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 论
1. 革命的现实主义诗人：俄国公民诗人视野中的波德莱尔
俄国文学视野中的波德莱尔不是一成不变的。波德莱尔在不同流派和不同时期在俄国的解读各具特色。以往，我们更多地关注波德莱尔对俄国象征派的影响，而对俄国人此前的接受却乏人问津。事实上，公民诗人对波德莱尔的译介比俄国象征派的要早得多。与象征派不同，波德莱尔最早的俄译者们将他当作“现实主义”诗人来译介与解读。本章旨在介绍俄国公民诗人对波德莱尔最早的译介，分析其“现实主义”诗人形象形成的原因，探究这一时期的译介同俄国象征派对波德莱尔的接受之间的关系。
1.1 俄国公民诗人对波德莱尔的译介与现实主义的解读
俄国文学对波德莱尔的现实主义解读 19 世纪就已经开始，而被誉为“欧洲最后一个知识分子”的瓦尔特·本雅明最早论述波德莱尔的文章——《译者的任务》1923年于海德堡问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抒情诗人》则更晚些才与读者见面。相比之下，俄国的公民诗人尼·库罗奇金、德·米纳耶夫，雅库博维奇等人对波德莱尔现实主义译介与解读开始得更早。象征主义产生于法国，波德莱尔作为法国象征派的先驱，他诗歌的最早一批俄译者却并不是俄国象征派的先驱丘特切夫、费特等人，而恰是排斥“纯艺术”的几位“涅克拉索夫派”的“公民诗人”——尼·库罗奇金、德·米纳耶夫、雅库博维奇等。他们向俄国读者介绍波德莱尔时，有两个共同的特点：一是关注《恶之花》鞭笞社会现实的一面，视波德莱尔为法国激进的、极具革命精神的现实主义诗人，这和后来勃留索夫、巴尔蒙特、埃利斯眼中的波德莱尔迥然不同；二是他们的译文在很大程度上是被“操控”的，如我国清末、五四时期的翻译同样存在译者对原作的改写，重写等现象。《恶之花》的第一位俄译者尼古拉·斯捷潘诺维奇·库罗奇金——记者、社会活动家，1860 年后与其弟——贝朗热、谢甫琴科的译者瓦西里·库罗奇金一起参与《星火》（Искра）的出版，后转至《祖国纪事》，还加入过民粹团体“大地与自由”，认为文学应为民主革命服务。尼·库罗奇金在波德莱尔致雨果的《小老太婆》（Les Petites Vieilles）中，读到了这位法国战友带着激愤与怜悯描绘的弱势群体困苦生活的真实画面。他于1869 年将此诗译为俄文，发表在《祖国纪事》上。“民粹派”、“公民诗人”、“反象征主义者”，却是象征主义的先驱、“颓废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在俄国前象征主义时代最有力的传播者。
1.2 公民诗人对波德莱尔现实主义解读的成因
为什么“象征的森林”中盛开的这朵《恶之花》被 19 世纪俄国文学视为“现实主义”呢？成因主要有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受当时法国对波德莱尔认识局限的影响。1886 年法国诗人让·莫雷阿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象征主义宣言》，首次将象征主义作为文学术语提出。在此之前波德莱尔在法国也颇具争议。1857 年《恶之花》刚刚出版，法兰西第二帝国法庭就以“粗劣的‘现实主义’势必导致对风化之伤害”为罪名，向波德莱尔本人和《恶之花》的出版商处以罚款，并要求删除《唱给撒旦的祷文》等诗。官方关注的是《恶之花》中露骨地、写实地描写巴黎街景和整个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丑恶病态及亵渎宗教神灵的方面。这里的“现实主义”指的还不是文学流派，而是指波德莱尔触及了太多时弊。此时的法国文学，正是浪漫主义出现了裂缝，古典主义有回潮之势，唯美主义打出旗帜，“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②。“现实主义尚在混乱之中”指的是：现实主义作为文学概念是在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司汤达和巴尔扎克两位巨匠逝世后才被提出，而且在六十年代“自然主义”开始出现的时候才获得承认。虽然如此，但司汤达、巴尔扎克的作品所展现的现实主义精神已经开始统治法国文学，这是客观历史条件决定的。当时法国社会资本主义经济蓬勃发展，而劳动人民生活普遍贫困。1848 年爆发了欧洲革命，在这样背景下建立的法兰西第二共和国在拿破仑之侄路易·波拿巴手里成为复辟帝制的工具。“他就任总统时宣誓忠于民主主义共和国，然而四年后他却做了法国的皇帝”③，自封“拿破仑三世”，建立法兰西第二帝国，“面对着法国历史上最后一次农民起义而掌握权力”④，自由民主及激进左派的思想再次受到镇压。虽然法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已经胜利，但是人民群众已慢慢从浪漫主义的革命激情中走出，不再相信资产阶级华丽的诺言，对社会的失望感日益增强，转而开始关注现实，希望上流社会的丑恶得到鞭笞，社会政治问题得到揭露。在这一背景下，官方自然视波德莱尔的《恶之花》为“现实主义”的异端邪说。其实法国自然主义小说家亨利·塞亚尔)早就认为，波德莱尔现实主义内容大于颓废主义①，可是并没有得到足够的重视。而 19 世纪俄国波德莱尔最有力的宣传者雅库博维奇正是通过塞亚尔最初接触到波德莱尔。法国人对波德莱尔认识的这种局限，自然直接影响到俄国人对这位“诗歌之王”（兰波语）的解读。
2. 伟大的象征主义者:俄国象征派视野中的波德莱尔
俄国象征主义的产生既有本国传统，又有外来影响。法国诗人夏尔·波德莱尔对俄国象征派，特别是老一代象征派影响颇深，被俄国诗人视为具有先驱意义的伟大的象征主义者。事实上，波德莱尔从未说过自己是象征主义者，也没竖起过象征主义的大旗。伟大的头衔的授予，主要来自俄国象征派诗人不同于公民诗人的期待视野和阐释自己诗学理念的需要。但是，相比于公民诗人，俄国象征派更乐于从象征主义诗学的角度发现波德莱尔。本章主要从俄国象征派的评论、日记、书信以及对波德莱尔的翻译等文献资料入手，再现俄国象征主义视野中的波德莱尔，并从“应和”“恶之花”“城市抒情诗”三个方面论证波德莱尔对俄国象征派的影响。
2.1 俄国象征派对波德莱尔的译介
十九世纪中期涅克拉索夫派诗人米纳耶夫、雅库博维奇等人在当时俄国文坛风气和民粹派革命的影响下将法国象征派先驱夏尔·波德莱尔作为“公民诗人”、“现实主义诗人”、“革命诗人”介绍给俄国。然而越是临近世纪末，诗人们找不到出路的感受就越强烈。80 年代起的俄国诗坛消极和颓废的情绪抬头，没有普希金、费特、涅克拉索夫这样的大诗人出现，人们对现实感到失望，而看不到明确的未来，但又预感到变革将至，试图探求新的灵感，新的诗学。在这种寻觅中，梅列日科夫斯基、勃留索夫、巴尔蒙特等人登上文坛。正如巴尔蒙特所说：“颓废派是这个颓废时代的代表，这些人思考在两个时代的边缘，一个已然结束，另一个还未开始。他们看到了晚霞的燃尽，而黎明还在地平线边界的某处沉睡……”。①俄国青年诗人们发现，那位法国“公民诗人”波德莱尔《恶之花》中的颓废内容、象征手法恰是他们需要的，《小散文诗》的“忧郁”又正迎合了人们的世纪末情绪。在法国，波德莱尔的后人，魏尔伦、兰波、马拉美的创作引领了法国的象征主义诗歌，波德莱尔也被重新认识和定位，并被奉其为象征主义的先驱。在这种背景下，一些被称为“俄国象征主义者”的诗人出现，他们也开始将波德莱尔视为现代文学的鼻祖，象征诗歌的大师。
2.2 波德莱尔对俄国象征派的影响
波德莱尔对现代文学的贡献很难一言以蔽之，他的“应和论”为象征派的创作奠定了美学基础，《恶之花》前卫大胆地聚焦在“恶”上，描写“恶”，思考“恶”，甚至追求“恶”，同时他还将城市纳入了抒情诗的题材，让城市抒情诗成为了现代文学的重要组成部分。波德莱尔对俄国象征派的影响也远不是几页纸就能说清的。下面仅就“应和论”、“恶之花”、“城市诗”三个方面，对俄国象征派对波德莱尔的接受做一个概观。
俄国象征派在创作过程中，都受到“应和”精神的指引，去寻找感官的联通，寻找思想在现实的投射；“应和”是象征主义诗学的基础，俄国象征派的很多诗歌创作和理论文章事实上都在对“应和论”做不同程度的阐释，即便没有指明“Соответсвия”或“波德莱尔”。例如，别雷在《作为世界观的象征主义》中说：“彼岸世界的象征充满人的全部身心。音乐非常完美地表现象征，象征因此总是音乐性的。”④“应和”的影响在持续不断，即便在象征主义没落后，诗人们虽然对朦胧的表达方式感到厌倦，但对“应和”的接受没有停止，俄国未来派大师赫列勃尼科夫在《世界的艺术家》中，像巴尔蒙特和别雷一样，也对俄语字母和若干音组做了分析，这是对“通感”的具体阐释。从古米廖夫的《船长》中，也能看出诗人对“应和”的追求。“应和”对于现代派的影响是深远的。
2. 伟大的象征主义者:俄国象征派视野中的波德莱尔……………21
2.1 俄国象征派对波德莱尔的译介……………21
2.2 波德莱尔对俄国象征派的影响……………28
3.俄国阿克梅派与未来派视野中的波德莱尔……………43
3.1 俄国阿克梅派与波德莱尔……………43
3.2 俄国未来派与波德莱尔…………… 49
结 语……………55
结 语
正文中，我们对俄国文学视野中的波德莱尔的出现及变迁作出了考证和分析。笔者先做一个简要的总结：波德莱尔在法国尚未成名之时就已进入俄国文学的视野的原因是俄国人对法国文学动态的密切关注；法国文学界的评价、俄国文学界的空气和波德莱尔创作内在的要素导致了公民诗人对波德莱尔的现实主义解读；俄国象征派将波德莱尔奉为教父，在创作上直接受到波德莱尔作品的启发，他们主要接受“应和”论、“恶之花”主题和城市抒情诗三个方面；俄国阿克梅派和未来派在文坛崛起后，没有否定作为象征派先驱的波德莱尔，而是将其视为过去时代抒情诗成就的丰碑予以纪念。
研究波德莱尔在俄国的接受的历史本身，就已经丰富了我们的视野。然而，我们应该继续通过这一现象，思考文学交流、翻译、阐释后的本质。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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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法]波德莱尔. 波德莱尔美学论文选. 郭宏安译. 北京: 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4 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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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初金一. 俄国象征主义文学视野中的波德莱尔. 俄罗斯文艺 2012（2）：53—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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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高尔基. 高尔基文集. 第 18 卷. 靖宏译. 克里姆·萨姆金的一生. 第二部.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 1983 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