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的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的背景
近 40 年来，中国的改革开放成就举世瞩目，对外直接投资在进入新世纪后呈现加速增长态势。2018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已到达 1430.4 亿美元，投资存量已至 19822.7 亿美元，分别位列世界第二位、第三位。中国企业“走出去”的步伐正不断加快。
西亚地区是中国“一带一路”倡议中的重要合作节点。早在公元 8 世纪，位于东亚地区的唐王朝以及西亚地区的阿拔斯王朝，在经贸领域就有着较为深入的合作。西亚地区在当时就已经成为东西方文化、经济、民间交流的重要枢纽。进入新世纪以来，中国经济正以高速发展，对油气能源的需求也随之上升。西亚地区被誉为“世界石油宝库”，其石油资源总储量今已超过世界总储量的 50%以上。因此，中国为解决本国经济发展当中油气能源供给较为缺乏的问题，对西亚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正逐步增加。2013 年“一带一路”倡议被提出时，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仅为 82 亿美元，至 2017 年这一数字已到达 198 亿美元，而2018 年末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已超过 200 亿美元，仅阿联酋、沙特阿拉伯、以色列三国的中国 OFDI 存量之和就已经超过 130 亿美元。
然而，西亚地区由于政局动荡、恐怖主义、民族矛盾、政府治理能力落后、经济衰退等问题，使得中国企业的对外直接投资活动屡屡受挫，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显著上升。2011 年后叙利亚内战爆发，“伊斯兰国”武装乘机进入叙利亚地区，强占中国与印度联合投资的叙利亚代尔祖尔油田，当前该油田的所有开采和生产活动均已中断。据美国传统基金会中国全球投资追踪数据库统计，2011 年“阿拉伯之春”运动以来，中国在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平均年问题投资占总投资存量的 20%左右。因此，识别中国在西亚地区直接投资所面临的国家风险，并针对突出风险提出相应的防范策略已事不宜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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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的内容和方法
1.2.1 研究的内容
本文通过对西亚地区发展特征的识别，选取相应的风险评价指标，构建了西亚地区直接投资风险评价体系，识别中国在西亚地区国家进行直接投资活动时面临的突出风险，并通过构建计量模型探究 2004 年-2017 年之间西亚地区直接投资风险如何影响中国的直接投资。最后，结合前文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识别结果，在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总体层面提出了总体防范策略，并对不同种类的突出风险在政府层面、企业层面都提出了相应的防范策略。 本文主要将内容分成七个章节，具体如下：
第一章为绪论，在本章当中介绍了研究的背景与意义，并介绍了相关的研究内容与方法，阐述了本研究的创新点与不足。
第二章为研究文献综述。在本章节中，首先回顾了中外学者关于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识别、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识别以及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防范策略方面的研究。其次，借鉴中外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风险识别的相关研究成果，将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分类为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其中，政治社会风险分为政治风险、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分为宏观经济风险、金融风险。
第三章为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概况及国家风险表现与成因分析。本章首先对中国在西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概况做了相关分析。其次，通过整理中国在西亚地区直接投资中所面临的受阻及不成功案例的时间、产业、国别分布，分析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表现。最后，本章分别从政治社会风险层面、经济风险层面分析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成因。
第四章为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面临的国家风险识别与评价。本章首先对不同类型的国家风险选取了相应的评价指标，并通过改进后的熵值法，对 2004年-2017 年西亚地区投资风险进行评价。其次，借鉴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风险分级方法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进行分级，识别各个国家存在的突出风险点。
第五章为西亚地区国家风险对中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本文将选取西亚地区 14 个国家 2004 年-2017 年共 196 个样本数据制作面板模型，通过相关检验，选取计量模型进行回归分析，探讨西亚地区东道国直接投资国家风险对中国投资的影响。
图 1-1：技术线路图
第二章 研究文献综述及相关概念界定
2.1 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识别的相关研究综述
国家风险（Country Risk）一词最早起源于 20 世纪 50 年代的国际银行跨境业务当中。当双边政府或私营企业存在信贷业务时，债务方的海外违约行为的不确定性被统称为国家风险。而他国政府债务违约的不确定性则又被称为主权信用风险。Nagy(1978)[1]认为国际之间信贷业务的不确定性违约风险主要是由国家宏观层面因素导致，而非投资企业所能主导，例如：东道国政府制定政策的变动以及强制外资国有化等，外资企业都是被动的接受者。随着国际局势的日益复杂，国家风险（Country Risk）的概念也被不断深化，现主要包括一国的政治、经济、金融、社会、文化、国际关系乃至自然环境及恐怖主义等不确定性[2]。一般来说，国家风险（Country Risk）是存在于双边经济交流之中，与东道国主权行为或特征相关，而无法被个人及企业制约，并会导致经济损失的不确定性[3]。其中，双边经济交流就包括母国与东道国双边直接投资合作。
2.1.1 国外学者对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识别的研究
在对外直接投资面临国家风险的研究中，国外的研究相对较早。在较早的研究中，主权信用风险被直接称为国家风险，指的是一个国家偿还债务的可能性[4]。Burton（1985）[5]也认为主权信用风险是一个国家拒付债务、违约、延期支付的可能性。Eichengreen（1989）[6]、Lindert 和 Morton（1989）[7]等人则对 20 世纪 80 年代拉美国家债务违约进行了研究，发现违约国往往会被排除在国际资本市场以外。
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深入，学者们赋予了对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更丰富的定义，认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有两种角度进行定义，一个是仅考虑经济经济金融风险，一种角度则认为应同时考虑政治风险与经济风险两者，而前者只是一种较单纯的定义思路[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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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研究
西亚地区国家主要包括巴林、伊朗、伊拉克、科威特、阿曼、卡塔尔、沙特阿拉伯、阿联酋、黎巴嫩、约旦、以色列、叙利亚、也门、土耳其共十四个国家。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起步较晚，最早的研究可以追溯到 90 年代初，陆勇（1993）[36]是中国最早研究海湾地区投资的学者之一，他认为海湾地区油气资源、金融资源、工业需求等能与中国形成良好的互补。但是，语言、宗教文化、地缘政治、边界争端等却为海外投资带来了较大的风险。赛格（2010）[37]认为撒哈拉周边国家政局动荡、社会不安定等因素已严重危害当地投资企业的经营，应建立良好的保护策略、沟通策略、诉讼策略、退出策略来防治投资风险。范鸿达（2010）[38]认为中国在中东地区的利益巨大，主要存在于政治、经济、贸易、安全、文化等多个领域。因此，在纷争四起、关系错综复杂的中东，中国的风险意识还需加强，方能实现地区利益最大化。冯璐璐（2011）[39]认为中东地区尚未实现工业化，其贸易附加值低，金融风险的承担能力差，为中国直接投资带来了较大成本。这点与赵雅婧（2016）[40]的观点相同，她认为中东地区宗教关系、政治关系错综复杂，经济结构紊乱，容易受外部影响，经济多元化程度较低。梁曦月（2012）[41]则从法律的角度探讨中东地区的风险问题。她认为中东地区风险主要来源于政局动荡与不健全的投资、贸易法律。戚凯（2017）[42]则是从中国对伊拉克地区石油投资的风险角度探讨投资风险问题，认为中美利益冲突以及国际石油市场的不稳定才是中国企业面临的主要风险。包澄章（2018）[43]则也是从某一国家的层面进行研究，认为沙特阿拉伯政治集权化、经济结构性矛盾、恐怖主义、宗教矛盾为中国企业提供了较大的不确定性，而平衡逊尼派与什叶派关系也会带来相应的成本。
图 2-1：西亚地区对外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构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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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概况及国家风险表现与成因分析.......................26
3.1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概况.......................26
3.1.1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总体发展趋势.......................26
3.1.2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分布.......................26
第四章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识别与评价.......................36
4.1 指标体系构建的原则.......................36
4.2 评价指标的选取与来源.......................36
第五章 西亚地区国家风险对中国直接投资影响的实证研究.......................44
5.1 变量的选取与模型设定.......................44
5.1.1 变量的选取.......................44
5.1.2 模型的设定.......................44
第六章 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防范策略
6.1 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总体防范策略
6.1.1 针对高风险国家的防范策略
结合第四章对西亚地区国家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评价与识别结果，可以发现叙利亚、也门、伊拉克、黎巴嫩、伊朗五个高风险国家，在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领域均处于高风险水平，子风险均较为突出。因此，针对这些国家，中国企业在进行直接投资活动时，应该采取风险回避策略，选择其国内风险较低的项目进行投资，甚至对已经发生内战的国家应该直接减资，甚至撤资。在西亚地区高国家风险国家中，叙利亚、也门地区已经爆发内战，中国企业应该在投资时直接回避这些国家。
伊拉克、伊朗、黎巴嫩的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虽然属于处于高水平，但是这些国家内部并未因内战或政变而造成大规模政治社会动荡，其中，伊拉克、伊朗丰富的油气资源对于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来说又具有极大的战略意义。因此，针对伊拉克、伊朗、黎巴嫩，中国企业可以适当选择风险较低的项目进行直接投资，并对其风险突出点制定针对性的防范策略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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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本文在回顾了以往学者对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识别、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研究以及直接投资国家风险防范策略的相关研究，将西亚地区东道国直接投资国家风险分为政治社会风险与经济风险，其中政治社会风险可分类为政治、社会风险，经济风险可分类为宏观经济、金融风险。
随着中国企业向外投资的不断推进，西亚地区作为极具战略的投资发展区域，逐渐走入中资企业的战略视野。2004 年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仅为 5.76 亿美元，到 2014 年西亚地区中资存量已超过 100 亿美元。到 2018 年，短短四年时间，中国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存量已翻一番，中国对西亚地区投资积极性不断提高。
在西亚地区，阿联酋、伊朗、沙特阿阿拉伯、科威特、也门、伊拉克、卡塔尔等能源丰富国家以及以色列、土耳其等制造业强国是中国资本的主要聚集地。其中，中国在西亚地区的直接投资最青睐于能源产业。然而，随着西亚地区政治、社会、经济的不断动荡，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也在不断升高，中国在西亚地区投资受阻案件越发频繁，并主要集中在能源行业。因此，为保证中资企业在西亚地区直接投资活动的有序进行，针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识别以及制定相关防范策略显得尤为重要。
因此，本文根据西亚地区东道国直接投资国家风险的构成分类，拟选取 2个一级指标，4 个二级指标以及 36 个三级指标，通过改进的熵值法进行国家风险的综合评价，并借鉴国际国家风险指南（ICRG）风险分级方法对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进行分级，识别各个国家存在的突出风险点。识别后，结果指出西亚地区直接投资国家风险正不断上升。在政治社会风险层面上，西亚地区直接投资社会风险比政治风险更为突出。在经济风险层面上，西亚地区直接投资金融风险最突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