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及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自精准扶贫战略提出以来，脱贫攻坚成为自上至下各级政府的主要工作内容之一，大量国家资源向乡村领域倾斜，贫困治理效果显著，2020 年中国将如期实现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的目标，消灭绝对贫困现象，这将成为我国乃至全球伟大扶贫历史的重要转折点。下一阶段的乡村发展蓝图，并不止步于绝对贫困问题的解决，而是在中国转型与改革深化的背景下，进一步促进全社会公平正义的实现。
中国渐进式转型的“双轨”制度逻辑，极大促进了我国工业发展和优势产业培育，农村支持城市的战略方针推动了中国经济飞速增长，步入经济“新常态”后，改革开始涉足深水区，产能过剩、利益重新分配受阻等问题困扰中国转型的顺利进行，为此，城乡一体化政策应运而生，将城市过剩产能向乡村转移，也将更多的市场利益与农民分享。诸多努力意在改变趋于定型化的利益格局，但城乡秩序仍呈现出长期失衡状态：首先，以社会权和民事权为核心的权力配置失衡[1]，农民不仅在劳动、土地、环境等权益争取过程中处于弱势地位[2]，且难以支付商品化后公共物品价格；其次，风险分配失衡，农民、农村及农业更可能受到环境污染、食品安全、社会治安、市场波动等问题困扰；最后，财富分配失衡，农民和农民工面临被限制的要素收益、劳动力廉价购买和福利保障相对高支出[3]。
为解决我国社会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下的乡村落后现象，推进“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党的十九大首次明确提出乡村振兴战略，随后 2017 年中央农村工作会议对其作出战略规划，要求形成基本的制度框架和政策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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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方案
1.2.1 研究内容
本文拟以制度绩效为切入点，研究中国方案下的制度安排，并追溯现实制度环境所构建的激励与约束体系，以此解构原有机制中不合理部分或重建公平机制，同时理论化制度环境、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之间的传递机制，构建起中国转型过程中乡村振兴的制度范式。本文共分六个章节，各章节内容安排如下：
第一章绪论，介绍了本文研究背景与意义，提出研究内容、路线、方法与创新点，系统性梳理了本文的研究逻辑。
第二章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对乡村治理制度的文献演进开展了全方位的总结与评述，为制度范式的构建打下了理论基础。
第三章构建了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范式，以传统产业经济学的 SCP 框架为基础，理论化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绩效之间的传递机制，根据中国方案特色，细化 SCP制度范式的理论内涵，分析中国乡村治理的现实困境。
第四章详细阐释了制度环境对制度安排和制度绩效的影响作用，结合调研现实案例与理论分析，认为制度环境的完善程度会通过制度安排这个潜变量，直接影响制度绩效。
第五章为实证检验，通过实证研究调研样本的绩效高低，观察理论假设与实证结果是否一致，从而肯定理论框架的正确性，同时进一步完善本文制度范式。
第六章为乡村治理制度改革提出可行性建议，根据上文研究成果，从完善制度环境的角度，提出乡村振兴制度供给和治理绩效提高的针对性建议。第七章为研究结论与展望，归纳本文主要研究发现与观点，简要提出下一步的研究重点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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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国内外研究综述与评论
2.1.1 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
（1）中央—地方：中国基层政权制度变迁
观察中国行政等级制度的构建历史，作为中国现代治理体系的重要内容之一，1983年乡镇政权正式建立，标志着中央权力在基层社会的深层次延伸[5]，行政力量纵向延伸的主要目的为，吸纳农民群体的政治支持，这一根本目标，也成为中国此后乡村治理制度变革的基本出发点。之后的近十年内，依托纵向加深的基层政权，中国治理体系采取了财政包干的分权制度，促使乡镇企业得到空前发展，同时中央财政不断收缩，其占比从 1984 年的 44%下降至 1993 年的 22%。顶层支配和统筹部署能力逐步削弱，而此时中国“双轨”经济的运行却离不开中央的统一调动，因此为了重新加强中央权威的总体性权力，1994 年实施了分税制改革，地方政府的财权、事权、人权逐步上缴。
2006 年农业税全面取消，这基本断了乡镇一级的“财路”，乡镇政府财政收入乏善可陈，上级财政转移也是跨过乡镇一级，直接由县级政府配套输入农村，于是形成了乡镇财政“空壳化”现象。同时，国家对地方的控制力度加大，极大限制了基层政府的权力活动范围，乡镇政府的事权也逐步上收，其治理权力、能力与空间均被大幅压缩，乡镇政权出现“悬浮化”特征[6]，“策略主义”[7]行政逻辑泛滥，乡村治理与制度改革初衷背道而驰。
农业税取消后，国家不再从农村汲取资源，而是以项目制的运行模式，代之以输入大量资源，此模式下乡镇政权的主要功能为，协调支农项目的上下对接和转移支付的正常运行[8]，基层政府行使“协调”职能，却没有可用的辅助权力，于是乡村治理内卷化[9]、基层分利秩序[10]等问题接踵而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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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交易成本理论之制度安排多样性
交易成本概念最早由科斯在 1937 年正式界定，《企业的性质》一文奠定了交易成本在制度经济学中的核心理论地位，之后交易成本理论作为基础分析工具广泛应用于社会学、经济学、政治学等学科领域。科斯认为交易成本存在于价格机制中，交易费用的节约围绕着“自制—购买”进行，进而演变成比较制度研究。威廉姆森[24]进一步系统整理、界定了交易成本理论，成为此理论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之一。有限理性、信息不对称以及机会主义使得交易成本客观存在，合同准备、合同建构、合同执行、信息传递、合约风险等都可能是一个高成本支付的过程，交易费用内容主要包括经常性契约费用、组织谈判费用、监督执行费用、信息搜集费用等。
张五常[36]将制度安排和制度变迁看成一系列的交易成本，林毅夫[37]将交易成本划分为直接与间接成本，直接成本反映在合同签订整个过程，间接成本为机会主义引致的契约费用，杨小凯[38]认为交易成本有内生和外生之别，外生费用指决策前的已知成本，而内生费用从广义上为决策发生后获知的交易成本，从狭义上来说，机会主义造成交易成本，从而使资源配置未能达帕累托最优状态。
从以上理论分析可以发现，在交易成本视角下，无论是科层制、市场制还是社会制度，并不存在制度安排本身的相对优势。由此来看，纵观近几年各领域的市场化改革如火如荼地进行，将市场当成解决问题的万能“钥匙”并不十分理智，事实上市场作为一种制度备择选项，本身也是具有交易成本的，高水平的市场化并不等同于高水平的制度绩效。最优制度安排并不存在，而是在成本条件存在差异的情况下，选择最适用的制度安排，甚至同时供给多种制度安排，但这其中应注意制度治理主体之间的边界划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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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中国转型秩序及其乡村振兴制度范式................................10
3.1 中国转型秩序下的乡村治理制度逻辑................................10
3.2 乡村振兴制度范式的理论框架.........................................12
3.2.1 制度绩效的一般分析框架.................................12
3.2.2 基于扩展 SCP 范式的乡村振兴制度框架...............................12
第四章 政治制度、社会资本与准分权制度谱系调节................................27
4.1 样本概况.........................................27
4.1.1 基本经济状况.........................................29
4.1.2 基础设施建设......................................29
第五章 制度环境背景下甘肃省扶贫绩效实证分析............................44
5.1 模型设定与指标选取...............................44
5.1.1 绩效评价模型的选择................................44
5.1.2 绩效评价指标体系与数据获取......................46
第六章 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的举措建议
6.1 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供给原则
6.1.1 考虑中国转型情境下的制度供给
在中国双轨经济制度转型背景下，制度安排与西方国家有很大不同，政府在乡村治理过程中毫无疑问地占主导地位，因此多中心的治理模式并不符合中国实际，在可见的未来也不是中国制度的演变趋势，更进一步地，中国制度环境就更为复杂，而且是越接近基层制度环境就越发多变，不同村庄的政治制度建设情况千差万别，社会资本更是因“村”而异。制度转型在很长一段时间仍是我国具体实践和学术研究的热点问题，而研究的基本原则就是结合中国实际，重新在中国方案下考虑制度设计，不能完全照搬适应于西方环境的制度供给，不同村庄的制度供给需求并不完全相同，因此统一化、模式化、不加考虑地一味推进制度改革是不可借鉴的。
6.1.2 构建本土化的乡村振兴制度范式
中国幅员辽阔，村庄分布分散，村落之间不管是地理环境、资源条件，还是文化传统上均存在巨大差异，乡村振兴制度范式的构建应将乡村本土的差异性，纳入考虑范围。无论是脱贫攻坚还是乡村振兴，都是一项真正的民生工程，这不仅是政治任务，更是需要世代传承奋斗的事业，历届政府人员更应意识到这一点，注意政策落实的连贯性和当地乡村发展的差异性，以更具战略性的长远眼光，规划乡村发展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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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结论与展望
7.1 本文主要研究成果
在中国转型背景下，双轨制的经济制度对我国社会发展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现如今，制度转型与改革推进已进入“深水区”，突出表现为既得利益格局日趋僵化，投入大量国家资源改善治理状况但结果往往差强人意，这一制度困境在乡村领域表现为治理异化。脱贫攻坚战推动中国农村实现了跨越式发展，紧接而来的是乡村振兴战略的实施，为了在减缓乡村治理异化问题基础上，构建乡村振兴战略的制度基础，本文主要研究成果总结如下：
1.搭建起制度环境、制度安排与制度绩效之间的 SCP 理论范式，深入探究三者之间的传递机制，将提高制度绩效的研究关注点，从制度安排问题转移到制度适应性上，将制度安排嵌入在制度环境中加以研究，制度环境作为整个制度范式的被嵌入对象，从根本上对制度绩效产生整体影响。
2.通过中国乡村治理制度变迁的历史梳理，发现准分权制度安排谱系的演进规律，在中央保留总体性权力下探究政府、市场和社会之间的制度空间，将准分权制度谱系的演进规律运用到乡村振兴制度范式的构建过程中，认为中国乡村将向中央单中心的协同治理模式演变。结合乡村治理实践分析制度结构趋势，将中国乡村治理结构分为 3 个阶段。
3.结合制度环境内部结构的理论基础与实证案例分析，从而肯定制度环境在 SCP 范式中的根本作用，政治制度和社会资本的差异，将通过准分权制度谱系上的不同演进程度，决定制度绩效的高低。
4.提出优化乡村治理绩效的举措建议，站在乡村振兴战略高度上，为治理制度供给和制度环境完善提供基本原则和可行路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