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1.1.1 研究背景
草地作为主要的陆地生态系统之一，具有水土保持、涵养水源、保护生物多样性等多种功能，是重要的生态屏障[1]。我国草地资源约 4 亿 hm2，占国土面积的 41.7%，其中可利用草原面积 3.3 亿 hm2[2]。但是目前我国草原生态形势严峻，草原总体面积逐渐减少，草原质量退化还在延续。从 1988 年至 2008 年，这 20年间我国草原面积净减少约 450 万 hm2，草原覆盖度降低面积达 231 万 hm2[3]。草原不仅具有重要的生态价值，同时还具有重要的生产功能，是我国牧区及半农半牧区赖以生存的重要载体，草原的退化不仅仅是生态问题，更关系着牧民们的生活，因此保护草原生态已刻不容缓。
甘肃省作为全国六大草原牧区省份之一，拥有天然草原约 1790 万 hm2，占全国天然草原面积的 4.6%，人工草地 164.67hm2，居于全国第二。全世界共 18 种草原类型，而甘肃省就拥有 14 个，可以说是世界草地资源的宝库。然而，受气候变化、人们长期的垦荒及过度开发，甘肃省草地资源受到严重破坏[4]。目前，甘肃省草原面积正在以每年 10 万 hm2 的速度退化，可利用草原的草地退化率达90%[5]。调查显示，与 30 年前相比，甘肃的优质牧草已从 75%下降到 40%；河西走廊有将近 70 万 hm2 的草原正逐步成为荒漠或半荒漠，其中高达 80%的荒漠草原正面临着沙漠化的威胁。草原的化，不仅制约了当地畜牧业的可持续发展，对人们的生产生活也带来了显著影响，严重威胁着我国的生态安全[6]。
鉴于此，2011 年国家在草原牧区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为“草原补奖政策”），草原补奖政策通过对严重恶化的草场实施禁牧补贴、对超载放牧的草场实施草畜平衡奖励、牧业生产资料补贴和牧草良种补贴等措施，以实现草原生态保护和牧民增收的双赢。历经 7 年，草原补奖政策的推进，在保护草原生态的同时势必会对牧户的牧业生产产生一定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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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草原生态补偿研究综述
1.2.1 国外生态补偿的研究综述
国外关于生态补偿的研究较早，对生态补偿理论的研究也比较系统化。与我国“生态补偿”概念相似，国际上通常用“生态环境服务付费（PES）”来表达，但对于这一概念并没有形成统一的定义[19]。Cuperus 等认为生态补偿是指在发展中为使受损地区的生态功能修复及生态环境质量水平提高，而采取的一种生态补助[20]。Landellmills 认为生态补偿是一种有助于自然资源利用效率提升的经济刺激机制[21]。最早且最主流的有关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的定义由 wunder 提出，其内涵是环境服务的提供者和购买者以生态服务为核心目标，通过付费方式，就买卖生态环境服务形成的一种自愿交易行为[22]。区别于 wunder 对生态补偿的定义，Engel 指出，生环境服务付费作为一种机制，将环境的外部市场价值转化为对当地行为者有关环境服务的实际财政激励[23]。Sommerville 认为生态补偿是一套新的环境管理方法，是对生态环境服务供给者给予一定条件激励的举措[24]。Muradian 认为生态补偿指在自然资源管理中，为激励社会成员，以社会利益为依据，进行土地利用决策而实施的资源转移手段[25]。Tacconi 将生态环境服务付费理解为一项有前提性和自愿性的机制，具体来说就是，通过向提供生态环境服务的主体一定有偿付费和额外的环境服务[26]。虽然不同研究者对生态环境服务的见解不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知：生态环境服务付费是一种激励机制，遵循“谁受益谁付费”的原则。
对于生态补偿政策的研究，国外学者主要侧重于态补偿政策的效率评估。Sierra 研究了哥斯达黎加生态补偿绩效，分析发现相对于未进行生态补偿地区，生态补偿区内对个人直接进行补贴，其补偿效率更高，激励效果也更显著[27]。Wunder 认为生态补偿基线能够很好地说明生态补偿区对生态系统产生的影响，在未来的研究中，可结合遥感技术对生态补偿基线进行准确评估，以更有效地研究生态补偿效率[28]。Engel 通过对哥斯达黎加不同森林生态补偿政策实施效率，发现相对于对整个地区进行生态补偿，直接对生态补偿对象进行补偿的效率更高[29]。Pagiola 通过利用哥伦比亚实施的生态补偿项目对贫困家庭参与环境支付计划的能力进行了测试，研究表明较贫困家庭与较富有家庭生态补偿的参与率相似，生态补偿对消除地区贫困有正向作用，加入生态补偿项目能够帮助农民增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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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概况
甘肃省介于青藏高寒区、西北干旱区、东部季风区三大自然区域和黄土高原、内蒙古高原、青藏高原三大高原交汇地带，处于 32°31′-42°57′N 和 92°13′-108°46′E之间，涵盖了山地、高原、平川、河谷、沙漠、戈壁各种地貌类型[78]。省内大部分地区气候干燥，属于典型的温带季风气候，降水较少且时空分布不均，年均降水量仅为 380mm。全省共 14 个市州、86 个县区，其中牧区县 7 个，半农半牧区县 12 个。甘肃省土地面积 4258.90 万 hm2，其中耕地 537.52 万 hm2，占 12.62%；林地 609.92 万 hm2，占 14.32%；草地 1419.37 万 hm2，占 33%。2017 年甘肃省生产总值 7677 亿元，其中，人均生产总值 29326 元，三次产业结构比为13.85:33.38:52.77[79]。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分别为 27763.40 元和 8076.10 元。常住人口 2625.71 万人，其中，城镇人口 1218.07 万人，乡村人口 1407.64 万人，城乡人口各占约 50%。
甘肃省不仅是全国六大草原牧区省份之一，其草地更是我国北方重要的陆地生态系统。全省草地资源丰富，拥有天然草原 1790 万 hm2，占全省土地面积的2/5，其中可利用草地面积 1607.16 万 hm2。天然草地主要分布于甘肃省西部边境的祁连山区、省境西南部的甘南高原及北部的荒漠和半荒漠沿线一带[[80,81]。其草原分布区是众多河流的绿色屏障，保障着当地和河流中下游的生态安全。其次，甘肃省还是传统的畜牧业生产基地，拥有独特的家畜品种，如遗传性状良好的欧拉羊、获得国家农产品地理标识认证的高山细毛羊和传统良种秦川牛[82]。丰富的草地资源和牲畜品种不仅为甘肃牧业的推进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更深刻影响着周边地区的生态环境和经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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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2.2.1 牧户调研数据
本研究所用微观牧户生计数据，由课题组于 2017 年 9 月中旬在甘肃牧区及半农半牧区联合开展的入户调研。本次调研采取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首先，牧区选取肃南、肃北、天祝、玛曲作为样本县，它们分别代表了山地草原，荒漠草原，高山草原和草甸草原；半农半牧区选取民勤、靖远和山丹为样本县，它们分别代表了荒漠草原，温性荒漠草原和荒漠化草原。综合看，调研各县几乎涵盖了甘肃大部分草地类型，样本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和典型性；其次，依据人均草地面积将每个县的所有乡/镇分为高、中、低三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乡/镇；每个样本乡/镇再按照人均草地面积的高低分成两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村；每个样本村随机抽取 6 户。样本的空间分布见图 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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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草原补奖政策实施概况 ....................................... 21
3.1.1 政策实施范围 ........................................... 21
3.1.2 政策补贴力度 ........................................... 22
第四章 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特征分析 .................... 27
4.1 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特征分析 ............................... 27
4.1.1 牧区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特征分析 ........................... 27
4.1.2 半农半牧区牧户生产决策行为特征分析 ..................... 28
第五章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 ........ 33
5.1 牧户是否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 33
5.1.1 牧区牧户是否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 33
5.1.2 半农半牧区牧户是否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 35
第五章 草原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
5.1 牧户是否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本小节应用 stata15.0，通过 logistic 模型和边际效应对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可能性的影响因素进行实证分析。因变量为“是否扩大牧业生产规模”，“是”赋值为 1，“否”赋值为 0。自变量为政策变量、户主个人特征变量、家庭特征变量和外部环境变量，各变量定义规则同第二章表 2-2 中一致。
5.1.1 牧区牧户是否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影响因素分析
运用 Logistic 模型分析影响牧区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可能性的因素，估计结果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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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结论及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为保护草原生态，促进牧民增收，国家于 2011 年实施草原补奖政策。草原补奖政策实施以来，政策对当地牧户的牧业生产决策行为是否产生影响？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另外还有什么因素在影响牧户的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现有研究仅对牧区进行了评价，缺乏通过牧区与半农半牧的比较来深入剖析，而针对甘肃省的评价尚未发现。因此，本文以生态环境脆弱，草原类型多样的甘肃省为研究区，基于补奖政策实施前后甘肃省牧区及半农半牧区 7 个县 220 户牧户的实地调查数据，运用定性与定量的分析方法，并进一步借助计量模型，探究了补奖政策对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得出以下主要结论：
（1）草原补奖政策对甘肃省牧业生产影响明显。主要表现在：牧业生产方式转变（牧区由以放牧为主向半放牧半圈养方式转变，半农半牧区由以放牧为主转为圈养为主），畜群出栏周转速度加快，畜产品产量、畜均补饲量和牲畜养殖量均有不同程度的增加。其中，半农半牧区户均牲畜出栏率增幅（15.84%）较为明显，而牧区牲畜养殖量增幅（8.99%）较为明显。
（2）牧区与半农半牧区选择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户主个人特征和牧户家庭特征差异显著。牧区选择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牧户，其户主主要是没有接受过教育，年龄多在 35-45 岁；家庭收入水平中等，草畜平衡面积较大，养殖规模较小。半农半牧区选择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牧户，其户主年龄多在 45-60 岁；家庭劳动力人数多，草畜平衡面积和人工饲草地面积较大，养殖规模较小。
（3）在其他条件不变下，草原补奖政策对半农半牧区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的影响高于牧区，禁牧和草畜平衡政策与牧户生产决策行为间的关系存在差异。补奖资金占比越高，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可能性越大，其边际效应分别为 0.3745、0.4582；牧户在后期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时，补奖资金占比对牧区及半农半牧区的回归系数分别为 0.6196 和 3.0210。禁牧政策与两区域牧户扩大牧业生产规模的可能性呈负相关，与牧区牧户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呈倒 U 型分布，与半农半牧区牧户扩大多少牧业生产规模呈正相关。草畜平衡政策与两区域牧户牧业生产决策行为均呈正相关。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