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一直以来，中国政府将引进外资作为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重点，对外直接投资（Outward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简称 OFDI）的发展则相对比较缓慢。但是，随着 2001 年 “走出去”战略的大力推行以来，中国 OFDI 的规模开始急剧扩大，发展速度也十分迅猛。尤其是近几年，中国 OFDI 的发展势头更是不容小觑。根据商务部数据显示，就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而言，2003 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仅为 28.5 亿美元，占当年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0.44%。但到了 2012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净额为 878 亿美元，已经达到了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6.3%。而到 2013 年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流量净额已达 1078.4 亿美元，占全球对外直接投资总额的 7.6%，并且这两年均跻身世界三大对外投资国之一。从存量上看，中国 OFDI 存量已经从 2003 年的 332 亿美元增至 2013年的 6604.78 亿美元，2013 年已占据全球总额的 2.3%。与此同时，2003-2013 年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以年均 43.02%的速度增长，且 2008 年金融危机之后，增速由 2009 年的 1.1%迅速攀升至 2013 年的 22.8%。
从地域分布上来看，中国 OFDI 的流向呈现出广泛而不均衡的走势。就绝对额而言，2013 年，中国在亚洲的 OFDI 存量占据 67.7%，其中中国香港一地就占据其中八成以上；但是就增速而言，中国对欧美等地区 OFDI 的增速明显提高。2011 年，中国对欧洲的直接投资就保持着连续三年的高速增长状态；2012年，中国对北美洲的直接投资增速一度达到了 96.9%，尤其是流入美国的投资净额同比增长率为 123.5%，美国一跃成为中国 OFDI 的第二大流入国。2013 年除流向欧洲的直接投资相对有所减速外，对各大洲的投资都实现了较快的增长，但流入亚洲的 OFDI 净额同比增长率（16.7%）远远不及非洲（33.9%）、大洋洲（51.6%）与拉丁美洲（13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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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化距离的概念界定
本文是在对文化的概念进行定量衡量的基础上，然后再对文化距离的概念进行界定和测度的。
1.2.1 文化的衡量
首先文化本身是一个极其抽象且广泛的概念，从古至今，无数学者试图从各个角度来界定，但至今都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概念。具体来说，文化包括历史进程、社会规范、道德观念、价值取向以及思想共识等等。它渗透到了社会群体成员生活的方方面面。
本文对文化的衡量主要基于 Hofstede 对于文化概念的界定，Hofstede 认为所谓“文化”，是生活在同一个社会环境中的人所具有的共同的心理模式。由此可见，文化带有群体特征，也就是说生活在相同历史背景和类似社会环境中的人们共同具备的价值观念。最初，Hosftede 通过调查问卷的方式广泛收集了IBM 员工价值观评分的数据，这项数据早期包涵 70 多个国家，此后所涵盖的国家和地区以及所调查的人员的行业都在不断扩充。通过对这项大数据的分析，Hofstede 开创性地提出了用文化维度概念来定量地衡量每个国家的文化因素。2010 年，Hofstede 在他的著作《文化与组织》中首次列示出全球 76 个国家四个文化维度的评分，到目前为止，研究所涉及到的国家在不断增加，文化维度由刚开始的四个维度不断增加到如下的六个维度。
权力距离（PDI）主要用来衡量各个国家和地区的社会平等程度。这一指标主要关注一个国家（地区）的国民如何面对社会存在的不平等现象。在权力距离较大的国家，国家的等级相对比较森严，权力较为集中，这是因为社会成员对权力的追求相对较大，所以他们对社会不平等的忍耐度也较高。而相反的，在权力距离较小的国家，人们对社会权利分配不平等的容忍程度较小，所以他们会努力追求权利分配的平等化和社会整体的民主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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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的理论分析
2.1 有关文化距离影响作用的理论观点
Johanson and Wiedersheim-Paul 开创先例，首度将心理距离作为一项主要的影响因素，分析其对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作用，提出了国际化进程理论即乌普萨拉(Uppsala)模型。该理论模型中的心理距离包括两个国家间在语言、文化、宗教和价值取向上的区别等。自从心理距离被认为是国际直接投资的重要影响因素之后，文化距离对其的影响作用也逐渐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后续相当一部分的研究文献中直接以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来衡量两国之间心理距离。但当时绝大多数学者均认为文化距离对投资的发展起完全的抑制作用。此后“文化距离悖论”（Brouthers 等，2001）的观点进入了大家的研究视线，该观点却认为文化距离在一定程度上也会促进国际 OFDI 的发展。虽然这些理论和观点均肯定了文化距离存在的重要性，然而对于其影响作用的来源、影响作用的方向和程度大小等问题都没有给出进一步的解释。
下面本文主要结合上述经典理论来具体分析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造成的一系列影响作用，其中既包括文化距离带来的积极影响作用（Ghoshal②, 1987;Gomez-Mejia①, 1997 和 Morosini②, 1998）、消极影响作用（Brown and Rugman 等③，1989）以及两者叠加的作用（Brouther 等④，20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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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化距离对国际直接投资的消极影响
从交易成本理论的角度来看，文化距离的消极影响主要来源于国际直接投资活动成本的增加。本文主要从下面几个角度来详细说明和解释。
2.2.1 信息解释成本增大
由于母国和东道国之间文化距离的存在，会导致两国间的信息的交流解释成本（Morosini⑤, 2004）增加。两国之间的文化距离最初表现为母国与东道国的语言差异和宗教差异。很明显地，两国之间的语言差别和宗教差异都会造成两国之间的交流和沟通障碍，阻碍两国之间的信息流动。特别是宗教差异，由于当前很多国家都拥有自己特定的宗教信仰，不同的宗教信仰形成了人类不同的行为标准、道德观和价值取向，而且宗教差异存在于两国生活的方方面面，从饮食习惯的区别到各国男女之间经济社会地位的差别等。因此不同的宗教信仰很可能会导致信息的误解从而增加投资母国对东道国市场环境的认知成本甚至可能引发争端，直接影响到企业间的信息传递和交流。所以从交易成本的角度来看，这些文化差异都会增加母国跨国公司对东道国市场环境认知的不确定性，会影响到信息传递的准确性和真实可靠性，从而会进一步增加信息的解释成本。由于信息传递的低效率也会导致对外直接投资过程中信息价值的流失给企业带来的巨大损失。所以当前很多研究中都将语言区别和宗教差异所构成的文化距离认为是国际直接投资过程中面临的主要的障碍和挑战之一。
2.2.2 管理和协调成本上升
当母国跨国公司在东道国设立子公司开展对外直接投资活动，那么母国与东道国之间的文化距离越大就会造成跨国公司在运营过程中所付出的协调和管理成本越高(Weber, Shenkar and Raveh①,1996)。首先，由于两国之间文化差异的存在，那么母国跨国公司与东道国子公司在科研开发、产品生产、市场销售以及人力资源管理等公司运营方面一定存在很大的区别，甚至还可能产生较大的摩擦和分歧。与此同时，两个公司在企业管理方面也存在较大的问题，从公司治理的角度来看，它们之间可能会出现委托代理机制不兼容、激励措施相违背和信息传递不及时、不对称等各种问题，这些都将会增加跨国公司的运作上和管理上的难度。而且文化距离越大，这种运作和管理的障碍和难度就会越明显。由此可见，文化距离带来的这些困难和障碍，才是跨国公司面临的最大挑战。所以，为了使跨国公司更好地运作和发展，跨国公司将不得不耗费更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来协调和管理。最终导致公司成本的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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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对五大文化圈的直接投资现状分析 .............. 23
3.1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现状.............. 23
3.2 中国对世界五大文化圈的直接投资........... 26
第四章 文化距离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 ........ 33
4.1 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33
4.1.1 被解释变量和数据来源........... 33
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 46
5.1 研究结论........... 46
5.2 对策建议.............. 47
第四章 文化距离对中国 OFDI 影响的实证分析
4.1 变量描述和数据来源
4.1.1 被解释变量和数据来源
这里挑选了 2003-2013 年中国对 44 个国家和地区直接投资的面板数据作为本文的被解释变量。本文选取中国 OFDI 流量作为衡量指标，因为流量指标能够动态地反映每年中国 OFDI 的变化情况。2013 年中国对这 44 个国家（地区）的投资流量总额均占当年中国 OFDI 净额的 80%左右，所以具有显著的代表性。这里需要说明的是，虽然开曼群岛、英属维尔京群岛以及卢森堡等地也是重要的投资区域，但这些区域多是投资的中转地而非投资目的地，所以为了保证研究结果的准确性，本文并未将这些地区考虑在内。数据主要来源于商务部等相关部门发布的 2011-2013 年《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统计公报》和《中国商务部统计年鉴》。
本文结合现有研究选取了两组控制变量，其中第一组控制变量主要是用来衡量东道国的宏观经济特征，包括各东道国的市场潜力、对外开放程度、经济稳定程度、技术和资源禀赋以及制度质量；第二组变量用来衡量母国与东道国的双边关系，主要是两国间的双边贸易额、人民币对东道国货币的汇率以及双边贸易协定和避免双重征税协定的签订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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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研究结论及对策建议
5.1 研究结论
本文从理论的角度来论证了文化距离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作用主要通过其积极影响和消极影响的共同叠加作用产生的。本文又选取中国对全球 44 个国家和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数据作为样本进行实证检验。得出了以下结论：
（1）从对 2003-2013 年的数据进行全样本分析来看，文化距离对中国 OFDI的影响作用呈现出显著的水平“S”型曲线关系，其中拐点位置分别是1CD =2.9292、2CD =3.4771。所以对于文化距离处于第一个拐点以内的国家和地区，例如中国香港、中国澳门、新加坡等以及文化距离超过第二个拐点的国家和地区，例如澳大利亚、丹麦、挪威等，文化距离越大，中国对这些国家和地区的直接投资就越少，说明文化距离的存在阻碍了中国 OFDI 的发展；而对文化距离处于中间阶段的国家和地区，例如加拿大、阿根廷、英国等，其对中国OFDI 的发展起促进作用，而且文化距离越大，中国 OFDI 的流入就越多。
（2）从对不同经济体的分样本分析结果来看，文化距离对中国 OFDI 的影响作用具有不同经济体的差异性特征。文化距离对中国流向发展中经济体的直接投资起阻碍作用；而文化距离与中国对发达经济体的直接投资之间表现出了水平的“S”型曲线关系，两个拐点的位置分别为：1CD =1.822118、2CD =5.541899。也就是说当文化距离处在较小和较大的区间时，文化距离越小的发达经济体就越能吸引中国 OFDI 的流入；而当文化距离处于中间水平时，文化距离越大的发达经济体就越能吸引中国 OFDI 的流入。
（3）从对不同时间段的分样本分析结果来看，文化距离的影响作用具有时间阶段性特征。在 2003-2008 年间，文化距离对中国 OFDI 的发展完全表现出抑制作用，两者表现为负相关关系；而从 2009-2013 的回归结果中可以看到两者之间又表现出了水平的“S”型曲线关系。这次两个拐点的位置发生了变化，分别是：1CD =2.1287、2CD =3.97214。表明对于文化距离处在第一个拐点之前和第二个拐点之后的东道国，其对中国 OFDI 发展的起到阻碍作用，表现为随着文化距离的增大，中国 OFDI 的流入就会越少；当文化距离处在两个拐点之间时，文化距离的增大会促进中国 OFDI 的流入。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