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目的
2018 年，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战略，坚定全面建成小康目标。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多领域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社会由温饱问题转向精神追求。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公报数据显示，国内 GDP 总值超过 90 万亿元，人均 GDP 约为 6.5 万元。经济繁荣推动了社会进步，但在经济结构不断重组，多方利益关系博弈下，社会矛盾与冲突前所未有，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等问题导致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治安无法得到保障。作为社会治理的主要机构，政府面对频发的社会公共问题显然分身乏术。信息技术水平的提高和移动智能设备的普及将社会舆论的力量再次推向高点，简单粗略的应对措施已经不适用于当下，甚至会引起民议反弹，削弱政府的权威性。为改善当前社会治理所面临的僵局，国内专家借鉴国外多元化治理模式，结合本国社情建立了一种新的社会治理方式，这种方式的推行以专业社会工作为基础[1-2]。
十六大以后，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作为一项治国目标被正式提出。这是社会有序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政府职能完善与工作水平提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3]。“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枫桥镇，是 1963 年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重要产物，对于社会治理有着极强的经验借鉴作用。早期，“枫桥经验”在区域性应用中得到了迅速的发展与推广。随着应用范围的扩大与应用历程的丰富，“枫桥经验”内涵与模式得到更新和深化，逐渐形成了常用的社会治理经验模式[4-5]。
本研究以嘉兴为对象，探讨“枫桥经验”在其社会治理中的应用，一方面深入理解“枫桥经验”的内涵特征，有助于完善其理论经验；另一方面促进嘉兴社会治理水平的提升，是和谐社会建设的实践推进[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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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现状
1.2.1 国外研究现状
“社会治理”是随着西方现代资本主义的产生而出现的，有着深刻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原因。福利国家、“市场失灵”问题、各种社会组织的出现、经济全球化、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等都是催生治理产生的强大因素，国外对社会治理领域的研究也颇有成就，从社会治理的概念、治理的主体、治理的方式等都进行了理论和实践的探索，国内诸多学者也从各个方面总结了西方社会治理的经验，如“多元治理”、“依法治理”、“底线思维”、“大数据治理”等理念。陶林在《论国外社会治理的模式及借鉴》中把国外的社会治理经验总结为福利国家理论、新公共管理理论、新公共服务理论和治理理论四个方面[10];张翼飞和郑莉在《“社会”为何需要“治理”一一西方社会治理问题的起源及其启示》中把西方社会治理分为两大阶段，一是转型期治理阶段;二是工业社会治理阶段，从两个阶段转型的过程分析我国政治、经济现代化的转型优缺点，并以拉美国家存在的问题为例，给当下我国社会治理的改革指明了方向[11]。周晓丽、党秀云在《西方国家的社会治理:机制、理念及其启示》中把西方的社会治理看成是全程治理机制，分为事前准备、事中协调和事后化解三个阶段，从机制创新和核心理念总结出了西方社会治理对我国社会治理的启示。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社会治理思想，意大利学者葛兰西在《狱中札记》中指出:市民社会是指整个思想文化关系，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12]。约翰。麦克里兰也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一书中指出资产阶级国家社会管理的虚伪性。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社会治理理论的研究多以领导人的生平功绩，思想的发展轨迹，思想来源等作为切入点，只有少数相关内容[13]。1995 年全球治理委员会对治理做出了具有代表性定义，它指出“治理不是一套规则条例，也不是一种活动，而是一个过程;治理的建立不以支配为基础而以调和为基础;治理同时涉及公、私部门;治理并不意味着一种正式制度，而确实有赖于持续的相互作用[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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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枫桥经验”的理论阐述及实践应用
2.1 社会治理理论概述
2.1.1 社会治理概念
社会治理是指政府、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社区以及个人等多种主体通过平等的合作、对话、协商、沟通等方式，依法对社会事务、社会组织和社会生活进行引导和规范，最终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过程。
社会治理是一种导致公共理想的社会和经济效果的治理模式。社会治理理论是西方治理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社会治理是一系列的价值、政策和制度，通过这些，一个社会可以来管理它的经济、政治和社会进程。社会治理是一个国家开发经济和社会资源过程中实施管理的方式，它同时也是制定和实施决策的过程。社会治理还被界定为限制和激励个人和组织的规则、制度和实践的框架。所以，治理不仅仅局限于政府，也包括多元角色的互动。由于西方国家治理理论奉行社会中心主义和公民个人本位，因此，理性经济人的社会自我治理，在理论逻辑上构成了西方国家治理理论的核心内容。在特定意义上可以认为，西方国家的治理理论，本质上即是理性经济人为基础的社会自我治理理论。“如果说 19 世纪至20 世纪之交的改革家们倡导建立最大限度的中央控制和高效率的组织机构的话，那么 21 世纪的改革家们则将今天的创新视为是一个以公民为中心的社会治理的复兴实验过程。”在我国，社会治理是指在执政党领导下，由政府组织主导，吸纳社会组织等多方面治理主体参与，对社会公共事务进行的治理活动，是“以实现和维护群众权利为核心，发挥多元治理主体的作用，针对国家治理中的社会问题，完善社会福利、保障改善民生，化解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公平，推动社会有序和谐发展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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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枫桥经验”的理论阐述
2.2.1 “枫桥经验”的形成
对“枫桥经验”的发展道路进行追溯，了解“枫桥经验”最初诞生时的社会治理形式，能加深我们对“枫桥经验”的了解。形成“枫桥经验”主要包括了以下四个阶段[34]：
一、诞生阶段。“枫桥经验”最早诞生于 1963 年的浙江省诸暨市枫桥镇，所以将该治理模式其取名为“枫桥”。是当时毛泽东主席积极听取群众意见所推行的创新社会治理模式。当时的浙江省作为政策示范地区之一，积极展开了对于当时的“四类分子”进行改造，枫桥镇对四类分子施行思想教育的改造手段，将这些地主、富农、反革命以及坏分子都一一进行了深度的思想教育，最终以理服人，将这些社会的反作用推动者进行了有效改造。于是在第二年，毛泽东主席就将此案例进行了借鉴采纳，将枫桥镇的社会治理模式进行了全国的大面积推广，“矛盾不上交”就是当时诞生的社会治理理念。同年十一月，毛主席在相关活动中发言表示让各地区都实行以说服的形式去教化不法分子，减少社会躯体冲突。各地纷纷效仿，并将该社会治理模式称为“枫桥经验”。
二、毛泽东同志对于“枫桥经验”的助力推行，让“枫桥经验”迎来了推广阶段。这一阶段盛行于 1961-1979 年左右，当时的“枫桥经验”主要在于对“四类分子”进行思想教育改造，后来逐渐向贴近现代化治理模式发展。1964 年，“枫桥经验”通过大力的推广，开始出现在全国人民的视线当中，枫桥镇的这一治理理念，成为了各地纷纷效仿和学习的典范。当时的“枫桥经验”推行不久，就与“文化大革命”碰撞在了一起，受当时社会形势的变化影响，“枫桥经验”的推广在很长一段时间都处于发展停滞的阶段。而后在 60 年代末，全国公安会议上再次明确“枫桥经验”的重要性，指出其需要对听取群众的意见，围绕群众开展社会治理工作。随着“文化大革命”的落幕，“枫桥经验”被国家大力进行新一轮的推广，各大地区又纷纷重新响应此号召[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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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枫桥经验置入嘉兴社会治理的适用性和可行性 ................... 22
3.1 嘉兴社会治理中应用“枫桥经验”的适用性 ...................... 22
3.1.1 嘉兴市的治理现状 ...................................... 22
3.1.2 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提高人民群众幸福指数 ................ 22
第 4 章 “枫桥经验”对嘉兴社会治理发展的推动作用 ................... 26
4.1“枫桥经验”推动嘉兴基层社会治理理念创新 ..................... 26
4.1.1 树立服务意识，转变服务理念 ............................ 26
4.1.2 坚持与时俱进，提高创新意识 ............................ 26
第 5 章 枫桥经验运用于嘉兴社会治理发展中所面临的问题及原因 ............ 39
5.1 嘉兴社会治理工作中运用枫桥经验时所遇到的问题 ................ 39
5.1.1 工作人员业务素质低 .................................... 39
5.1.2 流动人口管理机制不完善 ................................ 40
第 6 章 嘉兴社会治理因地制宜借用枫桥经验的对策建议
6.1 借鉴“枫桥经验”，更新嘉兴地区工作理念
在中国的现代化建设进程中，嘉兴的社会发展有了一定的推进，为了适应社会的发展，相关的城市管理人员也应该与时俱进，刷新管理理念，在新时代的发展之下，管理理念与服务理念有了更密切的关联，服务理念在于为城市居民提供全方位的智能化的服务，对于管理来说，管理及服务的理念逐渐被认可，通过好的管理方式，可以实现更好的服务，在时代发展之下，紧跟时代发展潮流，提高创新意识，将管理逐渐向服务过渡。
6.1.1 坚持以人为本，培养服务意识
以人为本的思想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最核心的思想，以人为本坚持以人作为主题，充分肯定人的主观能动性，为人民服务的思想理念能够获得广泛的民心与民众的支持，政府在对人民群众的问题的处理上，要牢牢遵循以人为本的核心思想，对于人民群众切身关注的民生问题要进行深切的关注以及有效的制度的制定，并赋予人民更多的自由以及相关的明确的制度化的建议，确保政府为人民办事、为人民说话、为人民谋福利。实时刻刻将人民的发展问题放在首要的位置上，通过对社会上的资源进行整合，集中力量进行社会问题的治理。管理即服务的核心在于不断的优化管理体系改革，进行相关的调整，改善管理中存在的问题，传统的管理方式中存在的弊病进行大规模的改治。切实落实好为人民群众服务的根本的宗旨，同时打好群众基础，通过一些基础的服务管理工作，放低身份，与民众打成一片，落实好与人们群众的感情纽带的建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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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7 章 结论与展望
7.1 结论
党的十九届三中全会强调，坚持改革开放战略，坚定全面建成小康目标。国家统计局 2018 年公报数据显示，国内 GDP 总值超过 90 万亿元，人均 GDP 约为 6.5万元。经济、科技、军事、文化等多领域的蓬勃发展造就了国内日新月异的变化，但在经济结构重组多方利益博弈下，社会矛盾前所未有，就业困难、住房紧张、贫富两极等问题导致社会处于不稳定状态，社会治安无法得到保障。建设和谐社会是社会有序发展和社会文明建设的必经之路，也是政府职能完善与工作水平提高所面临的重大挑战。“枫桥经验”发源于浙江枫桥镇，早期应用于“四类分子”改造，后期应用于社会治安管理，对于社会治理有着极强的经验借鉴作用。本研究集中探讨“枫桥经验”在嘉兴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运用，以期提升嘉兴社会治理水平。
首先，搜集国内外关于社会治理的文献资料，了解当前社会治理的国际水平，剖析社会治理领域中社会行政、社会工作、社会福利等相关概念的联系，为研究提供清晰的思路以及理论保障。由文献整理可知，国内外在社会治理研究上分为三大方向，分别是政策、慈善和福利，社会工作是实现社会服务的重要路径。与此同时，从发展历程、内容特征以及实践应用等方面集中诠释“枫桥经验”，界定研究范畴。其次，基于嘉兴社会治理现状探讨融入“枫桥经验”的必要性与可行性，一方面可知应用“枫桥经验”有助于提升民众生活幸福感、促进社会稳定，另一方面结合国家政策、本土经验等契机，“枫桥经验”的应用显著推动嘉兴社会治理，主要表现在治理理念创新、治理主体创新、治理体系创新、治理方式创新和治理工具创新五个方面。然而，“枫桥经验”的应用实践同样表现出了工作人员素质偏低、网络舆情管理落后和干部群众缺乏有效沟通等问题，分析原因主要是治理体系不健全、政策法律环境待完善、调解制度单一等。最后，基于国内外成功经验和“枫桥经验”自身实践，提出“枫桥经验”应用与嘉兴社会治理的六点改进建议，分别是更新嘉兴地区工作理念、完善政府工作机制、提升社会治理工作效率、健全社会治理组织体系、提升社会治理的针对性和加强基层政府工作人员综合素质的培训。
研究“枫桥经验”在嘉兴社会治理创新中的运用有助于营造安定的社会环境，提升嘉兴社会治理水平，推动国内和谐社会建设的进程，为中国国际竞争提供稳定的发展环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