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传统安全视角下中国石油安全的测试及国际比较研究

1 引言

1.1 研究背景和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在 20 世纪 90 年代，我国仍然是能源净出口国，1993 年我国成为石油净进口国，2007 年成为天然气净进口国，2009 年成为煤炭净进口国（Wu，2014）。自此，支撑国家经济体发展的三大主要能源全部开始依赖进口。随着我国工业化、城镇化进程的逐步推进，三大能源消费规模和进口量呈不断攀升的态势。根据国家统计局和中国海关总署公布的数据，2014 年我国煤炭、石油和天然气消费量分别为28.1、7.3和2.4亿吨标准煤，分别占能源消费总量的66.0%、17.1%和5.7%；2014 年我国石油和天然气进口量分别为 3.08 亿吨和 583 亿立方米，对外依存度高达 59.6%和 31.0%。同时，当今的能源安全已经不是简单地由需求、供给决定，其中经济、环境和社会等非传统安全因素已经在对能源安全产生着重大影响。
过去，煤炭作为主要能源，为我国以及全球其他国家的经济社会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但是，考虑环境影响和能源效率问题，煤炭逐步被石油、天然气以及其他可再生能源所取代。当今，石油既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血液”，又是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在国际上，石油能够影响全球政治格局、经济秩序和军事活动，对石油资源的争夺成为当今世界政治、经济、军事和外交竞争的一个重要内容。亨利·基辛格说“控制了石油就控制了所有国家”，石油安全是当代能源安全的核心。对于中国这样一个仍然以煤炭作为能源支柱、石油大量依赖进口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在供应压力日益增大、生态红线不断逼近的情况下，重新审视新常态下中国石油安全形势，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针对中国石油安全进行合理测度评估，找出中国石油安全的漏洞，提出切实有效的对策势在必行。
本文一方面通过对前人相关研究进行总结分析，在现有文献基础上提出符合中国石油安全现状的测度指标和评估模型；另一方面，针对新常态下中国石油安全的现实形势，研究分析出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主要因素，探索出加强、维护中国石油安全的战略与对策。此外，通过国际对比，分析我国石油安全与国际上其他国家相比所存在的优势和差距，从其他国家实践中寻找可借鉴经验。希望本文研究成果能为政府提供参考，在新常态下认清风险，指导政府适应形势。同时，为相关企业、部门决策提供启示，供师生、学者学习和交流，丰富能源安全领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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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主要内容和研究方法
1.2.1 主要内容
世界能源已经在从煤炭时代跨入石油时代和天然气时代，未来将进一步跨入新能源时代。石油安全作为能源安全的核心，在价格和节能减排双重驱动下，石油安全已成为新常态下中国需要认证思考的问题。而对石油安全，国内外各界有从宏观经济政策改革视角（Yao and Chang ，2014）、石油来源多样性视角（Vivoda，2009）、能源市场自由化视角（Shi，2008）、国际关系视角（Zweig and Bi, 2005）、分能源部门研究视角（Andrews-Speed ，2004）等角度研究，而本文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进行研究。
二战结束后，军事冲突、政治斗争等传统安全因素对石油安全的影响变得相对越来越小，而石油贸易、运输对国家经济发展的影响，能源消费引起的环境污染问题，以及石油可持续性供求对社会、文化和居民生活的影响等等，这些非传统安全因素对石油安全的影响越来越大。本文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重点对经济、社会、环境等因素进行考虑，根据中国面临的石油安全形势设定安全指标、建立安全模型进行测定评估。并以石油进口贸易安全为例，构建回归模型对中国石油安全影响因素进行实证研究。通过对测度结果进行分析研究，找出影响中国石油安全的主要因素，对影响机理和影响程度进行研究，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不仅能够丰富石油安全领域的研究，而且便于把握新常态下中国石油安全核心，为指导实践提供理论依据。
本文研究结构安排如下。
第一部分，引言。石油即是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血液”，又是现代战争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物资，直接关系到国家经济、人民生活和国防建设。本文对当今石油的重要性进行分析，重新审视新常态下中国石油安全形势，针对中国石油安全进行合理测度评估，具有重大的理论价值和实践意义。
第二部分，文献综述。本文从两个方面进行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石油安全测度的相关综述。一方面，通过对文献整理，对石油安全的内涵进行分析，理论上把握研究的切入点。另一方面，对石油安全的测度方法进行研究，通过对石油安全测度方法的分析评价，提出本文石油安全的测度方法。
第三部分，石油安全水平测度的指标选取和模型构建。在对研究背景和相关文献进行分析后，此部分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从石油经济安全、社会安全和环境安全三个方面，提出共 21 项指标，采用熵值法对中国石油安全测度，并进行国际对比。
第四部分，实证结果及分析。本文首先对石油安全整体测度结果进行国际横向对比，然后针对中国石油安全进行纵向对比，再而从具体非传统安全因素细分下对石油安全测度结果进行横向和纵向对比分析，最后从具体指标中找出影响中国石油安全测度结果的原因。
第五部分，以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安全为例，对中国石油安全影响因素建模分析。此部分从需求、供给、贸易和政治关系四部分选取 13 个可能影响因素，对中国石油进口价格和进口贸易量构建 FGLS 模型，分析各因素对石油进口贸易安全的影响效果。
第六部分，提升中国石油安全的对策。通过对上述实证结果的分析，此部分针对具体原因，分别从提升战略石油储备，降低石油消费强度，推进可再生能源消费，加强市场机制改革，注重全球化国际合作等方面提出相应的对策建议。
第七部分，总结和未来研究方向。此部分对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石油安全测度结果进行总结，并提出未来从加强石油安全研究跨学科合作、考虑多能源品种、动态更新评价指标体系和评估模型等方面丰富相关领域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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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石油安全的内涵研究
传统安全观和非传统安全观是石油安全测度的两大主要思想，20 世纪 90 年代之前，石油安全研究的核心是政治和军事两方面，忽略了经济、社会和环境等因素的影响（宋效峰，2008）。冷战结束以后，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的石油安全研究在此方面做出了有益的拓展。国内部分学者已重视从非传统安全视角研究能源安全问题。例如，宋效峰（2008）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结合以研究石油安全；杨力行（2010）基于非传统安全视角从供给方面研究我国石油安全的特征和风险；余潇枫（2012）对非传统安全的特征及其与传统安全的区别与联系进行了研究，并通过能源的生产和消费分析了我国面临的能源安全威胁。但总的来看，对石油安全体系中非传统安全领域的研究尚处于起步阶段，全面系统的理论与实证研究仍比较缺乏。
石油安全研究始于 20 世纪 60 年代（Lubell，1961），真正开始受各界关注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石油危机时期（Cherp and Jewell，2014）。1974 年国际能源署（IEA）成立后正式提出以稳定原油供应和价格为核心的国家能源安全的概念（Colglazier and Deese，2003；Yergin，1988）。传统上石油安全定义为“以合理的价格供应充足可靠的石油资源”（Yergin，1988；APERC，2003；IEA，2001），主要关注可靠性、充足性和价格三方面。从整个能源安全的范围来看，大量研究者将能源安全的概念限定为石油（Fried and Trezise，1993；Alhajji，2008；彭倩等，2014），这是因为石油是世界经济中最重要的大宗贸易商品之一（Noreng，2006），石油价格影响其他能源价格，石油市场波动影响其他能源市场波动（Vivoda，2009）。
随着 21 世纪来自新兴经济体的能源需求上升、欧洲天然气供给中断以及低碳能源系统压力等因素的出现，能源安全研究引起了更多的重视（Yergin，2006；Hancock and Vivoda，2014）。石油安全除了涉及供给和价格因素外，还加入了政策（Yao and Chang，2015）、环境（von Hippel et al.，2011）、运输（Badea etal，2011）等非传统安全因素方面的研究。研究者将不断丰富的石油安全内涵概括为石油的供应安全和使用安全两大部分（EC，2000；Yao and Chang，2014）。与以上传统定义不同的是，Brown et al（2014）和 Narula and Reddy（2014）将能源安全定义为向终端用户公平地提供可用的，经济实惠的，可靠、高效、环境友好的，积极治理和社会可接受的能源服务。此类能源安全概念源自于von Hippelet al（2011）定义能源安全为可利用的能源以及能源服务，以确保国家的存在，将保护国家福利、供给与使用的最小化风险相联系。将石油安全定义为满足主体要求的能源服务，可以有效进行主体区分，根据主体需求来对石油安全进行度量，避免了传统概念中各界对石油安全内涵的争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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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石油安全的测度研究
石油安全的内涵丰富多样，石油安全研究者的学科背景、研究视角以及所采用安全水平的测度方法也多种多样。本部分将主要针对国内外研究文献中常用的衡量福利损失法、构造多样化指数法、测度中断概率法和多标准层次分析法等四种能源安全分析方法进行研究。
2.2.1 衡量福利损失法
使用衡量福利损失法对石油安全进行评价是经济学分析中较直接的研究方法。此类方法既适用于事前评价以分析风险因素的来源及其可能影响，也适用于事后评价以衡量石油危机发生后造成的福利损失。Greene（2010）结合事前评价和事后评价，使用随机模拟美国石油对外依赖的直接经济成本来衡量能源福利损失，并对到 2050 年美国对外石油依赖的成本进行预测。Markandya and Pemberton（2010）则使用期望效用函数研究能源税作为最大化期望效用的一个工具来衡量对福利水平的影响，根据系统关键参数的不同来分析最大化期望效用的税率水平。该方法的优点是能够将石油安全评价排除时期和国家的差异进行一般化比较，并可用于评估为提高石油安全而进行基础设施投资的成本和收益状况；缺陷是对数据的要求比较高，提供的数据需要模拟具体生产、消费或效益等测度能源福利的函数，以定量测度出具体的福利损失值，并且这一方法通常忽视石油能源分配在不同部门的能源效益问题。
2.2.2中断概率法
石油安全评价还使用中断概率法，以测度能源系统或能源基础设施的可靠性和稳定性。Elmakias（2008）用中断概率法来测度电力系统的可靠性，Silva et al（1993）和 Fenrick and Getachew（2012）分别使用 LOLP（损失的负荷概率）和SAIDI（系统平均中断持续时间指数）的方法从历史失败或修复率来测度整个系统或其中一部分的可靠性。Skouloudis et al.（2012）提出了通过使用“灾难推衍”模型模拟过去未发生过的风险，这种方法不仅包括确定项和随机项，还为每个进口路线跳跃组合来计算个体风险溢价，但是只适用于所有已知的、可量化的风险参数，即知道发生的频率和可能导致价格上涨事件的大小。Chaudry et al.（2011）对历史上天然气和电力中断做了汇总，IEA（2011）对历史上石油中断做了汇总，历史中断数据为该方法下推测未来能源安全度提供支持。使用该方法评价石油安全的优点在于能够对经常出现故障能源系统的环节或基础设施进行重视，以降低故障出现的频率。缺点在于只能预测短期石油安全参数，而且有些数据在历史中没有得到充分反映，因此可能导致风险被低估，导致对过去未发生但是未来可能发生的风险不能有效防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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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石油安全测度的指标选取与模型构建......................11
3.1 石油安全测度的指标选取.........................11
3.1.1 石油经济安全指标.......................11
3.1.2 石油社会安全指标......................19
4 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的测度与国际比较：实证研究..........................23
4.1 石油安全综合水平的国际比较....................23
4.2 中国石油安全的动态变化趋势...................25
5 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的影响因素分析：以进口贸易安全为例..............................31
5.1 模型构建......................31
5.2 变量选择与数据来源...................32

6 提升中国石油安全水平的对策研究

6.1 提升战略石油储备，保障国家整体安全
战略石油储备起源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法国最早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最初战略石油储备是为满足军队燃料的需要，后来演变为减轻能源短缺对国家经济发展和社会稳定的负面影响（许肖瑜，2009）。法国自 1923 年起要求石油运营商必须保持足够的石油储备；欧洲在 1956 年经历石油危机后开始建立石油储备；美国在 1975 年 12 月 22 日签署《能源政策和储备法》，标志着美国建立国家战略石油储备的开端；日本在经历 1973 年第一次石油危机后，于 1975年颁布《石油储备法》。
根据美国能源署 EIA 数据，当前战略储备度较高的国家分别是芬兰、丹麦和瑞士，2013 年储备度分别为 196 天、153 天和 136 天。国际能源署 IEA 成员国战略石油储备度基本上都在 90 天以上，美国和日本 2013 年战略石油储备分别为 93 天和 127 天。我国于 2004 年正式规划建设国家石油战略储备基地，首批确定的四个储备基地分别位于宁波镇海、舟山岱山、青岛黄岛和大连，2006 年建成首个石油储备基地——镇海战略石油储备基地。2014 年 11 月 21 日，中国首次公开一期战略石油储备，总计 9100 万桶，折合约 1343 万吨，仅约为我国 9天的石油消费量，二期和三期储备基地部分已经建成，正在注油。当前中国加上原有 21 天商业石油储备，全国石油总储量在 30~40 天，在 28 个参与对比的国家中处于较低位次。2015 年 5 月 25 日，国家主席习近平视察浙江舟山石油战略储备，强调一定要把石油战略储备搞上去，按计划将在 2020 年国家战略石油储备达到 90 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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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未来研究方向
本文从非传统安全视角，采用 21 项指标在 1991—2014 年的年度数据，运用熵值法定权，定量测度了 12 个国家的石油安全水平。实证分析结果表明：第一，与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石油安全水平在 2004 年之前偏低，但随后安全水平显著上升，2014 年仅次于美国和加拿大，也明显高于巴西、印度等新兴市场国家，这反映了近些年来我国通过建立和完善战略石油储备体系、加大石油运输安全投入等措施，有效提升了我国石油安全水平，但与美国、日本之间的差距仍然非常大。第二，从非传统安全视角来看，石油安全内涵的三部分中，经济安全方面的变动趋势与整体石油安全水平波动高度一致，是其最重要的安全部分，其中，石油供给、消费和贸易三个方面的安全水平在 12 个国家中均位于中等位次，且呈逐步上升的趋势；社会安全水平较低，并且波动幅度比较明显；石油环境安全水平在样本期内不断提高，上升趋势显著。第三，与其他国家相比，我国的石油产量占世界比重、炼油产能占世界比重、石油在一次能源消费中占比、本币汇率的波动率、石油进口集中度、进口占世界出口比例、人均石油消耗量等 7 项指标相对情况较好，有利于石油安全的保障，但需加强健全战略石油储备体系、降低石油消费强度和增长速度、降低石油消费的人均增速和碳排放强度等方面的工作。
通过对非传统安全视角下石油安全测度的国际比较，可以看出石油经济安全中的石油进口贸易安全对整体石油安全的重要影响。据此，本文进一步对中国石油进口贸易安全构建 FGLS 模型。实证结果显示，第一，我国石油市场势力较弱，缺乏石油价格话语权；第二，石油贸易运输风险对石油进口贸易安全有负面影响；第三，新型替代能源的使用比率依然较低，对石油消费的替代作用较弱；第四，政治关系对石油贸易安全有重要影响。
以上结论蕴涵了提升我国石油安全水平丰富的政策含义。首先，加强完善石油储备体系建设和期货市场的建立健全等措施，维护石油市场的稳定性和提升风险控制能力，增强对国际石油市场冲击的承受能力，维护经济稳定和社会安全。其次，通过提升石油资源的开采技术和利用效率、提高可再生能源与新能源的利用率、加强石油资源的环境治理等，注重石油资源开发和消费过程中的环境安全。再次，我国应进一步加强国内石油市场流通体制改革和定价机制改革，推进市场化改革进程，提升价格在石油资源配置中的市场调控作用。优化石油企业的市场行为和对外贸易行为，增强我国石油经济安全，这仍是保障石油安全的重心所在。最后，注重全球化背景下的国际合作，加强与 IEA、OPEC 等国际组织协调，降低石油贸易运输风险。增强与印度、韩国、日本等石油需求市场合作，提升国际石油市场的话语权。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