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语言文学中中国欲望的冲撞

汉语言文学中中国欲望的冲撞
在敌意的凝视下怎么办?只能成为另一个人:变化或伪装。……有一个问题不断地纠缠着他:我如何表现，如何影响局面，使那些被征服的见证不再攻击我，而在不知不觉中成为我的计划的盟友以及我对幸福的追求的助手?至少应该迷住别人，牙」用魅惑的手段
斯塔罗宾斯基《波佩的面纱》
1902年，晚清最重要的知识分子之一梁启超(1873一1929)在他影响深远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中写道:“二十世纪则两大文明结婚之时代也，吾欲我同胞张灯置酒，逐轮侯门，三揖三让，以行亲迎之大典，彼西方美人必能为我家育宁馨儿，以亢我宗也。
这个中西通婚的奇诡构想，反映晚清知识分子对于世界权力关系的规划，以及“中国”主体性与性别关系的想象而言，极具典型性。
首先必须指出，通过中西联姻或混血来达成强种、优生的效果并非梁之首创。易熏在嘴湘学报》上就曾极力宣扬黄白通婚(合种)对强化帝国民众素质所可能起到的作用:“如以黄白种人互为雌雄，则生子必硕大而强健文秀而聪颖。”2唐才常认为只有“通种’:中国才能再度兴盛起来， 为此他还提出了十条支持通婚的理由，从植物学、动物学以及历史、宗教等领域进行了广泛的引证。包括康有为、伍廷芳在内的一批知名人士也都纷纷发表类似论述表示赞同。
英国学者冯客把1895一1903年间流行于中国的种族观念命名为“作为宗族的种族”观。他认为，由于西方意识随着军事势力与经济势力的大举入侵，包括中国固有的种族观念在内的整个儒家意识形态与符号世界受到了冲击而濒临解体。维新派作为当时的文化精英群体，必须做的就是将今文经学、经世之学以及其他思想流派与西方的思想系统掺杂在一起，努力重建一个更为功利性的价值体系。自严复翻译《天演论》始，种族的存亡、延续和兴盛便成为中国构建主体意识的核心观念。运用西方“先进的”科学知识，即优生学、人种分类以及进化论等，改良主义者在儒家阴阳观念的基础上，重新构筑了新的二元景观，即把“黄种”与“白种”置于其他三种较黑的种族之上，用“良种”与“贱种丫“优种”与“劣种”加以区分。于是当“文化的傲慢、审美的价值、野蛮人的想象和种族的定型全都汇聚到‘下等种族，概念之上”时5，黄种人则被抬高到了与白种人一致的地位上“，为上述的中西通婚叙述提供了合法的语境支持。
有趣的是，尽管有如此众多的文化精英为中西通婚摇旗呐喊，然而在现实生活中，中人娶西妇却被认为是与“爱国”相抵触的举动。1910年，留学生们被明令禁止接近外国妇女，因为有流言说与外国女人结婚只能导致学业的荒废、钱财的浪费，最后自然是导致国家的逐渐衰弊与灭亡7。而同样是这位梁启超，在光绪二十九年(1903)的<新大陆游记》中，提及自己在哈佛大学会见当时中国初次出洋留美的学生时，也不禁大摇其头:“人人皆有一西妇，此亦与爱国心不相容之一原因也，一叹”。
由此我们可以看出，所谓中西通婚的论述在当时只能是一种文本表述的策略。它借助书写来想象性地满足中国“主体”在新的时间与空间秩序中所感受到的一种“匾乏’:以此抒解其精神的焦躁与抑郁。
梁启超的中西通婚论述较之上述观点，更加集中地体现了这种文本功能。因为在他所描绘的这幅中西婚礼图景上，新郎新娘不再是生物学意义上的黄白种人，而是“泰东文明”和“泰西文明”的象征。尽管如此，梁启超仍然运用西方的生理学理论来为这种建构提供合理性证明:“生理学之公例，凡两异性相合者，其所得结果必良，此例殆推诸各种事物而皆同也。……两纬度不同之男女相配，所生子必较聪慧，皆缘此理。”9然而，这种科学的理路只有被纳入传统的父权婚姻关系的论述体系之中才真正被合理化了，于是，这场盛大的中西婚礼可以被读解为一个执着于“亢”的欲望公式:藉着将“他者”女性化，纳其入“我”的宗族血脉，以“亢”我宗。
要真正了解其中的吊诡之处，我们还需结合梁的另一篇相关文章《论学术之势力左右世界》来分析。值得注意的是这篇文章所构筑的“世界”与“我国”的关系，以及与之相关的论说主体的说话位置’“。梁在该文中，耗费极大篇幅极力铺陈出“今日光明灿烂如茶如锦之世界”的图景。那是一个由众多西方学术思想巨匠合力开创的以“泰西文明思想为主义”的‘丫世界’:而“我国学者”却被“敬告”要“溯回而从之，馨香而祝之’:才能赶上其步伐，并进而“使我国左右世界’。从词义上讲，“我国”理应是“世界”的一个部分，要形成一个理性、格致、民主的现代化“世界’:应当是在其中任何一地、任何一国都现代化的情况下才成立的。然而，在“我国学者”面前，“世界”似乎在“我国”之外，或者说“我国”是被弃置下来的一个个体。在帝国主义殖民论述中，白种西方中心的知识、技术、价值体系己经足以被普遍化为“世界”性文明，而非白种、非西方的局部性价值体系就理所当然地被驱逐到一个尴尬的角落中，被缩略为“我国吧“我国”既是“世界”之所以为“世界”的必要条件，又是被“世界”所鄙弃的弱势者。这就潜在地促成了论说主体的分裂境况:既认同于文明进步世界的价值评断体系，因此倾力倾情地赞美“世界’:又不得不意识到自己的身份，因此努力抒发“使我国左右世界”的操控性狂想。“我国”与“世界”关系表述的悖论性，可以看作是中国知识分子在帝国殖民论述话语场中自我体认与调适的结果。
“世界”只不过是“泰西”的代名词，论说主体的最终欲望标的不外是“求强’:因此在强一求强的结构式中，流露出来的是一种类似同性爱的欲望。然而，由于它在文化里的不合法性，它只能以被扭曲的隐喻方式表达出来，从而形成了梁的“两大文明结婚”的论述。这种以“西方”为“美人”的性想象既完美地表征了中国对西方的欲望(性的欲望)，企图用性别对立以及其所包蕴的强/弱、占有/被占有的权力关系来扭转中国主体无法在现实中扭转的劣势，又因为其传统的父权婚姻论述和随之而来的功利性目的而显得得体。于是，对“西方美人”的想象性征服便十分自然地在梁常带情感的笔端完成，并迅速地与当时的主流语境融为一体，成为中西文化融合的象喻。
梁启超提出的“中西联姻”的欲望表达式，是中国知识分子在为甲午战争后所自觉或不自觉地感受到的“被殖民”的位置进行抒解的表现。中国这个曾经一度自认为是阳刚主体的洪映大国，面对“西方”生气勃勃的帝国主义，产生的是一种类似于同性爱恋的强烈认同感。“中国”渴望成为“西方’:加入“世界’:但同时又无法放弃自身外于“世界”的独特性，于是为了掩盖这种被压抑的不合法欲望，“西方”被女性化成为“美人’:而自我在现实感受中的“女性”位置，被转化成男性书写主体，并且透过操作象征意义的异性恋婚姻的想象，转化成为合法欲望秩序的修辞策略，并于焉完成“中华文明”腾飞之序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