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选题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选题背景
从上世纪末开始，我国政府明确提出了鼓励企业“走出去”的对外经济发展战略。截止到 2014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为 8826 亿美元，相比 2003 年的 332 亿美元，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增长了近 27 倍。在企业数量方面，由 2003 年的 0.3439 万家境外投资企业增加到 2014 年的 2.97 万家，增长了近 9 倍，并分布在世界的 186 个国家。
虽然中国企业海外投资的增长速度在加快，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在取得了良好的回报的同时，也有可能遭遇东道国政治制度风险的巨大威胁，给海外投资企业带来损失。因此，在境外投资企业数量和投资规模双增长的情况下，为保护和促进中国和东道国间的相互投资而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显得尤其重要。
通过上述双边投资协定的内容可以看出，双边投资协定通过限制东道国政府及企业的行为，通过降低制度层面的门槛以及提供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来保护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尤其是在制度质量较差、政治风险较高的发展中国家，面临的最大风险便是面对资产被当地政府剥夺的威胁。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保护企业在一国投资的重要书面文件以及保护一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工具，对于降低这种风险有着重要的作用。
在目前的研究中，一国在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决策时，很多学者强调东道国产权制度与政治风险的重要性，因为企业所处的制度环境是影响其跨国行为的重要因素，制度因素会直接影响到企业优势的发挥进而影响到投资效益。在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过程中，由于东道国制度因素导致最终失败的案例不胜枚举。也有一些学者将东道国和母国的制度联系起来，来研究两国的制度因素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但很少有研究关注东道国和母国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这个双边联系因素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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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法和技术路线
1.2.1 研究方法
1.文献研究法。这是本文的一个重要的研究方法，本文分别从双边投资协定、制度因素的相关文献进行整理，将有关的研究分为基于发达国家的研究背景和基于发展中国家的研究背景，同时，在进行实证分析选择指标、计量模型以及控制变量都是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进行的。
2.比较研究法。在论文中多处地方用到了该方法，在对中国对外投资现状进行分析时，本文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存量及流量情况作了比较。在对双边投资协定的现状进行分析时，分三个阶段比较了中国与其他国家签订双边投资协定的区域分布及演变情况。在实证分析时，按照不同经济体以及不同的区域对样本国家进行了分类，以研究探讨双边投资协定对于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以及各大洲的相同点与不同点。
3.理论与实证研究结合法。根据现有文献的研究成果与结论，运用了引力模型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实证研究，分三个方面来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投资的影响。
1.2.2 技术路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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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
2.1 有关双边投资协定与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首先，先回顾梳理双边投资协定对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相关文献。第一，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为投资者提供更加稳定的政策制度环境，从而增加中国向东道国国家的投资。当东道国国家的制度环境不利于其他国家在该国的投资时，出于国际声誉及国家之间政治关系的考虑，加上双边投资协定本就是为了促进相互投资两国政府反复谈判制定出来的，东道国国家违反双边投资协定的可能性比较小，若是东道国对于双边投资协定的相关承诺不严格执行和遵守，失去了公信力，很大程度上会影响到该东道国与其他国家的投资往来关系(Mudziviri Nziramasanga,2011）；第二，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保证投资者在东道国的产权安全，避免因为东道国的政治风险以及局势动荡造成投资者在东道国的投资被非法征收和侵犯，即使东道国的制度质量比较差，造成投资者的资产受损也可以使投资者得到公平的赔偿，从而促进了向制度环境不好的东道国的投资（宗方宇，2012）；第三，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强化两国之间的关系，如果两国之间成功签订了双边投资协定，即使双边投资协定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作用不显著，也可以展示出东道国对待外资的态度，可以增强投资国对东道国的了解与信任，缩小两国投资者间的心理距离，同时也带动了海外投资者在该东道国的投资积极性与意愿（Buthe.T.和 Milner.H.，2009）。总之，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一种特殊机制，对东道国的制度因素起到一定的替补作用，即使促进效果不显著，也可以密切两国间的政治关系。
其次，关于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促进效果的实证研究的文献，由于各国的发展程度以及所处的经济发展阶段不同或者双边投资协定的保护条款仅适用于特定的情况，所以产生了不同的检验结果，所以本文将文献整理为基于发达国家的进行对外投资背景和基于发展中国家的进行对外投资背景进行分类整理。
第一，基于发达国家的对外投资背景的研究，Hallward-Driemeier（2003）利用OECD 国家与 31 个发展中国家的相互投资的数据考察了双边投资协定的引资作用, 发现双边投资协定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作用不明显，他认为单纯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并不能起到促进投资的作用，即双边投资协定是对于东道国的制度环境的补充，而不能对东道国的制度环境产生替代作用；而 Salacuse 和 Sullivan (2005)发现在双边投资协定欧盟国家之间生效的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促进对外直接投资有着显著的正效应；Peter Egger 和 Valeria Merlo (2007)利用 1991-2000 美国对 31 个发展中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运用固定效应模型，考察双边投资协定对美国向这些国家投资的作用效果，发现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后，美国与签约国之间的双边投资流量增加显著。E. Neumayer和 L. Spess (2005)考察了签订双边投资协定对于 OECD国家和发展中国家之间的作用效果，他们用1970-2001年间OECD国家对119个发展中国家投资量作为被解释变量，用与签订的双边投资协定的发展中国家的加权累计数作为解释变量，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 OECD 国家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而且效果是显著的，另外他们也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和制度因素有着替补的关系，但是并不显著。然而有学者质疑双边投资协定的这种作用；Yachee（2009）认为因为产权保护等条款已在两国企业签订的商业合同中做出了详细的规定，双边投资协定的条款是多余的，对于其他国家的投资在该国的促进作用不明显；Tobin 和 Rose-Ackerman(2011)考察了 97 个样本国家的投资数据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可以促进美国对发展中国家的投资，但他认为双边投资协定对其他国家的促进效果只有放在经济、政治以及制度环境的大框架中研究才有意义，而不能孤立地对其进行分析；陈继勇和计飞（2015）基于美国上市企业的面板数据发现，双边投资协定对向发展中国家投资的促进作用显著，而对发达国家和非洲国家的对外投资并没有起到促进作用，反而对美国向非洲国家的投资有一定的抑制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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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有关东道国制度质量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文献综述
近些年来学者开始关注一国对外直接投资中的制度因素，在一般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中，东道国的制度体系的好坏是决定其他国家的企业是否在该国进行投资以及投资规模大小的一个重要参考点。基于制度视角研究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一般涉及三个方面：东道国制度、母国制度以及两国之间的制度差异，考虑到研究范围，本文只梳理前两个方面的文献。
首先关注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相关文献。
为了保护产权，进行对外投资的企业倾向于到政治稳定、制度成熟和有支持外企投资政策的东道国投资,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高，市场中信息不对称的现象就越少（Henisz&Delios，2001)。Blonigen(2005)认为制度质量好的东道国有着完善的产权制度，在该国投资的企业资产可以避免被剥夺的风险，从而增加了投资；规范的市场制度、优良的制度环境避免了境外企业的寻租以及腐败问题，较少了境外投资者的运营成本，从而增加了投资；良好的制度环境往往具有完善、规范的法律条款以及制度的稳定性，境外投资者可以获得稳定可靠的回报，从而增加了投资。但他总结东道国制度质量对一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研究对象是发达国家，而中国作为发展中国家，上述理论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适用性有待斟酌。
其次，关于东道国制度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的实证研究，不同的学者得出了不同的结论，一般分为三种：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反向影响或者并不显著。
第一，东道国的制度因素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的影响。Habib M. etal. (2002)构造了 6 个治理指标并运用主成分分析法来表示制度质量，结果发现好的制度质量会显著地促进其他国家在东道国进行的投资；而在制度质量差的东道国进行投资的，风险也越大，给投资者收益带来的潜在不确定因素越大，同时投资者产权被非法剥夺或侵占的风险也越大，从而减少了其他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流入。李述晟（2012）研究发现东道国制度质量越好，其市场法律规则的完善程度越高，对于其他国家在该国的投资有促进作用，因为稳定的市场法制规则有利于保护海外投资在东道国的权益，进而吸引海外投资进入东道国。闫大颖（2013）东道国良好的经济制度环境对于促进中国企业在该东道国投资有正向作用。祁春凌和邹超（2013）运用 2003-2009 年中国对 51 个样本国家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发现东道国的制度质量对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正向影响，而且东道国的制度质量越是好于中国，越能吸引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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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及双边投资协定的现状分析 ................. 14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 ................14
3.1.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特征 ............................. 14
3.1.2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区分布特征 ................................ 16
第 4 章 实证分析 .......................... 23
4.1 模型设定 ................. 23
4.2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 24
第 5 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 35
5.1 结论 ........................... 35
5.2 政策及建议 ............................ 36
第 4 章 实证分析
基于上一章对于双边投资协定和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分析，对存在的一些问题有了比较深入的了解，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一些特征，传统的影响因素难以对这些特征进行合理有效的解释。而且大部分对于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因素中的研究中，较少的提及双边投资协定对一国投资的影响。因此为探寻双边投资协定对于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本章通过实证分析来探寻双边投资协定的对外投资影响效果。本章将运用引力模型，从东道国制度质量、双边制度差异以及东道国制度差异三个方面来检验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
4.1 变量选取及数据来源
4.1.1 被解释变量
本文选取中国对各东道国及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年度数据作为被解释变量。由于对外直接投资流量数据年度变化幅度较大，而且有的年份对某个国家的对外投资流量会出现负值，不利于进行实证分析，故选择我国历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被解释变量。同时，我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公报是从 2003 年开始发布的，为保证数据统计口径的一致性，本文把 2003 年至 2013 年间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作为研究对象，经过筛选最终选择我国对 131 个样本国家与地区进行对外直接投资的数据。本文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年度存量数据来源于历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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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5 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上一部分对双边投资协定的对我国对外投资的保护和促进效果做了实证检验并对回归结果进行了分析，本章将对分析结果进行总结，并针对该结果从政府层面和企业层面提出了有针对性的建议。
5.1 结论
将制度因素纳入到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果中，使得双边投资协定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机制更加明晰，本文的实证结果进一步证明了双边投资协定可以通过替补东道国制度质量的不足、缩小双边制度差异达到促进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企业走出去的效果。
从东道国制度质量角度看，双边投资协定是两国之间经济和产业发展的重要诉求以及让东道国了解中国的一种途径，但更重要的是双边投资协定对于弥补东道国制度质量短板的有着突出的作用。境外投资企业进行海外投资时，往往不熟悉也不适应东道国的政治制度、政策法律以及语言文化，尤其是对于制度环境比较差的国家，双边投资协定作为旨在专门保护和促进国际直接投资的正式法律制度规范，为两国之间的海外投资提供了法律保障，不仅保障了海外投资者的权益，从法律层面弥补了制度方面的空缺，也为促进中国企业去签约国投资搭建了桥梁。
从双边制度差异的角度看，中国的海外投资企业大部分走向了制度环境不稳定非洲以及亚洲的国家，这些大洲的国家有的正处在转型期，制度质量环境较低、法治水平落后，而中国在这些国家投资了一些资源类的项目，这些项目的建设期比较长，而且会涉及到东道国的资源权益问题，因此中国的海外企业面临较大风险。但寄希望这些国家在短期内缩小制度差异并不现实，为了更好地保护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双边投资协定的作用显得至关重要。双边投资协定可以缩小两国间的制度差异，通过限制东道国政府及企业的行为，通过降低制度层面的门槛以及提供法律层面的制度支持来保护投资者在东道国的利益。总之，一国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时，面临的最大风险便是面对资产被当地政府剥夺的威胁，双边投资协定作为保护企业在一国投资的重要书面文件以及保护一国对外投资的重要工具，对于降低这种风险、弥补东道国制度上的不足有着重要的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