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元化特征视角下《女仙外史》研究

第一章 概述

1.1 千窥百探随意移—研究概况
《女仙外史》诞生于清初康熙年间，是一部少见的长篇通俗小说巨制，被誉为“新大奇书”， 曾得当时名士刘廷玑等近七十人序、跋、品题，一时产生轰动效应。然而随着时间的流逝，《女仙外史》并没有被人们遗忘，到了近现代，鲁迅、郑振铎等学者也把小说研究的笔触伸向《女仙外史》，引起了人们的研究兴趣。到了当代，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随着明清小说研究的兴盛，《女仙外史》的研究又繁荣起来了。纵观《女仙外史》的研究历程，阶段性特征比较明显，下面就把它的研究划分为三个时期——初盛期、低潮期、繁盛期来一一评述。
1.1.1 初盛期——清初康熙年间
初盛期的《女仙外史》研究，主要集中在康熙时期以江西为中心的东南一带文化名人的品题、回评、序跋之中。由杨钟贤校点并由百花文艺出版社出版的1985年版《女仙外史》，以及由章培恒作序并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的1991年版《女仙外史》，收录了书前所有的序、跋、品题和评论，这对分析《女仙外史》在初盛期的研究状况提供了极大的帮助。由于早期刊刻的版本难以目睹，故而在分析初盛期的《女仙外史》的研究之时，主要以上两个版本中所记载的品题、回评、序跋为依据。初盛期的《女仙外史》得到了与作者同时代先贤们的广泛评点，实在是中国古代通俗小说评点史上的一道奇观。具体的评点情况如下表格：

通过初盛期《女仙外史》研究表可以清晰地看出：这一阶段《女仙外史》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清初的康熙年间，评点者多为以江西为中心的东南地区的官僚文人和文化名流，序、跋、品题和评论加起来有289则之多，初盛期的《女仙外史》研究可谓蔚为大观。那么先贤们的这些评点都集中在哪些方面呢，也即从哪些方面来研究《女仙外史》的呢？下面将依据以上的评点，对这些研究成果做一梳理，以期推动《女仙外史》研究的进一步发展。

1.2 庐山面目谁人识——成书过程及定位
1.2.1 成书过程
由于作者吕熊生平经历的记载资料十分有限，所以《女仙外史》研究资料并不多，尤其是关于《女仙外史》的成书过程，就更加难以考究。根据目前所有资料，有关其成书的情况，也只能从刘廷玑的《在园品题》以及于成龙、乔莱、李澄中的回评中加以推断。
开始创作时间。目前，根据仅有的品题、回评资料，根本无法考证出《女仙外史》开始创作的具体时间，之前有学者根据刘廷玑《在园品题》中记载“岁辛已(1701)，余之任江西学使，八月望夜，维舟龙游，而逸田叟从玉山来请见。杯酒道故，因问叟：‘向者何为？’叟对以‘将作《女仙外史》’”。认为吕熊从 1701 年才开始创作《女仙外史》的，其实这种说法是不正确的，学者们误解了刘廷玑这段话的意思，断章取义，只看到了“将作《女仙外史》”，而没有把这句话放在具体的语境中，联系上下文进行分析。这句话中刘廷玑是说吕熊从玉山来拜访，酒杯之间就相互询问各自过去的事情，刘廷玑就借此问起吕熊，过去一段时间有何作为，吕熊答以将作《女仙外史》。这里的“将”字很明显不能翻译成将来的意思，若翻译成“将来”，那么刘廷玑的这句话就自相矛盾了，所以通过这句话的分析，在辛已（1701）年之前，吕熊就开始创作《女仙外史》了。具体来说，《女仙外史》创作的开始时间要上溯到哪一年，还得看于成龙、乔莱、李澄中等人的回评的具体时间，这几位是目前所知较早对《女仙外史》做出评点的。先看于成龙，于成龙分别给小说的 32、34、59、66、67、77、85 回留下了评语，而根据《清史稿》的记载，于成龙于康熙三十九年（1700）年就去世了，又据《明清江苏文人年表》载，吕熊曾于康熙二十二年（1683）与康熙三十七（1698）两次到于成龙府中作幕。似乎从这里也不能确定于成龙的评点是在哪个时间段，不过从乔莱的评点时间应该能加以确定，据《清史列传》卷七十“文苑传一”，乔莱 1694 年就去世了，乔莱对 9、66、77 回进行了评点，也就是说在1694 年以前，吕熊就开始创作《女仙外史》了，那么吕熊的《女仙外史》是在1683 年第一次在于成龙府中作幕的时候被评点的，而于成龙初次作直抚及河督一共做了大概有十一、二年的时间，也即是从1683到1694这段时间，故而于成龙对《女仙外史》的评点在这个时间段内。更具体来说，在回评中于成龙，作者是以于少保而称呼之的，而于成龙加称太子少保是在康熙二十六年（1687），所以于成龙的评点时间应在1687到1694这个时间段内，从以上的分析，《女仙外史》开始创作的时间应在1687到1694这段时间。

第二章 有触则动 有感遂迁——创作心态多元化

2.1 创作心态多元化显现
明清之际，尤其是到了清初，广大上层文人开始介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作家创作队伍的文人化，是清初白话小说创作的一个显著特征。”文人作家的加入，使小说创作主体意识明显增强，而这种主体色彩，伴随着清代小说文人化的进程，逐渐地落实到了小说作品的创作之中。作家的文人化使小说作品的创作逐渐摆脱商业因素的桎枯，着重于个人复杂情感的流露，使小说的创作动机逐渐由单一“谐于里耳”的商业动机追求，转向“入于文心”的多元化创作。
2.1.1 借酒浇愁释块垒——泄愤心态
借小说抒发胸中之积怨，是明清小说家进行小说创作时所具备的最普遍的创作心态之一。纵观中国古代诗文，发愤著书之心态，自古皆有。自孔子“兴观群怨”始，至司马迁“《说难》及《孤愤》，贤圣发愤之作。”（《报任安书》）发展到韩愈的“大凡物不得其平则鸣”（《送孟东野序》）之说，发愤著书便成为了中国古代文人进行诗文创作的一个普遍传统。
作者吕熊，清初江苏昆山豪杰之士，颇具才学，但性情孤僻，常对社会时事有所不满，然碍于清初严酷的言论环境，满腔郁愤只能诉诸于小说创作之中。吕熊用了将近半生的时间创作出《女仙外史》，当刘廷玑叩问其小说大旨时，吕熊说道，“尝读《明史》，至逊国靖难之际，不禁泫然流涕。故夫忠臣义士与孝子烈媛， 彰之；其奸邪叛逆者，湮灭无闻者，思所以表 思所以黜罚之，以自释胸怀之哽噎。”透过吕熊的自述，可见《女仙外史》的创作主要是为了泄愤，以倾诉其对历史上建文逊国这一大公案及忠臣义士被湮灭无闻的不满。另外，吕熊父亲吕天裕系明末抗清人士，曾嘱熊毋仕于清，吕熊谨遵父命，一生未出仕，而小说中所叙明初之事，不可谓不影射出清初的社会现实。明末清兵的铁蹄践踏，给汉族士人造成前所未有的心灵创伤，最初汉族士人皆群起而反之，但随着时间的变迁，明王朝最终还是灭亡，然家族与国家灭亡所带来的的创伤与耻辱却深深埋在了人们的胸中，吕熊也不例外。相较于国家的灭亡，更让汉族士人感到愤怒的是清初统治者采取的严酷思想统治与民族压迫政策，使得广大汉族士人的内心无不愤时忧世。然而内心的压抑却无处发泄，也不敢发泄，只好借助文学来抒发心中的愤懑，畅一时之痛快。吕熊在小说中，以极其隐蔽的虚幻描写，发泄了对统治者的不满，然而在小说出版后不久，其强烈的思想内蕴还是被满清统治者所察觉，以触当时忌，而被禁毁。

2.2 创作心态多元化成因
2.2.1 明清之际特殊的社会环境
明清之际是中国历史文化上具有特殊意义的历史时期。在这一时期，广大士人的思想、言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文学也迎来了革新旧传统，开辟新风貌的转型期，尤其是长篇白话通俗小说在之前小说的基础上出现了许多新的特征。明末清初小说创作由于文人作家的加入为小说创作心态的多元化提供了存在的可能，然而，外在的社会环境的影响，尤其是社会的剧烈变动，正如明清之际“天崩地裂”“乾坤覆亡”的这样特殊时代，对汉族士人作家创作心态的影响，往往是其他因素所不能比肩的。作为出生于崇祯末年，自幼就目睹自己的父亲与自己家乡的人民进行反清复明斗争，并且还具有强烈正统思想的吕熊，他所处的明清之际的社会环境是造成《女仙外史》创作心态多元化的关键性因素。
明清易代，满清统治者入主中原，建立了以少数民族为核心的中央政权。为了稳固统治，扫除反清势力，清兵在入关以后，继续展开残酷的军事征服，进行大规模的杀戮，并颁布有损汉族人民自尊心的剃发令，引起了汉族人民的强烈反抗。明清易代的残酷现实，对于有强烈民族责任感的汉族士人的心灵打击最是持久而深重的， 族情结，普通民众更为浓厚的民因为他们身上肩负着比 往往自觉承担着“为往圣继绝学”的历史使命，并以传统的“夷夏之大防”思想与清朝统治势不两立。明朝覆亡、满清统治的确立，这对汉族士大夫来说，是以夷制夏、以夷变夏，是对先进文明的践踏，堂堂的大明王朝竟然毁于“夷狄”之手，这是广大汉族士人所最不能忍受的，它所引起的社会震荡，尤其是带给作为旧臣遗孤的明遗民们的精神冲击和心灵创伤是空前的。这样屈辱的经历与打击是其它任何时代的汉族士人很少经历过的，所以在其排遣愤懑的文学创作之中，他们的心态必将是也是复杂的、沉重的。吕熊在创作《女仙外史》之时，流露出强烈的“褒忠殛叛”正统思想，是与“夷狄之防”传统思想是一致的，可见明清易代、少数民族入主中原的社会现实对吕熊创作心态的深刻影响。
不单单是人格的侮辱与精神的创伤使清初作家在创作小说时的创作心态呈现出多元化的现象，而清初遗民的“人格的矛盾”也是小说创作心态多元化的重要原因。清王朝发展到康熙时期，屡次颁示禁令，大力革除前朝弊端，如严禁旗民圈占民地，严禁八旗用奴仆殉葬之旧习，大力惩戒贪吏，严禁官吏扰民，并且减赋税，治黄河，救济灾民，清初的经济得以恢复发展，整个社会秩序也逐渐稳定。另外为了加大对汉族人士的网罗力度，康熙七年恢复科举八股文取士制度，次年又开设博学鸿词科，使得这一时期汉族文士的抵触心态发生了变化，故国之情也逐渐淡漠，甚至出现中途变节、转而仕清的现象，只有一小部分士人坚持抵抗并对明亡耿耿于怀，大部分士人“则依违两端，表现出复杂矛盾的心态。这些人都不同程度地屈从于暴力，有的违心披发左枉，有的被迫改节仕清，绝望与愤激、愧恧与困惑常交织于心头，并发泄或流露于文学作品之中。”吕熊虽谨听父训，一生未曾出仕，但吕熊是当时“文章经济，精奥拔卓”之奇士，他是渴望自己的才华被世人所知晓的，无奈自己的才华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得以施展，而这又不是怀才不遇，无人赏识，是吕熊不愿出仕，可想吕熊内心的纠结、矛盾是多么地强烈。自然，这种纠结、复杂的心态必然影响到小说的创作。

第三章 接纳诸流 文备众体——题材类型多元化........................26
3.1 题材类型多元化呈现........................................26
3.1.1 瑰玮光怪显灵幻——神魔类型...........................26
第四章 表里一体 万涂同归——结构模式多元化........................37
4.1 结构模式多元化展现......................37
第五章 恍惚善幻 隐约深婉——主题寓意多元化........................44
5.1 主题寓意多元化显现........................................44

第七章 理隐文贵 轹古切今——《女仙外史》多元化特点的地位及影响

7.1. 各种题材纵向交错，开启了神魔小说走向题材多元化的新道路
神魔小说在经历了明代中前期的鼎盛繁荣之后，到了明末清初，大批的续书、仿书接踵而至，主要是《西游记》的续书，也有仿《封神演义》的，如《锋剑春秋》与《走马春秋》；也有仿《平妖传》的《平金川》、《金台全传》等，仅在明末短短的几十年之中就产生了近三十部内容各异的神魔小说，针对明末这股猛烈的续书狂潮，刘廷玑就曾作出这样的描述：
“近来词客稗官家，每见前人有书盛行于世，即袭其名，著为后书副之，取其易行，竟成习套。有后以续前者，有后以证前者，甚有后与前绝不相类者，亦有狗尾续貂者。……总之，作书命意，创始者倍极精神，后此纵佳，自有崖岸，不独不能加于其上，即求媲美并观，亦不可得，何况续以狗尾，自出下下耶。” 刘廷玑的这段话鲜明地指出了明末清初的续书狂潮，并且敏锐地捕捉到了这种续书热潮给小说创作带来的负面影响，使得这一时期的小说艺术水平明显下降。在整个小说创作都呈现出走下坡路之时，而这一时期的神魔小说，更是走进了向前发展的悬崖峭壁。然而这种小说艺术的倒退之路并没有一直延续下去，到了清代初期，一些具有鲜明主体意识的文人小说家，在继承传统的基础之上，认识到了完全模仿与因袭的局限性，试图以新的创作模式进行革新创作，其中最主要的革新方式就是利用不同小说题材的合流与交叉，“清中叶的神魔小说创作在艺术质量上 体特征的创作，流派自身的文明显落后于先前繁盛期 也越来越不明晰，一部作品往往融汇神魔、世情、历史演义、英雄传奇、公案狭义几种类型特征。”在一部神魔小说中，文人作家们不再简单地表现神魔斗法和妖魔鬼怪，而是将能充分展现自己才华、抱负的历史演义、英雄传奇以及才子佳人等题材的内容都融汇到小说创作之中，从而使神魔小说具备了其他题材作品的特色，呈现出与之前不同的更为新颖独特的艺术风貌。

结语
一部优秀的长篇小说就是一部社会文化史，中国古代悠久的历史文化传统能够得以世代传承，离不开小说那全景式的对社会生活的“纵断”反映。知识宏富的小说家们试图将一切社会场景都纳入小说的叙事之中。尤其是到了明清时期，随着市民生活的日益繁荣与作家主体意识的日益提高，中国古代小说更是将广阔的社会画面、深厚的知识文化沉淀在小说的创作之中。从开始创作到最终付梓出版约经历了二十五年之久的《女仙外史》，灌注了作者吕熊的毕生心血与学问知识，是真正的做到了“出于胸臆之编”。小说中不仅流露着作者的思想轨迹与创作心态的变迁，而且作者还将自己所认知到的一切宗教文化、个性解放思潮、社会风俗、性别文化及西方基督教文化融入到小说的创作之中，可以说《女仙外史》就是一面折射明清之际的思想文化动态以及士人的文化心态的偏光镜，具有着独特的思想意义和认识价值。
《女仙外史》成书于明清之际这个多元化的、复杂的、矛盾的社会氛围之中，其展现在读者面前的小说蕴涵，从表面的小说结构到深层的思想文化，都脱不了复杂的多元化特征。然而，《女仙外史》除了具有强烈的时代文化特征，还充分汲取前代小说、诗歌以及散文的艺术养分，使小说文备众体，朝着“炫学小说”、“文化小说”的艺术特征发展。另外作者有意将神魔小说的创作同历史演义、世情小说、英雄传奇小说的创作结合起来，为神魔小说的创作注入新的力量，对神魔小说的继续向前发展做出了有益的探索。明清之际也是我国古代小说的一个重要转折时期，而此时作者吕熊自觉求新求变，创作出了对我国古代小说具有承前启后作用的《女仙外史》，这对于我们了解明清小说由明代过渡到清代的而发生的一系列的创作艺术的变化有着重要参考价值和认识意义。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