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
20 世纪 50 年代，我国的经济体制特征是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系。“单位制”作为城市基层社区管理的主要模式，辅以部分 “街居制”。“单位制”主要将在城市中生活的人员按工作单位为一个组团进行集中管理，单位承担相应的行政管理和服务职能；“街居制”主要是对那部分极少数没有工作的人员管理的补充。由于是计划经济绝大多数人都有自己的工作，“单位制”适应了当时的社会环境，也给政府管理工作带来很大的便利。同时，我们可以看到此时的街居管理部门工作量非常小，基本处在一个闲置的状态，而且基层社区主要是扮演被管理的角色，社会治理还并未作为一项完整的管理理念被提出。
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传统的经济体制开始逐步改革，单位制被解体，原本由工作单位承担的行政职能和社会职能转交到各街居管理部门，此时的街居管理部门基本承担了辖区范围内所有人员的行政管理和社会服务职能。再加上大量外来人员的流入，街居部门的工作开始逐渐繁重起来。除此之外，由于经济体制改革，大量的工人下岗，街居部门还要做好下岗工人再就业的工作，以维护社会稳定。这个时候街居管理部门的工作职责开始逐渐增多。
随着社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社区成为国内外理论界所关注的焦点。有观点认为，“社区是新兴政治的根本”，可见社区在现代社会治理中的重要地位。随着社会演进的加速，以及“政府失灵”和“市场失灵”的普遍存在，传统的基层治理模式很难再像从前一样大规模的增加社会福利。同时，由于新自由主义所主张的完全依赖市场的论断在现实社会中不能完全照顾到弱势群体，导致贫富差距拉大，而广受诟病。吉登斯旗帜鲜明地指出“只有社区建设才能解决这一问题”。因为社区建设“不仅意味着重新找回己经失去的地方团结形式,它还是一种促进街道、城镇和更大规模的地方区域的社会和物质复苏的可行办法。”这就是著名的“第三条道路”。如果说“社区”是修筑“第三条道路”的基石，那么“治理”理念的出现则为“第三条道路”的修筑披荆斩棘。
...............................1.2 研究的目的和意义
城市居民自治是城市基层管理中的末端环节，也是社会主义政治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随着社会政治经济的发展，人民政治觉悟的提高，人民群众需要发展自己真正需要的政治，需要一定的自治权力来为自身谋福利。在十九大会议上，习近平总书记再一次宣布“健全人民当家做主体系，促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开展””。此同样属于我们当下要全面构建小康社会的决胜阶段的政治要求。同时也是我们国家发展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的基层政治保障，同时也能够作为坚实政治后盾推动全民奋力夺取新时代特色社会主义伟大胜利。
城市社区是现代城市中数量最大，也是覆盖范畴最广阔的的民众生活共存体。城市社会就是由无数个不同的社区联合在一起形成的。因此想要做好城市基层政治管理，就要从构成城市社会的分子——社区入手。实行以社区或居委会为单位的基层群众自治制度是中国特色政治制度的要求和重要工作。 实现群众的自我管理一方面是我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的要求，一切权力属于人民，另一方面能够积极调动群众参政议政的积极性、保证城市社会稳定发展，为构建和谐社会打下良好基础[1]。在现有的城市居委会制度基础上需要改进什么、如何改进，具有重要的研究价值。本文以在深圳、成都等试点城市中推行的“居站分离”模式入手，试图分析该政策实行的背景和优劣性，最终得出结论是否有在全国范围内广泛推广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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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随着我国社会管理稳步深层次发展，国家经济体制转型改革也取得了重大成果，自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我国的社会开始转型发展，连带着政府职能也发生了改变，因此社区也得到了发展的机遇，其地位逐步上升直至变成社会和城市治理的末梢机构，越来越作为重要的一环被社会学者重视。1991 年，国家民政部门首次正式提出了＂社区建设＂这个名词[1]。近年来社区建设作为政治中的新型概念得到了快速发展，同时在学术界也成为了一个热点话题，许多专家学者投身于社区建设和管理的研究。近些年，国家对于城市社区管理体制不断进行创新和深化改革，＂社区治理＂开始作为一种政治概念正式被专家学者、政府官员等人使用，全国各个地区上下都逐步因地制宜地研究社区建设的相关理念，并在基础上进行了进一步探索和改革，以发现不同的分别适用于自身管辖范围的社区管理模式。中国学术界对于这项课题有着非常丰富的研究。
吴群刚探索了产生社区服务的经济和政治背景，他认为随着我国经济化水平近年来的不断进步，政府的政务工作中心开始下移，由传统的集权办公开始将权限慢慢向下流动，且管理结构也发生了一定的变化。原本相对固定管理体系开始被打破，顺带着一些部门的工作人员也由“单位人”变为了“社会人”，其中很多原本由政府管理或者政府企业联合管理的工作都开始交由社会。而因为我国的社区建设工作起步较晚，基础较差，社会组织能够承接的工作也十分有限，因此大量的事务进一步下沉到社区基层。因此传统的办公人员以及逐渐无法满足工作对于规范知识技能的需要，社区开始需求拥有专业知识的人才。在这样的背景下，为了满足社区工作的正常开展，地方政府需要对社区工作机构给与一定的支持。 并且地方基层政府也要在其权限内尽量满足。 因此这就是社区服务组织产生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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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相关概念界定
2.2.1 社区治理
德国学者滕尼斯（1887）在《社区与社会》中首次提出“社区”的概念——由具有共同价值取向的同质人口组成的，关系亲密，守望相助，疾病相扶的，富有人情味的社会关系和社会团体。[1]这名学者费孝通在《社会学概论》中，明确界定“社区是若干社会群体家庭、民族或社会组织机关、团体聚集在一地域里,形成一个在生活上互相关联的大集体”。
随着我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人口流动越来越密集，故而自发形成的“自然社区”存在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基于行政力量干预的“行政社区”则因其稳定性而广泛存在。继而，即使有自然社区的存在，也会因行政 力量使其“合法化”为行政社区。因此，本文研究对象“居站分离”所涉及的社区均指行政社区。
社区作为城市社会基层组织，其相对整个社会体系而言，无疑处在神经末梢。然而就体系而言，则是牵一发而动全身。基于此，社会治理则应运而生。魏娜（2003）将社区治理的概念定义为：在一定范围内，政府与社区组织、公民之间共同管理社区事务的活动。[2]还有的学者认为：社区治理是依托多层次复合地理空间，在政府及各种组织的网络体系内，应对各种公共问题，共同完成公共事务管理的过程。
本文认为社区治理的主体是多元的，是政府、社区、组织以及居民共同组成的；其客体则是社区发展过程中的公共事务。故而其实质就是在多元主体共同参与的情况下对社区公共事务进行的一系列管理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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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我国社区治理的制度变迁 .................................... 15
3.1.1 单位治理阶段（1949-1986）.................................... 15
3.1.2 社区治理变革阶段（1987 至今） ........................... 16
第四章 居站分离的制度实践与模式架构 ............................. 22
4.1 居站分离的制度实践 ............................. 22
4.1.1 上海“居站分离”的制度实践 ........................... 22
第五章 居站分离对城市社区治理的价值——以西安为例 ................................. 31
5.1 西安社区管理模式的调查研究 ............................... 31
5.1.1 调查方法 ........................... 31
5.1.2 调查结果 ...................... 32
第六章 西安实施居站分离的可行性路径
6.1 推进西安社工专业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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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语
通过第五章和第六章的调查研究，可以得出结论如下：
根据对西安市现有的社区管理模式和状态，可以认为目前西安市的部分社区中的确存在居委会行政色彩过重，居民自治工作开展效果不甚理想等现状。而根据居站分离在其他城市开展的情况来看，的确对于该类问题能够起到一定的改善作用。并且由于西安市目前的社区服务工作水平和质量与一线城市之间尚有差距，故在社工人员和政府等其他角色层面现存的问题做出分析，为居站分离制度在西安市推行提出政策建议。从而认定以西安现有的社区政治基础上，实施居站分离制度是能够产生价值和意义的。
本文以居站分离之于城市基层有效治理的问题为导向，在政府失灵理论、治理理论和制度变迁理论的框架下，从历史时序探讨居站分离的制度变迁，并从其动力机制、演进机制两个层面分析居站分离的发展逻辑。制度变迁的分析是基于历史的回顾，同时关注其对现实应用的影响。本文梳理了单位治理、社区治理变革的两个阶段，也指出了我国城市社区治理的变革方向。社会制度的变迁以及政府治理的部分失灵，要求传统社会必须向公民社会转变。这种趋势下，单位制解体、住房商品化、土地城市化三大动力因素联合作用，使居站分离成为基层治理的必然，并且在不同演进阶段，呈现出不完全的状态和特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