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西方性别隐喻中的“他者”地位比较

性别隐喻中的中国“他者”地位在这种失衡的三角关系中，那个失语的中国男人的地位即是中国地位的隐形显现，而那个充满东方风情的柔顺的女子的形象，则是中国在中西方关系中的性别隐喻。
，当“朱利安”和“林”正在颠莺倒凤之际，“程院长”撞进来捉奸，小说上演了它的高潮、也是令人悲哀的一幕:程脸都气白了，他穿着长衫，好像没印象中那么瘦削.他气得发抖，手指着朱利安的脸，说不出话来。“你不是一个绅士。”程的声音非常愤怒.朱利安一直在等程说话，他心里慌乱，没有思想准备，在这个时候与林的丈夫对质.当程说完这句指责话后，他反而仙笑了一下:“我从来就没想做绅士，我们家、我们的朋友也没一个绅士。”程没有听懂他的话是什么意思，他又说:“你的行为哪像一个绅士?”看来程不知道这种场合应当说什么，可能气极了，找不到合适的词.
我们看到，在这种面对面的冲突中“程”处于失语的状态，当他张嘴说话时，吐出来的竟然是对手的话语(绅士)，而不是“他妈的”之类的中国国骂。这个细节典型地说明了“中国男人”在文本中所处的被抑制的地位。这种被抑制的地位的标志不仅是“性能力”的丧失，还包括话语权被剥夺、被置于不平等的叙述位置等等。
由西方男人参与构成的“三角关系”显然是作家依据陈旧的“中国一西方”性别模式构造的一个关于“颓败”中国的寓言。我们可以很方便地把“失语的中国男人”读作正在死去的“老中国”，把占据“性”和“话语”上的双重优势的西方男人看作是“强大的西方”的象征，而那个义无返顾地投入西方男人怀抱的女子，正是柔弱无依的“中国主体性”。只是这个看似顺理成章的过程(无论是作者的运思过程还是读者的接受过程)是如此让人疑虑，它的来临像那个流转在榆镇的“蓝眼婴儿”一样诡异、巨测而暖昧不明。
信息时代给我们提供了的“全球大同”的幻觉，在这种“地球村落”的虚幻的感受中，可能包含着隐蔽的阶级、种族、性别冲突。“中国一西方”模式将在此情境下重新激活反抗、同化、均衡诸功能，并在文本中曲折地体现出来。这正是我们讨论20世纪90年代以来几部描写与“西方人”的现实交往的作品的背景。在这个色彩斑驳的背景下依稀可辩的是西方人关于“东方主义”的一厢情愿的幻想，和中西方异中有同的性别观念。
中西方的性别观念虽然存在很大差异，但是有一点是共通的，那就是在两性关系中制造了一种主导与从属、中心与边缘的等级关系，不论西方还是中国，不论过去还是现在，都是个男性中心社会，男性掌握着话语权利，并用自己的嘴巴代替女人讲话，用自己的想象为女人画像，并以对女人的控制权来证明自己的主导能力和地位。在长期的服从与压迫下，女人形成了一种性别无意识，甚至自觉地去维护这种等级。当简爱在为自己的尊严而奋斗时，她的目的不过是进入社会的主流，成为上流社会的一员，而且这种进入依靠的仍然是一个被赋予理想化色彩的上流社会的白人男子的欣赏，她用来证明自己的参照物是比她还要低等的第三世界的女子。等级在这里分明存在。当傅彩云在西方社会的中心地带尽情施展自己的女性魅力时，她不过是贴在雯青脸上的金箔，是中国男子发泄身份失落感而插入西方的一把刀子。这个让西方人着迷的中国女子不过是一个中国男子的小妾，在虚构的热闹场面中，中国男子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等级依然存在。所不同的是西方的文本在表述东西方关系时，是一种无意识的行为，本身处于强势光环笼罩下的西方，顺理成章地把东方作为增强自身繁殖能力的女性形象来看待，甚至不需要理由和解释。
中国的男子们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一样是试图把西方这个他者作为女性想象收服在自己大男子主义的羽翼之下，只是在双方的冲突中逐渐美梦成空，当双方的距离越来越大时，出于羡慕向往，甚至屏杂着不甘和怨恨的复杂情绪，在文本中主动地把自己女性化了，以一种对男性的依附情绪表达了对西方一厢情愿的好感。反思后殖民语境中的中国文化问题，会发现在中西交往的过程中，中国以及中国文化似乎处于一种失语的他者地位，我们的文学理论和文学创作在很长的时期里都跟着西方走，我们用西方的语言讲话，学习西方的思维模式思考问题，即使这样，我们的话在西方世界也引不起很大的反响，始终处于边缘的位置。中国发出的声音很微弱，时常被世界的喧哗所淹没。
本土的文学艺术急于让西方的主流文化认可，于是主动地把自己弱化，女性化，以迎合西方的东方主义幻象。我们会看到中国某些怀有“走向世界”的宏大理想的艺术家的作品，用一些匪夷所思、不近人情的东西来刻画东方，代表东方，去让西方人感到刺激，感到陶醉，或者恶心，让西方的观众读者产生美学上所说的“崇高感”、怜悯心和种族文化上的优越感，于是作品就走红、畅销。他们的作品之所以在西方读书界获得认可，与那种“东方主义”的模式不无关系。这种曲意奉承既包括中国学者对西方文化一厢情愿的认同、对民族文化的误解和歪曲，也包括情绪化的对西方的拒绝，还包括了华夏文明优势失落后知识界不服气却又无可奈何的心态，所以这其中的滋味真是难以言传。在东西方文化对话的世纪转型期，中国文化踏着绵延千年的历史足音珊珊来迟，在西方强势文化的扩张中表现出接受与退守的弱势，以女性形象的扮演者出现在矛盾重重的世界舞台上
。在西方资本主义试图向中国扩张之际，西方首先需要生产出一套关于“中国”的知识，将“中国”置于自己的思维能力所能接受的范畴之内，从而使这种扩张具有充分的理由。西方国家通过传教士、商人、外交官、文学家、旅行家所写的种种文字材料，将中国描述为一个落后、愚昧、极度骄傲的、无知的，急需得到上帝拯救的地域，顺应了西方对东方进行殖民扩张的需要，为西方侮辱、侵害、征服东方提供了理论根据，让西方施之于东方的罪行披上了一件合理化、正义化的外衣。“中国一西方”序列里的“中国”实际上和地理意义上的中国没有多大联系，它是依附于“西方”而存在的，是西方的创造物，是西方认识自身的镜子。大众文化工业的兴盛更为西方文化的扩张创造了极为便利的条件，而且使这种文化扩张变得更为隐秘。
各种传播媒介如广播、电视、电影、报纸、网络都在散布来自西方的文化价值观念，无形中强化“中国一西方”这一对立模式。比如好莱坞电影就在丑化中国人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早期好莱坞银幕上流行“付满洲博士”的形象，付满洲是一个邪恶妖魔的化身，他集中了当时美国白人对东方华人世界所有最恶劣的想像。即使是后来打入好莱坞的华人影星李小龙，也己经经过了美国人的重新塑造，李小龙的银幕形象是一个无所不能的男子汉，却始终不近女色，面对种种色情诱惑坐怀不乱，与007詹姆斯.邦德的风流多情形成了鲜明对比。
然而好莱坞电影从来就不把男子在性和情欲方面的节制当成好事来正面歌颂，从来都是把性魅力当成评价一个男人的重要标志。所以在李小龙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个“东方”形象的沿续，即剥夺东方男子的性象征，把东方男子刻划成性无能、性冷淡的无用之徒。这种基本的表达模式正是传统的“东方主义”话语在大众文化中的延伸，和中国小说中的男子形象相附和，所不同的是西方作者对这个形象的塑造是有预谋的、强迫性的，而中国作家是自觉地去迎合。种族主义偏见随着大众文化产品的传播而广为流传，不仅转化成西方人、甚至转化成中国人的深层潜意识。西方关于中国的这一套知识很大程度上成为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自身的依据，左右了近代中国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主体意识的生成。主体的确立需要依靠他者的映像来作为参照，然而在西方入侵之前，中国沉浸在“我即天下”的迷梦中，被一种完满自足的幻觉所包裹，缺之对比映像，从而也就缺乏主体意识。西方入侵打破了中国的迷梦，提供了一面镜子，只是从这面镜子中，中国人看到的不是自足，而是屈辱，使中国意识到自身的局限。中国正是通过“西方”这面镜子来形成自己的主体意识的。
这一点在文学中深刻地表现了出来。对比《红楼梦》、《水浒传》、《儒林外史》等古典小说，我们发现在所谓“新文学”里存在着一种深刻的分裂。前者的本文是统一的，完整的，自给自足的，自我解释的，作者和小说中的人物处于同一个叙述平台;而后者，作者一方面在描述他的人物，另一方面又站在一边审视他的人物，对他们的表现作出有价值取向的评判。文本中多了一双眼睛，多了一个层面，这正是“新文学”与“古典文学”最深刻的不同。我不赞同用中国的落后去反衬西方的发达，用中国乡村的原始去博取西方的俯瞰的优越感，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的发展环境和特点。中国在现代的落后，并不意味着中国文化精神的必然消亡，相反，在中国吸收了现代性的优秀品质后，会再生出一种新的文化精神，成为一种对民族性的扬弃者和对世界主义多元文化精神的张扬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