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灾难母题生成的“中原场域”
第一节 灾难母题的自然成因
人类社会的发展史，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一部人类自身与各种灾难不断斗争的抗争史。众做周知，文学作为记录与反映社会现实的一种载体，自然不会忽略与人类社会如影随形的各种灾难，也即说，对于灾难而言，文学始终充当着历史记录者与省思者的角色。翻检古今文外的文学经典就不难发现，无论是西方文学中加缪的《鼠疫》、若泽·萨拉马戈的《失明症漫记》、理查德·休斯的《牙买加飓风》、薄伽丘的《十日谈》、加西亚·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让·吉奥诺的《屋顶上的轻骑兵》、毛姆的《面纱》、约翰·温德姆的《三尖树时代》、小松左京的《日本沉没》、詹姆斯·鲍里克的《海变》、克莱斯特的《智利地震》等作品，还是中国现当代文学中丁玲的《水》、欧阳山的《崩决》、田汉的《旱灾》、萧乾的《流民图》、沙汀的《灾区一宿》、钱钢的《唐山大地震》、迟子建的《白雪乌鸦》《世界上所有的夜晚》、虹影的《饥饿的女儿》、张浩文的《绝秦书》、歌兑的《坼裂》、杨显惠的《定西孤儿院纪事》《夹边沟纪事》等很多作品都是对灾难的秉笔直书，这些作品与其说是作家对灾难母题的一种自觉书写，倒不如说是作家对各种灾难现实予以记录、再现与省思的一种责任和担当。而当代“中原作家群”的文学创作自然也不例外，并且他们在对灾难母题的开掘中，还显示出他们独有的灾难母题叙事特征与书写情结，深究其个中原因，不难发现此种现象与河南历史上“灾情种类之多，地域之广，时间之长，均为全国之冠”①不无关联。
河南位于中国的中东部，西部和南部为连绵的太行山、伏牛山、桐柏山和大别山北部等环绕，中东部为丘陵和平原，整体地形呈现出西高东低的走势。加之河南又地处北亚热带与暖温带的过渡地带，在气候上呈现出春季干旱、夏季多雨等特征，夏季温暖湿润的海洋气流从东南方向进入河南，遇到抬升的山地变冷就在太行山、伏牛山东部和大别山的北坡山区形成三大降水中心。此外，河南横跨四大水系②流域，境内河流众多，其中黄河、颍河、汝河、淮河从河南北部和南部穿境而过，每当遇到恶劣天气连降暴雨，西高东低的地势就会致使洪水穿过丘陵地带直泻平原，造成河南境内主要河流中下游水位的暴涨，并最终形成洪灾泛滥的恶果。另外，黄河在河南段流经的区域多居黄土地带，土质疏松而易被水冲刷，又适逢黄河流经的区域大多缺乏森林植被覆盖，从而导致黄河“一石水六斗泥”、“一碗水半碗沙”的沉淀状况的生成，加之黄河流经河南境内的整体坡度不大，水势减缓，这种状况又致使黄河中上游携带的大量泥沙在河南境内淤积沉淀，最终导致黄河在河南境内开封段形成“地上河”。而每当上游突降暴雨，作为“悬河”的黄河中下游段由于执政当局窳败、水利设施年久失修、调控措施不力等综合因素，就会造成黄河决堤泛滥成灾的严重后果。据资料显示，在解放前的二千多年的时间里，黄河决口 1593 次，较大的改道 26 次。这些决口和改道大多数都发生在河南境内，仅中牟境内不到四十公里的堤线上，就曾决口 45 次，清代近三百年间黄河在河南境内决溢多达 50 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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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灾难母题生成的人文环境
一、“豫灾剪影”的现实映像
三分天灾，七分人祸，自然条件虽为构成各种灾难的原因之一，但是其最终形成哀鸿遍野、饿殍塞途的严重后果，则与人为因素不无关联。就河南而言，只要简单回溯一下中国历史，就不难看出，作为中国古代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河南自古以来就是兵家必争之地。春秋之际，周朝实行分封制，河南不仅在全国范围内是封国最多的地区，而且也是各分封国之间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相互联系的中心与枢纽。优越的地理位置一方面使河南成为当时全国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心，同时也让河南成为各诸侯国争夺霸权和相互鲸吞蚕食的主要战场。战国时代齐、楚、燕、韩、赵、魏、秦七雄争霸，河南属韩、魏之地，西有秦国，北有赵、燕，东北为齐，南面临楚，恰好位于各大国之中，因此出现了七雄逐鹿中原的战乱局面。西晋末年的“永嘉之乱”致使以河南为中心的中原地区，农田水利设施遭受极度毁坏，农民流离失所，田园大面积荒芜，并最终形成“白骨露於野、千里无鸡鸣”的局面。唐朝的“安史之乱”不仅使大唐帝国走向衰落，更使黄河中下游广大地区屡遭兵燹浩劫，黎明百姓生灵涂炭；《旧唐书·郭子仪传》曾记载：“东周之地，久陷贼中，宫室焚烧，十不存一。百曹荒废，曾无尺椽，中间畿内，不满千户。井邑榛棘，豺狼所曝，既乏军储，又鲜人力。东至郑、汴，连于徐方，北至覃怀(今河南武阶)经于相土(今河南安阳)，人烟幽禅色，千里萧条。”①五代十国，北方持续混战，黄河中下游流域更是不断地遭受战乱的打击，百姓为逃避战乱背井离乡苦不堪言。北宋末年金人数度入侵造成的“靖康之难”使大宋政治文化中心南移，而河南也正是由此从鼎盛中原走向“外省”式微。此后蒙古族挥师南下建立元朝，河南又是兵戎相见的主战场。中华民国时期，河南更是兵连祸结战火不断，尤其是以直、皖、粤、桂、奉等各派军阀争权夺利的混战、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等影响为甚。这些战争无论是在河南直接发生，还是各派军阀由于战争爆发而在河南派丁拉夫、筹粮要款，都会或直接或间接地殃及河南。旷日持久的战争使中原狼烟四起、盗匪横生，致使大批灾民流离失所、生灵涂炭，生命财产遭受重大损失不得不卖儿鬻女远走他乡，大片良田荒芜，基建设施遭到损坏，农业生产力遭受严重破坏。更为甚者，交战双方还为了应对战时的“不时之需”，除了拉丁、派粮、催款之外，还不顾人民死活，采取诸如“以水代兵”挖堤放水极端方式，人为制造各种灾难的发生，这些都为作家的灾难叙事提供了丰富的题材资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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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流变
第一节 1949——1978：秉笔直书与人定胜天
回溯灾难母题叙事的发展轨迹，抛开古代、近代不讲，现代文学时期中原作家的灾难母题书写就呈现出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特征。1942 年至 1943 年间河南遭受严重旱灾，《前锋报》的特派记者李羹以“流萤”①为笔名，连续发 10 篇报道②，并结集成册《豫灾剪影》，该书的出版发行让当时河南的旱灾引起了全国乃至全世界的关注。无独有偶，1943 年 2 月 1 日《大公报》发表了记者张高峰的通讯《豫灾实录》，再一次佐证与揭露了国民政府面对如此严重的灾情，还继续在河南征兵、征粮的荒唐行径，同时，作者还在文章中发出救灾刻不容缓的“呐喊”。此外，师陀、徐玉诺、曹靖华、苏金伞以及后来的姚雪垠等作家，对灾难母题的书写也大多采用秉笔直书的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众所周知，现实主义辨而不华，质而不俚，其文直，其事核，不虚美，不隐恶的实录精神，不仅成为当代“中原作家群”显影灾难现实、反映民众抗争灾难的一种手段，同时也更成为表达中原作家创作主体对灾难的认知态度和灾难叙事策略以及灾难叙事伦理和情感诉求的一种有效载体。
一、秉笔直书的忠直描摹
众所周知，当代文学“十七年”①时期对文学书写规定性的诉求，则使自然灾害无法或很少能够像现代文学时期那样进入主流题材的书写行列，即使在有的作品中被偶有涉及，那也基本上是为表现人民群众战天斗地的革命豪情和满足特定意识形态要求的应景之作，在这种情形之下，灾难往往被视为被挑战、征服和战胜的对象，如柳青《创业史》中梁三家三代创业就发生在战胜灾荒的年景之后，申跃中的《一盏旱灯下》、马烽的《我的第一个上级》等也都遵循着人定胜天的灾难叙事模式；而在陈登科的《风雷》中，灾难则成为体验人民内部思想倾向和政治路线的标尺。在此种语境下，如果说中原作家的灾难母题书写具有某些“同质性”特征的话，那就是无论其是针对历史还是当下的现实生活，此时他们的灾难母题叙事注重的已不再是灾难给民众所造成的痛苦和财产生命的损失，而是侧重于对抗灾过程中民众战胜灾难的勇气和果敢行为、对人们在抗灾过程所显示出来的精神力量、对灾难中所产生的抗灾英雄的再造与形塑，而对普通人在遭遇灾难时内在思想情感的变化和波动则缺少应有的关注与刻画。这种创作倾向就导致灾难母题叙事作为一种宏大叙事和当时主流意识形态的传声筒，其更多地体现出的是文学为适应主流话语诉求而衍化为一种“跟风与应景”式的写作。
第二节 1978—2000：多元杂糅与文化反思
进入新时期②，伴随着文学界的思想解放和艺术新变，灾难母题书写逐渐走出以“十七年”和“文革”为背景的“伤痕文学”旧有藩篱，逐步形成以自我记忆为中心、作家的主体精神得以张扬的书写体系，不仅创作上当代“中原作家群”对灾难母题的审视与叙事维度日益自由多元化，而且他们作品中所体现出的灾难意识也呈现出多元杂糅的态势。具体而言，“1978——2000 年新时期”的灾难母题叙事更多的是侧重于关注灾难事件本身，关注灾难中生命主体的内在心理和精神感受，在对人与自然之关系的辩证思考中来看待灾难、反映灾难与思考灾难。
一、叙事的多元化
毋庸置疑，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所出现的重大自然灾害和社会文化事件促进了灾难母题叙事的发展与繁荣，如通海地震、唐山地震、汶川地震、青海玉树地震、四川雅安地震……则催生了杨杨《通海大地震真相》、钱钢《唐山大地震》、关仁山、王家惠《唐山绝恋》、刘宏伟《大断裂》、张庆洲《红轮椅》、张翎《余震》、孙守廷《血脉》、张学梦《蓝色的纪念》等不同体裁对地震灾难书写的作品；非典过后，则有王宏甲的《非典启示录》、柳建伟的《SARS危机》、冯积歧的《非常时期》、夏凡的《爱在 SARS 蔓延时》、向本贵的《非常日子》；艾滋病爆发后则有阎连科的《丁庄梦》、癌症和瘟疫等存在则产生了毕淑敏的《拯救乳房》《花冠病毒》，洪水灾害之后则有柳建伟的《惊涛骇浪》、李尔重的《战洪水》、傅建文的《荆江倒计时》等出现。这些作品或以虚构或以纪实的方式回应和再现了灾难发生的现实场景，丰富了灾难母题的主旨意蕴，拓宽了灾难母题的表达方式，深化了作家主体和社会公众对灾难的认知和理解。
就当代“中原作家群”的灾难母题书写而言，以梁鸿为代表的“非虚构”③写作是他们叙写日常生活中灾难的一种主要创作方式。梁鸿的《梁庄》和《梁庄在中国》涵盖了当下农村的政治管理、教育现状、留守儿童与老人等一系列社会热点、难点和痛点等问题，在作家对自我家乡一次次回眸与审视中表现出她对中国乡村传统伦理道德观念的折射与挖掘，作品可谓是对中国农村当下的社会现实给予了一次全方位、立体性的扫描。在作品中，“农民工”①的迷惑、向往城市却缺乏归属感、厌倦乡村却反而将其作为自我心灵归宿的矛盾心态，被作家通过一段段朴实无华的自白以“非虚构”的方式展现了出来。
............................ 第三章 灾难母题的主题向度……………………………50
第一节 跌宕起伏的命运主题………………………………51
第二节 抗衡灾难的英雄主题……………………………55
第四章 灾难母题的叙事模式……………………………75
第一节 写实型叙事模式…………………………75
第二节 象征型叙事模式……………………………81
第五章 天灾母题 …………………………………94
第一节 天灾母题的现实向度 ……………………………95
第二节 天灾母题的“饥饿”表征 …………………………98
第八章 矿难母题
第一节 矿难母题的生成追溯
一、文学传统
19 世纪初至 20、30 年代，外国资本率先在我国兴办了一批工厂、矿山等现代企业，由于当时生产力水平低下，资本家的唯利是图和安全措施的不健全，在矿区导致冒顶、瓦斯爆炸、透水、塌方、火灾等各种矿难时有发生。于是，一些文学创作者以矿难为主要题材，将之作为反映煤矿工人疾苦的描写对象与主要题材，龚冰庐的《血笑》《矿山祭》《炭矿夫》，毕焕午的小说集《掘金记》（《人市》《下班后》《溃败》《幸运》）、萧军的《四条腿的人》等作品就是矿难母题的肇始。随后巴金的《雪》《煤》等作品亦都反映了煤矿工人因反抗资本家压榨而起来反抗罢工的情景。
20 世纪 40、50 年代苗培时的《矿工起义》展现了民族危难存亡之际煤矿工人为抗战英勇献身的故事。李纳的《煤》、康濯的《黑石坡煤窑演义》、萧军的《五月的矿山》、艾青的《煤的对话》等作品则记录与反映了当时煤矿工人的生活状况与精神风貌。及至 20 世纪 70 年代末到 90 年代初，当代文坛涌现出了以周梅森、刘庆邦、谭谈、蒋法武、孙少山、焦祖尧等为主要代表的叙写煤矿母题的作家，他们创作出了如周梅森《沉沦的土地》《黑坟》、谭谈的《山路弯弯》、陈建功的《丹凤眼》、孙少山的《八百米井深处》、焦祖尧的《跋涉者》等许多具有影响力的优秀之作。当代“中原作家群”则产生了刘庆邦的《走窑汉》《神木》《红煤》《黑白男女》《断层》、傅爱毛的《嫁死》《空心人》等一批著名的矿难母题作品。这些矿难母题的作品有的叙写矿难发生之后矿工家属所表现出来的顾全大局、相互关爱、相互帮助的人性之美，如刘庆邦《黑白男女》、傅爱毛的《嫁死》；有的书写为了追逐个人利益而导致矿难发生的悲剧，如刘庆邦的《红煤》《神木》；有的描摹矿难中人性“恶之花”的绽放，如刘庆邦的《走窑汉》、傅爱毛的《空心人》等等；这些作品都带着一股粗犷浓郁的“煤”味儿，不仅在当代文坛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而且还引起社会广泛的反响和关注。如曾获得第二届老舍文学奖的刘庆邦的中篇小说《神木》，在改编为《盲井》后，荣获第 53 届柏林电影艺术节银熊奖，在国际电影界也引起了很大的轰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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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