情纯粹的二妹来说，超出了自己的承受能力。这个精神失常的二妹却成为大姐叶桑的参考坐标，叶桑能够清晰地读懂二妹毫无逻辑的思考方式与单纯的内心世界，二妹口中的“暗示”，揭开了叶桑与丈夫的婚姻矛盾，以及父亲与姨妈的悲剧爱情。小说人物对话不多，尤其二妹的语言更少，但是作者对每一处人物对话的安排都颇有深意。一直拿“暗示”当口头禅的二妹，在大姐叶桑和妹夫宁可一起送她去医院时说了“好玩”，此时叶桑与宁可的暧昧气氛充斥着整间病房，二妹的这句话也暗示出叶桑与宁可之后的乱伦之举。但是不管这乱伦之举是出于欲望的不可遏制，还是出于对丈夫出轨的报复，叶桑终究是无法摆脱这种理性道德和伦理规约的谴责。所以二妹的“暗示”成为叶桑内心的“暗示”，这种暗示最终引导叶桑以自杀的方式结束生命，从而获得精神的解脱。二妹反复絮叨的“暗示”，并不是真正的疯言疯语，她用自己的视角观察着身边的每个悲剧女性，不管是姨妈、叶桑还是她自己，都因无法获得纯洁爱情而走向个体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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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疯女人”疯癫的原因探析..........................24
第一节欲望与现实的巨大落差..........................24
第二节人格缺陷与能力匮乏..........................24
第三节男权社会的压制..........................24
第四章病态人格的多重反思..........................35
第一节女性作家的焦虑与认同..........................35
第二节现实批判意义..........................35
第三节“疯女人”形象的缺憾..........................40

第四章病态人格的多重反思

第一节女性作家的焦虑与认同
“疯狂”作为一种文本隐喻，比“理性”具有更加丰富的阐释空间。女性作家关注“疯女人”群体，不仅与个人经历密不可分，在作品中表现出自传色彩，隐含着女性作家自身的焦虑和压抑，另外，她们努力探索新的女性形象，与主流话语进行较量，通过对这个病态群体的刻画，表现出对这一相对弱势群体的人文关怀，以及对于污浊社会现实的批判。《阁楼上的疯女人》对“天使”和“疯女人”这两种极端化的女性形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并且在哈罗德.布鲁姆的“影响焦虑”基础上，提出了女性作家的“身份焦虑”说。女性作家如何自立于文学殿堂和现实世界，以自己的性别优势探索女性群体的生命状态，同时找到自己的作家身份，一直是新时期以来女性作家在努力的方向，女性作家对自身身份、女性形象和女性写作也获得了新的认知和探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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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