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城镇化及工业化迅速发展，大量农村劳动力向城市转移，成为我国最具特色的现象之一（蔡昉，2017）。现有的城镇化、农业现代化滞后于工业化的发展（黄祖辉，2013），如何加快城镇化发展已成为重大任务。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是新型城镇化的核心举措，是促进经济发展和城乡一体化的重要路径（许月恒和任栋，2018）。2016 年，国务院明确提出，通过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促进有能力的农业转移人口举家进城落户，进而提高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关于深入推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若干意见》〔2006〕8 号）。十八大做出了“有序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努力实现城镇基本公共服务常住人口全覆盖”的重要决策；十九大报告明确了“以城市群为主体构建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的城镇格局，加快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的战略部署。李克强总理强调，“城镇化的核心是人的城镇化，关键是提高城镇化质量，目的是造福百姓和富裕农民，让农民工逐步融入城镇”。截至 2017年底，我国农民工总人数达到 2.86 亿，其中外出农民工人数 1.72 亿（2017 年农民工监测报告）。2018 年末，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59.58%，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43.37%左右（2018 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远低于发达国家 80%的平均水平，城镇化率大打折扣。同时，处在“半城市化”状态（王春光，2006）的广大农业转移人口难以形成足够大的消费群体，妨碍了经济发展方式向消费拉动型的转变（蔡昉，2011）。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是扩大我国内需和长期经济增长的有效办法。但要使农业转移人口真正接受市民化，除了政府颁发相关政策支持和正确引导以外，最终还是要通过农民工的“去留”选择体现出来（王玉君，2013）。浙江省的城镇化水平稳居全国前列，2018 年末，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为 68.9%，年均提高 0.9个百分点（2018 年浙江省人口主要数据公报）。根据浙江省历年统计年鉴显示，近年来，浙江省户籍人口的市民化进程缓慢，2006 年省内农业人口转非农业人口为 36.52万人，之后这一数据持续性下降，2011 年降为 15.88 万人（浙江统计年鉴 2016），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出倒退的态势，部分地方甚至出现逆城市化现象。为了解决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浙江省大力推进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赖华东，2013），对流动人口进行居住证制度管理，并取得了有效的成果，但也遇到一些新的问题，主要表现在：本地转移人口市民化欲望较低；外省流入人口落户实力不足；地方政府财政压力较大；相关改革顶层设计仍然滞后（黄祖辉和顾益康，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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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1）理论意义
从理论上讲，推拉理论虽然为中国剩余劳动力转移和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的研究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和分析思路，但是中国复杂的现实背景下，此理论并未完全适用。因此我们应根据中国的实际国情，借鉴国外研究成果和成功经验，系统研究转移人口市民化的重大理论和政策问题。具体而言，一是本文从推拉理论基础入手，探讨了新居民市民化与城乡统筹发展的理论关联，为研究中国转移人口市民化问题指明了方向；二是运用计量经济学方法，对新居民市民化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进行系统性研究，有利于丰富和发展社会分层理论以及推拉理论。
（2）现实意义
过去学术界更多关注农业转移人口，随着户籍制度的逐步取消，流动人口也变得尤为关注。我国户籍人口城市化低于常住人口城镇化，城镇化率大打折扣。如何加快转移人口市民化意愿的转化，对于提高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本文以户籍差异、职业分层为研究视角，通过计量方法进行分析，探讨影响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主要因素，并根据这些结论为嘉兴市制定人才引进政策，提高新居民人力资本质量，推进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以及如何提高我国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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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理论基础和文献综述
2.1 理论基础
2.1.1 推拉理论
“推拉理论”是研究人口迁移的重要理论之一，在劳动力迁移理论中具有重要地位。该理论源始于英国学者 E.G.Ravenstein 提出的“人口迁移法则”（LEE，1966）。唐纳德·博格（D.J.Bogue）在人 1961 论文中首次提出，推一拉理论的前提假设是把人的迁移行为看作理性选择，并且移民了解有关迁出地和迁入地的相关信息。基于以上两个假设，该理论认为人口迁移中受到一定“力”作用。迁移决策行为由迁出地的推力以及迁入地的拉力共同决定。迁出地的推力主要有环境恶劣、匮乏的就业机会、落后的医疗教育等，而迁入地的拉力因素主要有优越从生活环境，便利的交通、较多的就业机会以及完善的公共服务制度。从图 2.1 可以看出，城市的拉力以及农村的推力是利于城市化进程的发展，但是过度的人口集中城市，对于城市来说，人口密度大，失业率高，交通拥挤等城市病，从而出现逆城市化现象的发生。
2.1.2 社会分层理论
社会分层反映的是社会成员的利益差别、地位差别，研究的是社会中各类资源在社会成员间的不均等分布，对此可以有不同的观察角度及其分层标准（徐臻，2018）。马克思是最早研究社会阶层结构与经济发展相关联的权威专家。马克思深刻分析了早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阶级分层的对立和矛盾如何影响资本（邵宜航等，2018）。其后，韦伯采用多指标体系，采用了财富、声望和权力三个指标进行分析。财富反应经济领域中市场能力，声望是反应社会阶级的地位，权力则更多强调的是政治能力。他强调社会分层是三个指标有机的结合，阶级也仅是他分析中的一元，并非全部。随后涂尔干和布迪厄分别从功能主义视角和文化视角进行了分析。总得来说，相对于涂尔干等学者，马克思与韦伯更重视的是不平等与社会分层之间的消极关系，马克思的阶级冲突色彩更为明显，韦伯的社会分层理论更为实用（李强，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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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概念界定与现状问题的研究
2.2.1.1 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概念界定
由于新居民的概念具有一定的地域局限性，所以根据已有的学术研究，笔者接下来的文献综述主要以农业转移人口或农民工市民化的研究进行归纳整理。
关于市民化的定义学术界并没有统一的标准。郑杭生（2005）认为，市民化就是农民变为市民过程，且在这个过程中获得市民资格，提高自身的能力和素质。也有学者认为，市民化不仅仅指农业转移人口户籍性质的转变，更指在城市可以享受与城市人口相同的公共福利（魏后凯和苏红键，2013）。金三林（2015）形象的将市民化比作政府与农业转移人口签定的一份“入户城市”契约，通过此契约农民变市民享受城市服务内容是全方位。
总之，对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定义，可以认为是具备新居民条件且愿意转变成城市人口的一类人群，本文对新居民市民化愿研究着重从长期居住生活意愿与落户意愿进行展开。其中本文将愿意居住生活三年及以上界定为长期居住生活。
2.2.1.2 职业分层的概念界定
职业分层，一般是指对不同的社会群体依据职业特征对其社会地位进行一定的划分，从而存在明显的等级区分。目前学术界关于职业分层的方法主要有两种，一是职业分类结构进行分层，并赋于等级意义（陆学艺，2002；李璐璐，2003）；另一种主要以职业声望作为分层的标准（李春玲，2005；李强，2009）。
本文的职业分层，主要是将陆学艺十大社会阶级分层与李强的职业声望相结合，同时参考一些学者已有的职业分层研究（王超恩和符平，2013；邱鸿博和赵卫华 2015），将新居民的职业分层分为三个层次，第一是基层，包括一线工人、商业服务人员、家政人员、保安、个体业主、自谋职业；第二是中层，包括各类中级技术人员、管理人员或办事员；第三是高层，包括企业业主、各类高级技术人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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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浙江省嘉兴市城镇化发展水平及新居民现状.................................13
3.1 嘉兴市城镇化发展水平..................................13
3.2 嘉兴市居民经济情况和社会保障..............................14
4 数据来源及样本描述...................................19
4.1 数据来源........................................19
4.2 样本总体特征描述....................................19
5 新居民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27
5.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27
5.1.1 理论机制...................................28
5.1.2 研究假说.........................................28
5 新居民市民化意愿影响因素实证分析
5.1 理论机制与研究假说
5.1.1 理论机制
户籍制度不仅是中国的一项基本社会管理体制，也是一项与资源配置和利益分配密切相连的制度，日常生活的各种事务在一定程度上都采用了将公民分为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标准，这种二元身份制对中国社会城乡二分结构的形成产生了重要影响。2014 年，我国开始启动户籍制度改革，使得“农业”和“非农业”的户口区分在逐渐取消，同时，户籍制度综合配套改革也在深化，户籍制度回归本源功能定位得到很大程度的推行（梁宏，2019）。但是，户籍制度所带来的一系列影响及不平等问题并未消除，户籍歧视现象依然存在。在原籍地差异下，户籍与新居民市民化意愿存在哪些影响呢？一般来说，来自本省的户籍人口，由于掌握各类的社会资源优于来自外省的户籍人口，因而市民化意愿可能较强。但值得注意的是，来自外省的户籍人口，尤其对于来自偏远地区的农村人口，农村经济、文化、生活设施落后的推力，东部沿海城市发达城市较为完善公共福利制度的拉力，使得他们主观改变户籍属性意愿相对于本省人口更为强烈。对于外来人口，省际之间的文化冲突、家庭因素同样也会对其落户产生一定的反作用力，比如无法适应现居地的风俗习惯和居住环境，或者想念滞留家乡的亲朋好友，都会使其在外长期居住生活甚至选择落户产生一定的影响。此外，职业层次也是影响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重要因素。职业分层不仅反应的是职业分布状况，更隐藏着社会经济属性。一般来说，职业层次越高，新居民可能掌握的社会资源和经济条件越好，对选择长期居住生活甚至落户的意愿则越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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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结论
本文利用嘉兴 2016 年对各县（市、区）的新居民抽样调查的样本数据，通过构建二元 logistic 模型，实证分析了原籍地差异、职业层级与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关系。通过构建研究多元 logistic 模型，对具有落户意愿的新居民关于城市类型选择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
（1）职业分层对新居民市民化意愿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职业层级越高，新居民市民化意愿越强。职业层级背后隐含着阶级属性和经济属性，职业层次的提高，增强了新居民长期居住生活的能力，对其落户起到了重要的铺垫作用。职业向上流动，可以优化了资源配置，使其更有能力进行落户，因此有必要更具新居民职业分层的特点，制定具有针对性的落户政策。
（2）原籍地差异下，职业分层对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存在明显差异。职业分层对来自外省新居民市民化意愿的影响更为明显，而对本省的新居民来说，仅在处于职业高层的新居民长期居住生活意愿产生影响。目前户籍制度改革并没有从根本性解决户籍背后的相关福利政策，对于来自偏远落后地区的新居民，他们更希望通过落户来获取相关的福利，因此继续深化户籍制度改革对推进我国市民化进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3）职业层级对新居民落户城市类型产生显著影响，处于职业中层的新居民更倾向选择县（市）和嘉兴城区落户。处于职业中层的新居民，工作相对稳定，且掌握一定的管理经验和技术，经济能力也强于基层的新居民，因而如果加快中层这部分潜在的人才市民化也是问题，也是政府值得进行思考的问题。
（4）年龄、婚姻、是否适应现居地生活、住房来源、来嘉兴时间、随迁子女、社会保险、住房面积等变量均对新居民市民化意愿产生了显著性的影响，这些结论与卢小君和向军（2013）、梅建明和袁玉洁（2016）、王腊芳和朱丹（2018）等学者研究基本一致。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