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高丽林椿的汉诗分析

第一章 林椿文学世界形成的背景

所谓“知人论世”，孟子曾对其高足弟子万章作有如下一段精彩且影响深远的阐释。
孟子谓万章曰：“一乡之善士斯友一乡之善士，一国之善士斯友一国之善土，天下之善士斯友天下之善士。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1
这段文字谈论的是友何人、与人交的问题，从儒家学说的角度来看，孟子显然延续和继承了孔子有关“知人”与“知言”，及其论“文”、“友”二者间相关性等观点。苏轼曾用“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的描述来歌咏庐山不同视角之下的美，孟子的这一观点也恰与之相似，被后世从多个角度进行了不同方向的解读。
其中，钟嵘将“知人论世”的理论推衍、应用到了文学研究的范畴。他择取孟子观点中所蕴涵的因果性与脉络性的逻辑延展模式，在品评文学作品风格的过程中，将作者的生平遭遇也视为一个重要参数进行考量。例如，钟嵘在其《诗品》一书中，将李陵列为上品，并评价其“文多凄怆，怨者之流。陵，名家子，有殊才，生命不谐，声颓身丧。使陵不遭辛苦，其文亦何能至此。”2将刘琨列为中品，称其“琨既体良才，又罹厄运，故善叙丧乱，多感恨之词。”3显然，在钟嵘看来，李陵的“遭辛苦”以及刘琨的“罹厄运”等作者所处之世下的个人境遇，都成为了成就其各自作品之迥异、独特风格的重要因素。
“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同样地，颂林椿之诗、文，亦不可不论其世，不知其人。笔者认为，林椿的生平、境遇从某种意义上讲是其所处历史时期的一种产物，而其以文为诗、多直抒胸臆式的质朴诗作又恰恰是对其所处之世及其遭遇的一种还原与映射。因此，本文将采取钟嵘将纵向的追溯渊源、横向的比对，以及“知人论世”，同时参考其世、其人的方式来“颂其诗”，走近林椿其人，也走进他的诗歌世界。

第一节 论其世
林椿生于高丽毅宗登上王位开始执政的初期，卒于武臣执掌政权的明宗后期。其并不算长的人生际遇以及文学创作，都无一例外地，与其所处的高丽史上这一颇为特殊的历史阶段有着极为密切的关联。可以说，诗人的个人经历与遭遇，以及其诗歌、散文作品都透露和传递着一种或清晰或斑驳的时代印记。本节将以“论世”为切入点，考察林椿所处的历史时期中包括政治、经济、文化等在内的诸多社会因素，探寻时代背景对林椿及其诗歌世界所产生的影响。具体将以林椿人生中的分水岭，即 1170 年由郑仲夫等人所发动的武臣之乱这一历史事件为界进行时代背景的划分并分别加以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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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其人
通过前一小节中对林椿所处时代背景的还原与分析，可以看出其所处高丽毅宗时期以及所经历的“庚癸之乱”具有着十分复杂而特殊历史性，对林椿产生了巨大的影响。韩国历史学家李佑成曾经根据当时文人们在“庚癸之乱”临祸之际所呈现出的不同的精神样貌，以及为避乱而采取的不同的应对措施，将这一群体大致划分为以下四个类别1。
第一类，是以神骏、悟生等为主要代表人物的一类文人。这类文人在郑仲夫等武臣发动“庚寅之乱”之初，便采取归隐或遁入空门的方式来躲避祸端，而且是彻底地了却尘缘，再未还俗、出世；
第二类，则是以权敦礼为代表的一类文人，他们选择归隐山林，并在隐遁的同时研修儒学，是以一种居士的姿态与生活方式来避祸和应对乱世；
第三类，这类文人虽然在“庚寅之乱”爆发的初期，采用了与上述第一及第二类文人相似的，逃避的方式使自己置身世外以求自保。然而，当局势有所缓和之后，他们又重新出世，选择参加科举考试，渴望借此求得官职并参与政治。然而，却由于种种复杂的因素，最终并没能够如愿，只能在窘迫而困顿中度过余生。林椿，恰恰正是这一类文人的代表人物；
第四类，较之于第三类文人相对要幸运得多，这类文人通过参加科举考试，及第并取得了官职，后又在崔氏政权中受到了起用，并得以参与朝政。在高丽汉文学史中堪称双壁的李仁老与李奎报，可以称为是这一类文人之列中的典型代表人物。
那么，可称之为是高丽史上武臣政权期间，尤其是执政前期一类文人的典型代表性人物的林椿，其究竟为何许人也。本小节将以此作为中心进行展开，试走近林椿其人。
一、特殊的家系背景
林椿字耆之、大年，号西河，祖籍醴泉（位于韩国庆尚北道）。根据韩国学者金奉均的考证，林椿的始祖林八伋曾于新罗敬顺王（即 927 年—935 年）期间出任吏部尚书，醴泉林氏家族事实上是新罗时期中央贵族的后裔定居于醴泉1的。而这一点亦可在林椿的作品以及《醴泉林氏世谱》之中查找到相关记载，取得佐证。
林椿曾经在《上安西大判陈郞中光修启》一文中对其先祖有过这样的一段描述，“昔吾先祖遇圣初基，转筹幄中，真子房之人杰，图形阁上。忝唐帝之功臣，乃贻铁券之书，永有土田之锡”2。虽然，只是寥寥数语，然崇敬与自豪之情溢于言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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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林椿的文学思想

由于种种历史原因，林椿的很多作品均未能够流传于世。翻开林椿现留存于世的唯一的一部文集——由其友人李仁老整理、编辑而成的《西河先生集》，可以看出林椿的文学思想与观点统统渗透在其诗、其文之中，而其诗与文事实上亦是对其文学思想的一种践行与体现。虽然林椿并没有留下系统的文学理论，然而，通过对其诗歌与散文进行梳理与分析，却可以十分清晰地勾画出他的文学思想体系。在林椿的文学思想体系中包含着鲜明的反对，同时，也体现着明确的尊崇与倡导。
他反对以场屋文学为代表的形式主义、功利主义等华而不实的文学形式，尊崇以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宗元等为代表的“真名儒”及其类文学，并倡导以西汉之文风整顿、革新当时的高丽文风。也就是说，林椿对于文学的关照与思考具有着鲜明的时代性格特征与针对性。笔者认为，其文学思想的形成受到了家庭与时代的双重影响。
可以说，林椿文学思想的出发点、也是核心所在，恰恰是针对于当时的高丽文坛。林椿由于不满文坛的风气与氛围、不满当时文人为文之弊病而提出的质疑与否定，也明确地反映出其文学立场与态度。正是基于这样的文坛环境，林椿呼吁着变革，渴望着新的文风能够出现，如新鲜血液一般注入在林椿眼中不堪的文坛。而由于其自幼受家庭环境的影响，熟读经史百家典籍，接受中国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经典熏陶。因而，在种种因素的累积与叠加之下，林椿选择将简古、质朴的古文作为为文之典范，渴望西汉之文风吹入高丽文坛实现革新。而其引气入文，在韩国文学史上首次提出的文气理论与相关观点亦不失为是对于革新的一种具体方案以及对于文学的一种深入的思考与关照。笔者将在本章中，以上述的脉络对林椿的文学思想进行探析与解读。

第一节 “场屋之文，俳优之说”——反对场屋之文
高丽初期的文风延续了之前新罗末期大为盛行的晚唐诗风，这种浮华奢靡的诗风与六朝骈俪体文风一同占据并影响着当时的高丽文坛。此后，光宗时期正式确立了科举制度并大力推行。虽然说，在某种程度上的确推动了汉文学在高丽的发展，然而，却也不可避免地随之而产生了严重的弊端。尽管，光宗确立了科举取士制度，然而，具体的考试科目并未就此而固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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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何用雕蟲，扶持周孔”——崇尚质朴古风
如果说林椿直指文风之弊，对当时盛极文坛的形式主义的“俳优者之说”以及功利主义的“小儿辈”为之的场屋文学持否定与批驳态度的话，那么，与此等“小儿辈”形成着鲜明之对比的“宏博之士”到底是怎样的文士，而他所欣赏与推崇的文学又究竟应当有着怎样的特质呢？应该说，林椿是在充满了讽刺的批驳之中提出了自己之所反对，明确地展现了自己的文学立场与态度。而与之相对地，他亦在赞赏与尊崇之中表明了自己的文学主张，为其心中的理想文学具化了方向。
若其名儒之说，固吾所欲辨之者。夫世所谓名儒者，不过工章句取科第尔。果如是而为名儒，则何扰扰焉名儒之多耶。不唯今世所不见，虽古亦少。若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子厚辈是也。以汉，唐之盛，其事业之尤着显，卓然可见者止此而已。近古又有欧阳永叔，尚古文以排诸子，至号今之韩愈。王介甫祖述坟典，明先圣之道。苏子瞻牢笼百氏，以穷著作之源，亦真名儒也。无名儒之实而窃其名者，亦吾道之罪人也，诚不愿为之。1
可以看出，林椿的上述这段文字逻辑性很强，论述结构完整地包含着论点、论据，以及论证等这三者有机的构成。如果对林椿的此段观点阐述加以梳理的话，可以整理出如下的主要信息:
第一、夫世所谓名儒者，不过工章句取科第尔。
第二、若贾谊，司马迁，韩愈，柳子厚辈是也。
第三、近古又有欧阳永叔，尙古文以排诸子，至号今之韩愈。王介甫祖述坟典，明先圣之道。苏子瞻牢笼百氏，以穷著作之源，亦眞名儒也。
第四、无名儒之实而窃其名者，亦吾道之罪人也，诚不愿为之。
通过上面的观点提纯，可以勾画出如下这样一条清晰的脉络，即否定与驳斥（第一点）→ 明确尊崇与倡导（第二、三点）→ 表达立场与态度（第四点）。所谓“不破不立”，在这四点内容之中，恰恰就蕴含着林椿文学思想之欲“破”与欲“立”。笔者以为，上述这段论述极具代表性，能够清楚地反映出林椿对于古文的认知，同时，亦能够很好地诠释出其古文崇尚的鲜明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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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林椿诗歌的主题意向.................................45
第一节 挥之不去的悲情.........................................46
一、“诗称国手终何用”——悲士不遇.....................................46
二、 “浮生浪迹身如寄”——乱世流落...........................................52
三、“到骨穷寒几欲死”——窘迫困顿.................................58
第二节 寄赠酬答间的交游............................63
一、交游人物.........................................63
二、交游内容......................................68
第三节 仕与隐的抉择...........................................76
一、“济时及物为吾志”——士之于仕.......................................76
二、“谁识幽人闲气味”——隐遁......................................83
三、“真隐者能显，真显者能隐”——隐显观...................................89

第四章 林椿诗歌中的中国元素

林椿出身仕宦之家，自幼便接受了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教育与熏陶。对于自身，林椿有着“自幼不好他技，博奕投壶，音律射御，一无所晓，只读书学文。（《与王若畴书》）”的评价，并自诩“七岁颂六甲，虽无敏悟之才，三年通一经，颇有辛勤之学（《上李常侍知命启》）”。林椿的友人李仁老也曾经对其这样评价道，“西河先生少有诗名于世，读书初若不经意，而汲其缺字字皆有根蒂，真得苏黄之遗法”（《西河集》序言）。
在此，笔者并无意于甄别林椿自诩的“七岁颂六甲”与“三年通一经”是否果真如此，是否为言过其实的夸夸自负之谈。也暂且不论李仁老对其“真得苏黄之遗法”的评价究竟又是否因其与林椿之间的好友情谊，而被带入了主观感情因素有失公允。通过对林椿的作品进行梳理与考察，笔者发现至少可以肯定的是，林椿的确是如其所言的“颇有辛勤之学”，而其诗歌也确实展现出李仁老所称赞的“字字皆有根蒂”的特质。在林椿的诗歌中存在着大量的中国元素，包含着诸如文学、历史，以及思想、文化等十分丰富而又多元的，与中国的相关联之处。本章就将围绕着这一主题而展开，笔者将对林椿诗歌进行文本细读并以此为前提，通过对其作品中所涉及到的以人物、典故，以及诗句、典籍等为主要载体的中国元素进行提取与归纳，并加以分析。以期在此过程之中，梳理出林椿对于中国元素的援引情况。进而探寻这些与中国文化相关联的诸如人物、典故、辞章典籍等元素，以及这些元素中所蕴涵着的思想文化与风土人情等，在林椿的诗歌世界中所呈现出的样貌与特征。

第一节 林椿诗中的中国人物
在对林椿诗歌中所体现出的中国元素进行整理的过程中，笔者发现这样一个现象，那就是在其作品中涉略到了大量的中国人物。可以说，对于中国人物的援引是其诗歌中体现的中国元素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如果将林椿的诗歌世界喻为舞台，那么，在这方由其现存于世的百余首诗篇所构筑的舞台之上，所登场的中国人物绝对可以称得上是蔚为大观。这些人物自上古至宋代（与林椿所处的高丽中期同期），跨越着几千年的历史。他们或曾经真实地出现在历史史实之中，或只不过虚幻地存在于辞章典籍之中，这些人物拥有着迥异的身份与地位，也演绎着各自不同的角色人生。在本节内容中，笔者将通过对林椿创作之时所援引、提及的中国人物进行归类，进而探寻其与这些人物超文本意义上的，在思想以及精神层面上的链接关系。具体将主要以人物的身份作为分类标准，将林椿诗中的中国人物梳理、归纳为圣贤诸子、帝王将相、文人墨客，以及诸如隐士、僧侣、传说人物等以下几种类型。
一、圣贤诸子
由于家庭环境的影响，林椿自幼接受中国文化的教育与熏陶，很早便开始接触到圣贤诸子之说。林椿曾言，“尧舜之道，仲尼出而述之。圣贤异代，迭相扶持。（《祭复源阇梨文代门弟作》），在谈及所愿时，林椿也曾这样阐述道，“所愿者，时时从足下问易大旨，以不忘吾圣人道耳。（《与赵亦乐书》）”、“其时时读书，唯欲不忘吾圣人之道耳。（《与皇甫若水书》）”。管中窥豹，可见圣贤诸子及其思想、道旨自然对林椿的影响之深远。而这种影响亦可见于林椿的诗歌之中，笔者将其诗中出现的先秦诸子汇总形成了如下的表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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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论

林椿的思想植根儒家，同时亦兼容佛老。在文学思想方面，尽管林椿并未留下系统的文论专著，然而，通过对以诗、文为载体的，其文学观点的梳理与分析可以发现，观点中蕴含着鲜明的所欲破者及其所欲立。所谓不破不立，林椿对于场屋文学的反对、驳斥，对于《诗经》和先秦、西汉古文的推崇，以及对于文气的倡导等统合而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构建起林椿的文学思想体系。
首先，林椿针砭高丽文坛时弊。随着科举制度在高丽的确立与推行，专为应对科试的场屋文学开始大行其道。这种文学过于专注声律、句式，及辞藻等外在形式的严整与华丽，内容空洞、内涵欠缺，致使高丽中期的文坛弥漫着奢华、浮夸之风。正是鉴于此种文风之弊，对“诚类俳优者之说”的场屋之文，充满贬斥与不屑的林椿，直言着不满，呼吁着变革。
林椿从唐宋古文运动中寻求着解决问题的方法，主张诗当效法典雅、质朴的《诗经》，而文则应从先秦、西汉之古文。希望借此简古、质朴之风来整顿当时高丽文坛之弊。此外，林椿还倡导文气，他认为“文以气为主”，“非抽黄对白以相夸，必含英咀华而后妙”。应该说，林椿在吸纳了中国的文气思想及理论精髓的基础之上，形成了自己的文气观。“气”成为一种媒介和载体，实现了林椿对人之“生”与“存”的思索，同时，也作为其对话文学的一个路径，成就了林椿对于文学本质的探寻和追问，而这也使其成为韩国文学史上以“气”论文的第一人。
可以说，林椿文学思想中呈现出的对于《诗经》的崇尚，以及对于韩愈等唐宋古文家的尊崇绝非纸上谈兵式的空论，诗人将这种复古主义思想一一践行在了自己的文学创作中。纵观现存的林椿的诗歌作品，几乎全部都是古体诗。而且，深受韩愈“以文为诗”等观点的影响，林椿的诗歌多是独白式的、散文化的，不受声律与对仗等外在形式的羁绊与束缚的。诗歌风格质朴，情感充盈。恰这般诗风，使林椿与现实世界碰撞之下那崎岖不平、复杂而又张力十足的心路历程，得以更加清晰、生动地展现。
翻开《西河集》，细细品读之下不难发现，悲情、交游，以及仕隐抉择可谓是林椿诗歌世界的三大主要意向。首先，悲情是其诗歌世界中有如标签一般的，主要的情感基调。怀才不遇、乱世流落，以及窘迫困顿等交织在一起，为林椿的诗歌涂上了一抹浓得化不开的悲情色彩；其次，交游诗可谓是其诗歌的主要题材，是其抒发情感的主要方式。林椿的交游对象以竹林高会的其他几位成员为主，同时包括官吏、隐士、僧侣，及亲族兄弟等。在与这些身份迥异的交游人物的寄赠酬答间，林椿坦露着自己在纷繁岁月里，内心之中或喜或悲，或温暖或凄凉的种种情感独白；此外，仕与隐之间的艰难取舍则可称得上是贯穿其诗歌世界的，林椿思想与抉择的主要纠结之所在。笔者以为，士之于仕，林椿是心存执念的。他的“隐”更似是在求“仕”却不得的苦闷中，为自己寻得的一个出口。因此，林椿之“隐”终究是逍遥之“逸”不足，而逃避之“遁”更浓，终究是更近“隐遁”而未达“隐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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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