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绪论
（一）选题意义与价值
1.选题缘由
对于早期游牧及定居的蒙古族农牧民来说，胡仁乌力格尔的生发与存在对他们的业余精神生活起到极大的丰富作用，是内蒙古东部地区蒙古族人民群众最喜闻乐见的艺术形式，也是蒙古族文艺中具有代表性的艺术。在当代，胡仁乌力格尔研宄对蒙古族传统艺术传承仍具有很强的“现代价值”。早期从事说唱胡仁乌力格尔的胡尔奇大多都是残疾人，他们把说唱事业作为一种谋生手段。而如今的胡尔奇们不仅身体健全，而且精神层次和文化程度上都有了很大的提高。拥有“传统艺术”身份的胡仁乌力格尔的传承性受到很大程度的重视，但不得不承认的是胡仁乌力格尔的发展面临着区域认可局限、语言环境局限、时发表展局限等严峻的挑战。所以对胡仁乌力格尔展开研究是对其传承与保护的重要环节，笔者以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为个案，探讨其显现的蒙汉文化交融。
2.研究对象
本文以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与清代如莲居士的《薛刚反唐》为研究对象，从人物、情节、语言等方面探讨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对汉文原著的继承与创新，分析二者异同及其原因。
如莲居士的《薛刚反唐》是一部具有历史演义和英雄传奇双重性质的小说（以下简称“如本”），是清中叶的“说唐系列”演义小说的重要组成部分。清朝中后期汉文小说《薛刚反唐》传入内蒙古东部地区，被蒙古族胡尔奇改编为蒙古语说唱的“本子故事”，伴四胡进行说唱。著名说书艺人布仁巴雅尔说唱的《薛刚反唐》（以下简称“布本”）以如本为底本对薛刚反唐的故事进行口头演绎，共用43个小时唱完。
.....................
（二）研究综述
作为深具蒙古族民族审美特性的文学形态，胡仁乌力格尔所表现的内容与形式深深地扎根于蒙古民族的文化土壤之中。
从20世纪50年代开始，国内出现对胡仁乌力格尔研究，开山之作是皓洁、钱民的《内蒙古民间艺术家一一琶杰》和嘉其的《民间艺术家一一毛依罕》两篇文章，他们首次向学界介绍了著名的胡尔奇琶杰和毛依罕二人的生平、演唱曲目以及技艺风格等。文章发出后，引起学术界关注，一大批学者开始着手对胡仁乌力格尔的历史性事实资料进行收集整理，多侧重于研究胡尔奇各流派中的名家、名篇，研宄内容涉及到定义、产生的时间、传播途径等。这一时期胡仁乌力格尔研宄正处于初期阶段，整理与研究还不够全面，但它为后期胡仁乌力格尔的研宄开了个好头。
十年“文革”期间，有关胡仁乌力格尔的研宄处于断裂阶段。直至1978年后，学界上陆续出现查干巴日、额尔敦巴雅尔、白音那、特嘎达斯、阿拉坦巴根等人的相关文章。但这些文章较文革前“十七年”期间的研究呈相似状态，是对前期理论的再次重申，研究成果没有新突破。
汉文《薛刚反唐》作为隋唐时期薛家将故事系列的一部分，至今学界研究较少，相关研究论文有吕叔桐和牛丽红的《薛刚何曾反唐王一一薛家将本事考实》。该论文观点认为历史上并不存在薛刚这个人，而民间对薛刚故事的传颂影响到人们对历史事件的真实判断。该文作者没有看到历史演义小说存在所具有的历史价值。
......................
二、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对汉文原著的创新
（一）人物的重新塑造
胡尔奇作为会讲故事的人，有着惊人的故事构架能力和艺术创作冲动。他们并非是对汉文故事中情节、人物的简单搬用，而是对它们进行删繁就简的转化，使它们符合蒙古族说书这种口头表演形式。为活跃气氛，适应不同听众的层次需要，胡尔奇添加个人对故事中人物的爱憎评论，或者为自己喜爱的故事情节增加份量，延长说唱的时间等。
1.次要人物的删减
（1）非主人公人数减少
如本涉及的人物众多，关系庞杂。如杨绣娘为媒说合、天辉连擒四好汉、敬晖保驾出长安、罗家将教钩镰枪、罗英奉计救文龙、唐魏公命将救将、罗昌投军暗助唐、秦文出猎遇奇人、武全忠偶遇佳丽、夏去矜设计害人、方彪入牢见家主、赵武大怒闹武衙、秦文势急反周朝、赵武大战殷楚鸦、薛云用计取当阳、武丹池顺女归唐、苏黑虎集众拒唐等情节中的人物在布本中均未出现，这些非主人公人物数量的大幅减少是布仁巴雅尔考虑接受者的水平和自己平时的说唱习惯有意为之。
首先是出场人物数量上的减少。如本中出场的人物不仅有支撑整个故事完整发展的薛刚、武则天、李显、李旦（李玉），还有各集团下的贤臣、武将和仙界道人、老祖等，这些看似在《薛刚反唐》故事中的次要人物，均被如莲居士赋予了各自的出场顺序、职责和功用，小到每个小厮、丫鬟、兵卒都有各自的名姓和事件，范围丰富，张力十足，从而构建了群雄反唐的故事。而布本中出场人物的数量明显少于如本，除了保留主要人物和对情节伸展有重大影响的人物之外，去掉了只出场一次的人物，如杨绣娘、敬辉、罗英、罗昌等这类突然出现，又很快不再下文继续承担角色的人物。
其次是精心设计有影响力的次要人物。在整个薛刚反唐的故事中，人物善恶分明，是群雄与群奸的斗争，善人聚义思正，恶人蚁鼠一窝，如本人物链条呈现分散状，布本人物呈集中状，布本喜重复指定已出现的人物来设计情节，继续故事。如在布本中，敬辉没有出现，而是由多次出现的吴奇、马赞保庐陵王出长安等。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在刻画那些具有主要影响力和缺之不可的人物上。
........................
（二）情节上的再创作
本重事件、情节，兼具文学性、哲理性、可读性，节奏快，带有说教意味，但少生动性和情感体验，逻辑性和细节上处理的较为粗糙，有时会显得情节不可信，细节上经不起推敲。相比较而言，布仁巴雅尔在说唱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时注重故事逻辑内容的完整性和故事情节的前呼后应，在建构故事框架时因为个人说唱惯性的需要和受众喜好重构原有的结构顺序。布本更重人情，更具场面性，故事情节更集中，逻辑思维更加严密，情节更加完整，更加曲折和引人入胜，减少了从天而降的人物和突兀缺失之感。
布仁巴雅尔在接受如本的过程中首先删减掉很多在蒙古族文化语言环境下无法理解和接受的情节，同时增加了抒情化的叙述方式和更具逻辑性的细节，加入大量的人物对话和情节来凸显人物的性格特征，增加了一些排比、比喻、夸张性的句子，不自觉地把人物和事件赋予某种蒙古化的特征。
1.情节的删减
布仁巴雅尔以如莲居士的《薛刚反唐》作为“故事底本”，虽然在情节上有着大量的蹈袭过程，但并不是直接简单的翻译、照搬，而是有选择性地删减、重构和再创作的过程。布仁巴雅尔删掉了蒙语难以翻译的汉文诗歌和辞赋，删掉了神化仙化等超自然现象的情节。他不仅去掉了对情节发展无用的人物，也去掉了无关主线发展的情节。
民间艺人在说唱故事时，会即兴删除掉演唱者难以翻译蒙古族听众难以理解的部分。在如本中每一个回目开篇都会有一首诗词作引，全书中共有14首诗。而在布本中，布仁巴雅尔将它们完全删去，或者换成了一些通俗易懂的白话来进行阐述。
........................
三、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对汉文原著改编凸显的艺术性.......37
（一）通俗生动的蒙古化语言.........37
（二）胡尔奇的叙事魅力.............40
三、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对汉文原著改编凸显的艺术性
（一）通俗生动的蒙古化语言
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的语言饱含了鲜明的蒙古族民族意识。布仁巴雅尔在语言的构建过程中，借用大量的汉语词汇进行蒙古化改编，增加了许多新颖的句法修辞手段，透过蒙古族文化意识对数字、时间等表述的重新诠释，赋予词组、语句和词汇共同构建起来的唱本话语体系以通俗性、口语性、谐趣性和生动性，表现出独特的蒙古化的语言艺术之美。
随着蒙古族对内地文化和内地历史的日益了解，蒙汉杂居和通晓汉文的蒙古人口日益增多，在蒙古族日常生活中己经渗入了很多汉语音译词汇。众多胡尔奇多在内地生活过，接受过汉文化教育，还有从小接受蒙汉两种文化熏陶。因此胡仁乌力格尔中出现大量的汉语借词，是明显的蒙汉文化交融的例证。
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中通过对日常用的词语、成语和俗语等的描绘，体现出汉民族文化及日常习俗等在蒙古族地区的文化渗透。据田野调查资料记载，许多职业胡尔奇随身都会有一个小册子，其中记录大量在说唱过程中可能会用到的汉语名言警句，并且注有相应的蒙文翻译，由此可见每个胡尔奇都有自己的程式和主题的资料库。
.......................
结语
一个民族在接受另一民族的文学，一般不是主体的消极接受，而是主体的一种积极选择。胡仁乌力格尔《薛刚反唐》对汉文原著的蹈袭和创新是一种文化交流形式，也是一次文化过滤。胡尔奇布仁巴雅尔说唱故事时即兴删节和增加内容，从而使他的说唱活动常常带有再创作的性质，具有很强的艺术吸引力。
两种不同民族文化的交融，使人容易使用比较的眼光观察它们的异同。同样叙述一个完整的《薛刚反唐》故事，如本和布本存在着明显的差异，而这种差异性的产生就在于胡尔奇布仁巴雅尔在说唱过程中，在以汉族故事为底本的基础上，既有经过自主选择接受后“忠于原著”的部分，又有结合蒙古族审美情趣和民族性格而进行的再创作。
如本和布本体现了蒙汉文化在忠奸对立、惩恶扬善等人性挖掘上的共同之处。从在布本对人物、情节的删减、增加和重构等再创作过程中，布本突显了蒙古族对英雄的崇拜心理和对女性的赞美之情。在故事情节的建构过程中，布仁巴雅尔借鉴蒙古族英雄史诗的叙事传统，加入蒙古族生活元素，展现蒙古族民族文化的渗透。在语言艺术的运用过程中，布仁巴雅尔对汉语词汇进行蒙古化改编和重新定义，展现胡尔奇通俗幽默又具有教育意义的叙事魅力。布本对人性、生命、力量之美的赞颂和推崇，为蒙古族受众塑造一群符合蒙古族审美经验的英雄形象，从而创作出符合蒙古族审美习惯、审美理想的薛刚反唐故事。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