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网络参与与公共领域相关内涵
一、网络参与
（一）网络参与内涵
我们这里所说的网络参与主要是指网络政治参与。近代以来互联网技术的不断突破形成了一种全新的社会连结方式，并对我们的工作、生活以及政治产生了深刻影响。正如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现代国家与传统国家的最大区别是人民在大规模的政治组织中参与政治并受其影响的广泛程度。”目前对于网络政治参与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学者们对此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郭小安认为“网络政治参与是在公民借助于网络直接或间接地影响政治生活的行为，表现形态非常多样化，只要是参与行为是以网络为中介的，直接或间接地影响到政治生活，如政治交流、政治谣言、政治传播、政治宣泄、政治选举、政治结社等，都可以成为网络政治参与”顾丽梅、翁士洪对于网络政治参与的定义则为：“是公民通过网络途径参加政治生活，并影响政治体系的构成、运行方式、运行规则和政策过程的行为。”当前学者们对公民政治参与的概念判定主要是从与传统政治参与对比得出来的，并认为网络政治参与主要是由以下几个要素构成：主体主要是网民或范围更加宽泛的公民；参与介质在于互联网；而参与目标上，不仅仅是要对重大的政治事项予以影响，也包括一些引起关注的社会中的细小事件；参与形式上更为直接、多样。
（二）网络参与兴起历程
1、互联网的诞生
20 世纪 60 年代，美苏争霸正是酣战时期，苏联当时已经具备远程核打击能力，美国政府担心因核打击而摧毁了它的重要通讯干线，从而使中央指挥系统失灵。为了保证美国本土防卫理论和海外武装在受苏联第一次核打击后仍然具有生存能力，美国政府的智囊团之一兰德公司受政府要求设计出这样一个保证通信线路畅通的通讯方案。兰德公司在研究后建议使用分布式网络以取代中央控制式网络，使整个系统由无数个分散的指挥点构成。在此基础上，1969 年美国国防部下属的高级研究计划署资助建立了一个名为 APARTNET 的网络，这即是互联网的最初雏形。
到 20 世纪 90 年代末以来，由于商业运营的加入，网络得以迅速发展走向全世界。用户数以亿增。截至到 2015 年 11 月 30 日，全球互联网用户已经达到33.66 亿左右，与 2000 年的用户人数相比，15 年间增长了 832.5%。如下图 1.1和图 1.2 所示，非洲自 2000 年以来的互联网用户人数增长率最高，达到7231.3%，用户数已达到 3.31 亿。亚洲的互联网用户数量最大，16.22 亿，占全球互联网用户数的 48.2%，增长率也达到 13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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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公共领域
（一）公共领域内涵
公共领域是当代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德国学者汉娜·阿伦特在其1958 年出版的《人的条件》一书中首先提出公共领域这一概念。她认为“公共”在于 “其一，任何展现于公共领域的现象都能被每个人看到和听到，并且具有最大可能的公共性”其二，“公共一词意味着世界本身，这一点对我们所有人而言都是相同的，但又区别于我们在其中的私人领域。”而后德国学者哈贝马斯对“公共领域”进行了更为系统化和概念化的研究。他将公共领域定义为：“公共领域首先是我们社会生活中的一个领域，它原则上向所有人开放。在这个领域作为私人的人们来到一起，他们在理性辩论的基础上就普遍利益问题达成共识，从而对国家活动进行民主的控制。”哈贝马斯认为公共领域起源于古希腊时期，民众在广场上进行自由地集会和交流。到中世纪时期，由于权力集中到封建主手中，真正意义上的公共领域实际上已经消亡。到了 17、18 世纪，一些贵族和资产阶级分子在咖啡馆、沙龙中进行讨论，而讨论的话题也逐渐由艺术、音乐等伸入到经济或政治事件的批评，公共领域又逐渐开始回到人们的视野之中。
综合看来，公共领域的生成应具备以下三个因素：（1）具有批判和独立精神的公众，能就公共问题进行理性探讨。（2）能够进行自由、充分交流的沟通媒介。（3）形成共识基础之上的公共舆论。因此，公共领域应该是不同于国家权力领域和私人领域的一个公共空间，公众能在此空间内借助一些媒介对大家共同关心的公共事务进行讨论，并形成一定共识，保护公众的合法权益，从而协调国家与社会间的利益和关系。
（二）网络参与对公共领域的影响
1、公共领域的衰落
公共领域生成的要素之一即是有能够进行自由交流的媒介，并假设这种媒介是中立的，“是一个具有制度的组织,并在法律所明文保障的言论自由的架构中运作”而且“这种具有批判精神的公众机构应当掌握在私人手中,不受公共权力机关的干涉”。但一方面随着社会的发展，报纸、杂志、广播等这些传统大众传媒上的广告开始被赋予新的金钱意义，娱乐和信息开始交融。而这些传统媒介又受到背后财阀或政治家的控制，它们往往因此被动地受到控制，而原本希望通过传媒实现信息自由和讨论自由的公众也成为了被蒙蔽被操纵的公众。这些传统传媒使公众的关注点由公共事务逐渐转向了娱乐消费。另一方面，传统媒体被某些利益集团或政府组织所把控，提高了准入门槛，且有相关“媒介人”把关，媒介版面有限等因素，使大众难以参与到传统传媒中进行沟通、交流。信息的传达只是点到面的单向型，公众也只能被动接收那些已经被选择过公布的信息，难以进行理性地思考和批判。在这种环境下公共领域失去其生存的基本要素，呈现出了衰落的趋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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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网络参与为我国公共领域形成提供机遇 ——以 999 急救门事件为例
一、999急救门事件介绍
2015 年 11 月 9 日，一名微博 ID 为“一个有点理想的记者”的网友（实名为张洋，以下皆称姓名）在乘坐南航 CZ6101 次航班时突发腹痛不止（后诊断为肠阻梗），机组人员、机场救护人员以及 999 急救中心未协商一致合力救助这位病患反而相互推诿，整个急救过程在不断波折延迟，最终导致该网友在腹痛难耐 13个小时后才推入手术室接受手术，救回一命。
11 月 12 日，张洋在新浪微博上发布第一条长微博《一个记者 15 小时生死之旅--仅以此文献给宝、猫及奉献爱的你们》，成为此次事件的引爆点。11 月 22日，张洋又发布了第二条长微博《南航 CZ6101--生死间，一个记者有话想对你们说》，引来将近一亿的阅读量，并有 10000+的评论以及将近两万的转发量。舆情由此迅速发酵并持续高位运行。
在网民的热烈讨论外，随后各大网络媒体也加入到此事的追踪与报道中，南航以及 999急救中心成为舆论的交流，被推到了风口浪尖之上。
起初，公众评论集聚于南航，新浪微博用户@北斗星说：又是南航！哪有人性关怀？@王峰—K2：就应该抵制南航，这种不作为充斥在国内各个地方！@Eloise 九思：南航……呵呵。基于以前的各种小众事件，就算贴钱也不坐南航（包括代码共享）的任何航班！2015 年 11 月 23 日，南航通过官方微博正式回应，“作为航空承运方，南航向这位旅客表达我们的歉意”，并表示“将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加强与相关单位的沟通协调，完善相应工作流程……南航将以此为鉴，提升服务和保障水平。” 对于南航的道歉，张洋 11月 23日下午通过微博发声称：南航北方公司副书记下午两点来我家。携带鲜花一束，果篮一个。表达歉意。鲜花是祝福我留下，果篮坚决推辞。我诉求两个：1，理清急救流程，不能让下个人再遇到我的遭遇。2，我放弃赔偿补偿，但我要搞清楚，我的病情被耽误，该不该有赔偿和补偿。这是为所有人问的。几日后，南航又通过媒体作出《南航：致歉！未违反相关规范，我们依然有错》这样的回应，有效遏制住了南航负面舆论不断上升的势头。同时北京首都国际机场也于 23 日晚通过中国民用航空网官方微博发布通报，表示已向张洋登门致歉，并认真调查地面医疗急救服务中的问题，剖析原因，总结教训。作出了“将主动加强与航空承运方的沟通衔接，完善应急救援绿色通道，进一步强化生命至上的理念”的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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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网络参与促进公民意识崛起
（一）我国公民意识的变迁
“公民”这一概念最早起源于古希腊城邦的奴隶民主制度中，起初是指某些城邦内成年的自由男子，随着西方社会的进步和民主政治的发展，公民的概念不断扩大，发展至今天的现代公民，强调公民拥有的政治权利及相对应的政治义务。著名学者朱学勤指出:公民意识有两层含义,当民众直接面对政府权力运作时,它是民众对于这一权力公共性质的认可和监督；当民众侧身面对公共领域时,它是对公共利益的自觉维护与积极参与。
无论是公民，还是公民意识对于我国来说都属于舶来品。在我国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里，崇尚的是“君权至上”，臣民作为社会的主体，没有个人的权利可言，造就了一个等级森严的社会。正如梁漱溟所说:“中国文化之最大偏失,就在个人永不被发现这一点上。一个人简直没有站在自己立场说话机会,多少感情要求被压抑,被抹杀。”②19 世纪下半期，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侵入中国，他们在进行经济掠夺的同时也带来了西方的进步思想，一部分中国的仁人志士扛起了“德先生”、“赛先生”这两面大旗，梁启超首次提出“国民”的概念。1954 年，新中国第一部宪法第一次明确使用“公民”一词，并用宪法赋予公民一定的权利和义务。在这样的良好背景下我国公民意识开始发生了巨大转变，经过五十余年的发展， 2007 年，党的十七大报告中提出要加强公民意识教育，树立社会主义民主法治、自由平等、公平正义理念。在国家积极鼓励和引导公民意识成长的同时，网络的兴起可谓是为我国公民意识打了一针强心剂。从 2003 年的“孙志刚事件”，2007 年的“华南虎事件”，2010 年“宜黄钟家姐妹事件”，到 2015 年的“999 急救门事件”，我们能欣喜地看到通过网络，大家不再仅仅是关注娱乐、购物的网民而已，他们已经意识到自己的公民角色，并积极参与到社会事务中来，行使自己的公民权利。
（二）网络参与激发公民权利意识
民主政治的建设离不开普遍公民权利意识的养成。在我国传统的封建文化中，中央集权的官僚主义强调对皇权、父权的强制崇拜，而忽略个人权利的实现。当代中国的社会经济体制、社会结构、利益格局等多领域的调整增加了社会的活力，但同时也产生了一些问题和矛盾。这些社会矛盾又恰好遇上信息技术的成熟，碰撞出如今我国火爆的网络舆情环境，从而不断激发出网络参与者的权利意识。
第一，公民的知情权。信息的有效传播是实现公民知情权的关键，而信息能否有效传播又在于传播信息载体能效。在网络出现之前，人们获取信息的渠道主要是报纸、杂志等这种传统的单向传播媒体，这种媒体不仅受到时间、空间的限制，同时由于版面或利益集团的把控等问题，它们所传播的信息是受到编辑们的层层筛选，是媒体人操纵之下希望大众看到的这样一种信息。信息的限制导致公众所讨论的话题也是被限制的，这些被掩盖住的社会论题、政治论题就成为某些“上层人物”的私有话题，大大削弱了公民权利意识的加强。而网络媒体的出现，打破了这种传统媒体垄断信息的旧制，人们得以从这些媒体人、政治精英们强加给他们的信息中解放出来，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喜好去关注相关话题。在互联网上，人们不再是信息的单向获得者，同时也作为信息的传播者，一层层连结出一个巨大的网络信息网。如“数字经济之父”泰普斯科特在《数字化成长》一书中说:“在过去资讯垄断的权威时代里,人们无法找到真相,而掌握及控制资讯就可轻易欺骗他人。”“但在网络的世界里,一切都会透明化,极权和欺骗将不容易存在。”①网络的出现实现了信息传播渠道、传播主体、传播量的巨大转变，信息得以迅速、有效的传播，打破了传统的信息壁垒，扩大了公民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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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网络参与背景下我国公共领域生成困境 .......... 31
一、缺乏公众的理性参与 ............. 31
二、“数字鸿沟”依然存在........... 32
第四章 利用网络参与推动我国公共领域生成的进路 ............... 39
一、培养公众精神 ............... 39
二、消弭数字鸿沟 ................... 40
第四章 利用网络参与推动我国公共领域生成的进路
一、培养网民公众精神
“公共领域”的第二个构成要素是公众对公共事务发表的言论必须具有判性”才合乎公众精神，只是表示一致同意或反对的粗略性意见我们都不能称之为公众舆论。对于当前我国网络参与中存在的诸多不良信息，网民们难以分辨真假以及往往出现网络群体极化，理性的声音被淹没的现象，对于理性公众的培养我们仍然是任重而道远。
第一，要加强政府对网络信息的监管，减少网络谣言和不良信息的传播。由于政府往往落后与网络信息传播，而网络事件发生的时候又总是与谣言相伴随的，外部监控不足和内部谣言四起双重夹击下使网络事件在一定程度上失控。同时，网络上还充斥着色情信息、极端信息等污染网络环境。对此政府需要建立专门的信息管理部门并通过立法对网络信息进行把关。对于谣言要及时删除，对于不良信息传播者也要依法追究其责任。要从源头上切除谣言和不良信息生成的可能，建立起舆论和信息运营商的实行能力和资质认证制度；也要逐渐建立起舆论和信息发布、交流的法人、社团登记和公民实名制度，引导公民理性参与公共事件讨论。
第二，实现媒体对网络参与的良性引导。对于传统媒体来说，虽然互联网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它话语垄断的局面，其主导信息传播和意识表达的地位已经一去不复返，但，传统媒体广泛的群众基础仍然存在，它内容的原创性、真实性和可靠性是其生存的巨大优势。在互联网泥沙俱下的环境下，传统媒体可以发挥其优势，并与时俱进，顺应当今媒体传播方式内容的巨大变革，重新奠定其主流地位，引导公众对真实信息的把握与舆论走向，客观正确地认识公共问题和事件。对于网络新媒体来说，它的迅速、广泛、即时在成为优势的同时也带来了信息虚假、有效信息难以寻觅等的问题。对于此，网络新媒体首先就是要对自身进行把关，加强自身的监督和约束，严格审核各类信息，对于虚假信息要及时进行删除，同时要提高警惕，整顿网络推手、网络打手等的话语霸权行为，对于炒作、恶搞等的信息也要时刻关注采取行动，防止产生较大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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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公共领域”是西方理想主义者所提出来的“共产主义乌托邦”，在这里人们富有公共精神，理性地探讨公共问题。这个概念随后被西方的学者们继续发展充实，成为民主政治所共同追求的一个公共空间。随着互联网的发展，中国也掀起了网络参与的热潮，网络已然成为中国民意表达和公共舆论形成的重要平台。这使中国的很多学者感到欣喜，网络公共空间似乎意见在中国形成，给中国的民主政治参与带来了新的风潮。
对于网络参与，我们不得不承认它在中国引起的巨大影响。它有效地激发了中国公民的权利、责任意识，扩大公民参与，构建了公众新的对话平台，推动了政府角色定位的改革，还在一定程度上形成了舆论共识，这些在为促进中国民主政治发展作出了重要作用。但仅仅对于这些表现，我们并不能草草断言中国的网络公共领域已经出现。本文中也讨论到，当前中国的网络政治参与仍然存在着一些不可忽视的问题。在网络参与中，参与者个体的公众意识不够，网络暴政和虚假信息时常出现，群体极化现象往往导致了伪民意的问题，相关的法律制度也不完善，政府对于网络参与信息重视程度以及相应的机制配置都还不够，等等。这些都严重阻碍着网络参与的有序有效进行，网络公共领域还只能成为中国公民在追求民主、平等对话过程中的一个有实现可能性的想法。目前我国网络公共领域的构建困境，以及它究竟能够在多大程度上承担起中国民主政治发展的责任还是有待商榷的。对于目前互联网发展欣欣向荣的态势以及发展中的困境，我们仍然需要通过加强公民素质和硬件基础设施建设，提高草民阶层的参与度实现草民与精英的良性互动，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以及政府舆情信息监管机制等措施来形成一个良好的网络参政议政的氛围，借助网络这个开放的平台上实现公民权利与国家权力的制衡。
网络参政已经成为中国政治参与中不可回避的必然趋势，而对于网络公共领域的形成我们仍然需要网络参与的进一步发展和完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