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导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受到国内外宏观经济形势变化的影响。随着国际市场需求增长趋缓、我国经济发展进入新常态，国内加快经济结构调整、产业升级与区域经济协调发展。劳动密集型制造业从东部沿海地区向中西部地区转移，产业空间布局的优化必然引起人力资源配置的相应变动。“大众创业、万众创新”的经济发展新引擎，开启了返乡农民工以创业创新带动就业的新篇章。从十八大的“美丽乡村”建设到十九大的“乡村振兴”战略，为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提供了广阔的平台。农村经济发展离不开国家政策支持所释放的政策红利和劳动力供给所释放的人口红利。近年来，中西部农村劳动力的迁移行为呈现出多元化趋势，其中向中西部回归的趋势明显，中西部地区人口红利窗口得到大幅度提升。
根据《2017 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17 年我国农民工总量继续增加，外出务工和本地务工的农民工人数双增长；西部地区农民工人数的增长速度最快，增量占新增农民工总数的 52.2%；中西部地区的农民工吸纳能力也逐步增强，其中西部地区务工农民工的人数增长最快，中部地区次之；并且西部地区农民工的工资收入增长速度也是最快的。孙巍等（2017）发现工业劳动力普遍由东部沿海地区回流至贵州、河南、重庆等 13 个等中西部省份。农民工返乡就业创业的本地自我吸收新趋势，一方面能更好地发挥农民工长时期在城市打拼所积累的人力资本、物质资本等资本优势，对农村剩余劳动力起到带动作用，共同担负起乡村振兴的大任；另一方面离家较近，便于照顾家庭，有效解决“三留守”等社会问题。返乡就业的综合效益对冲了地区之间工资收入的差异，农民工返乡就业比例也不断上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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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方法与技术路线
1.2.1 研究内容
本文主要从以下七部分分析家庭禀赋、有限理性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影响：
第一章导论。围绕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这一研究主题，分析了本研究的现实背景、研究目的和意义，并提出研究内容、研究方法、技术路线及创新点。
第二章文献综述。对“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稳定就业行为偏差”关键概念进行界定，并梳理了国内外相关文献的研究现状。
第三章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说。主要相关理论——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有限理性理论。全面分析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有限理性，以及家庭禀赋、有限理性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影响机理，并提出相关研究假说。
第四章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就业现状分析。根据 2016 年对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的调查数据，深入剖析返乡农民工的基本状况、就业现状与特征及就业稳定性评价，并对返乡前后农民工的就业情况进行对比。
第五章家庭禀赋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实证研究。构建了家庭禀赋评价指标体系，并对不同就业状态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进行比较。运用二元 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家庭禀赋对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影响。
第六章有限理性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实证研究。构建了有限理性与稳定就业行为偏差的衡量指标体系，运用有序 logistic 回归模型对有限理性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偏差进行实证分析。
第七章研究结论和对策建议。结合返乡农民工的个人特征、就业特征及研究结论，从家庭禀赋优化、有限理性角度提出推动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的政策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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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文献综述
2.1 核心概念界定
2.1.1 返乡农民工
目前学术界对农民工概念的界定比较一致，通常指户籍身份是农民，常年或者绝大多数时间（一年内外出务工时间在 6 个月以上）在城市务农工的农村劳动力。石智雷等（2010）在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行为与创业意愿分析时，将返乡农民工定义为在外工作的农民工由于各种原因又返回原籍农村或者回到家乡所在乡镇及县城所在地。汪三贵等（2010）在研究返乡农民工创业时，返乡农民工主要指部分进城务工的农民工在工作一段时间后开始离城返乡，返回到外出之前所在的乡村或小城镇。本文中返乡农民工指以调查时间为节点，曾经外出务工时间超过 6 个月的农民工，但在调查期限内，因种种原因返回家乡所在乡镇或者县城所在地。
2.1.2 稳定就业
文中所涉及的是微观层面的就业稳定性，针对返乡农民工个体在工作单位与工作单位之间、工作和不工作之间的变动状况。Kirsten Sehnb Ruch ( 2004)通过工作时间长短对就业稳定性进行测量，将就业任期分为小于 3 年、3-5 年、大于5 年，并且将工作任期超过 5 年认定为就业稳定。Shore & Martin(1989)在研究中指出，离职倾向是离职行为的最佳预测值。黄乾（2009）以“您对自己城市就业稳定的评价”为主观性测量标准，将选择“比较稳定”和“稳定”的划为就业稳定，其他划分为就业不稳定。李放等（2015）将平均每份工作就业时间超过 5年的界定为稳定就业。周闯（2014）将与雇主签订一年及以上就业劳动合同界定为稳定就业。肖红梅（2014）采用“平均就业时间”、“换工次数”两种方法对新生代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进行界定，平均就业时间大于 1 年的界定为稳定就业；换工次数小于等于 2 次的界定为稳定就业。
张艳华等（2013）利用工作转换频数、工作任期与劳动合同期限的综合指标对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进行测量。纵向维度的就业稳定性通过更换就业城市和工作单位的频率衡量；截面维度的就业稳定性通过现职的就业持续时间和劳动合同签订衡量（谢勇，2015）。曾江辉等（2015）采用离职率、就业任期及劳动合同签订作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衡量指标。陈技伟等（2016）将职业流动频次和劳动合同签订作为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代理变量。基于以上文献研究，本文主要通过返乡农民工更换工作的次数、在现单位工作持续时间、劳动合同签订三个指标进行加权求总，如果该返乡农民工个体就业稳定性的综合得分大于样本的平均值界定为稳定就业；否则为非稳定就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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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国内外研究综述
2.2.1 国外研究综述
城镇化进程中，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劳动力的外迁与回流总是不间断的。农民工返乡亦农村迁移劳动力的回流，国外研究者较早的对劳动力回流的行为进行了解释，而且取得不少经典理论。将与本研究主要相关的国外文献分为两个部分：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原因、家庭因素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
（1）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原因
Dustman（1996）以理性经济人为假设，农民工通过收益和成本的比较进行迁移决策，迁移决策是个体谋求福利最大化的行为。如果农村劳动力的自身生活条件没有因迁移行为而改善，他们会在留城还是返乡之间再次进行决策选择（Murphy，2002）。Wang & Fan（2006）认为迁移者考虑到照顾老人、孩子等家庭因素，以及家乡的就业机会、投资机会等经济发展因素，都会吸引迁移者作出回流选择。Stark（2003）认为迁移劳动力在城市收入不满意、受到挫折、生活艰难时，或者迁出地生活成本相对较低，他们更倾向于返回家乡。Cassarino（2004）认为农村劳动力回流可以促使在城市打工期间积累的财富资源和人力资本得到更多的投资回报。
生命周期理论将劳动力流动简化为两个阶段，即年轻时选择外出务工、年老时选择返乡就业。Tunali（1996）研究发现回流不仅是年老者回避风险的一种选择，而且也是受教育程度较高的劳动力获得高收益的一种方式。Vadean & Piracha（2009）研究发现年长的劳动力的乡土情结更浓、迁移时产生的心理成本较大，他们有着更高的回流概率。Whalley & Zhang（2007）认为即便清除户籍制度壁垒，高额房价也是阻碍农民工定居城市的重要经济因素。
（2）家庭因素对农村迁移劳动力回流的影响
家庭特征是影响农村劳动力作出回流决策重要因素。Wang & Fan（2006）研究发现，婚姻状况、家庭结构（比如孩子和老年人数量）、人均耕地数量等都是影响农村迁移者是否选择回流的重要因素。结婚会增加劳动力在外就业的物质资本和心理成本，婚姻、家庭规模都会增加迁移者回流的概率（Vadean ＆ Piracha，2009）。然而 Zakharenko（2009）的研究结论与大多数学者相反，他认为已婚者（尤其是已婚女性）回流的概率明显低于单身迁移者。家庭中孩子的数量对迁移者回流有着显著负影响，孩子数量越多相对来说家庭负担越重，迁移者更倾向于继续在外流动( Dustmann etal.，19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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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理论分析及研究假设.............................................143.1 相关理论基础.......................................14
3.1.1 新劳动力迁移经济理论.....................................14
3.1.2 有限理性理论...................................15
4 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现状分析..........................26
4.1 数据来源....................................26
4.2 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现状分析...........................26
5 家庭禀赋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研究.........................................39
5.1 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的评价.........................................39
5.1.1 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指标的选取.........................39
5.1.2 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指标的测量.............................................40
6 有限理性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的研究
6.1 有限理性与稳定就业行为偏差的衡量
6.1.1 指标的初步选取
在遵循整体性、独立性、科学性、可操作性等原则的基础上初步构建了有限理性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偏差的衡量指标体系。关于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偏差，主要从换工作以后的工资涨幅、就业的预期差距、离职意愿及再次外出务工意向四个方面衡量，即返乡农民工更换工作以后，工资涨幅越不明显、就业的预期差距越大、离职意愿及再次外出务工意向越强，则表示返乡农民工稳定就业行为偏差越大。关于有限理性的衡量，主要从认知差异、心智成本、风险态度（偏好）、信息成本四个维度衡量。其中，返乡农民工的认知差异主要体现在锚定行为、从众行为、框定依赖、过度自信等方面。具体如表 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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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结论与对策
7.1 研究结论
本文基于中西部六省市的调查数据，通过对返乡就业现状分析，得出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就业的主要特征：①返乡农民工以已婚、男性为主；以“70后”、“80 后”为主，处于生命周期中“上有老、下有小”的阶段；返乡农民工受教育程度普遍偏低，以初中及以下文化程度为主；返乡农民工身体健康状况总体良好。②样本中约一半的返乡农民工就业行业与返乡前不同，但主要从事的还是制造业、建筑业及其他服务行业，然而从事制造业、建筑业的比例有所下降，从事种养业和居民服务业的比例有所提高。③返乡农民工获取工作的渠道较为单一，以亲戚、朋友、老乡这一强关系型社会网络为主要就业信息获取渠道。④返乡农民工就业加班频繁，而加班获得的工资一般。⑤与外出务工相比，农民工返乡就业劳动签约率变低；但不论外出务工、还是返乡就业，正式书面劳动合同签约率都不高。⑥家庭因素是影响农民工选择返乡就业的重要因素。⑦返乡农民工基本能按时获得工资，而工资福利待遇低是促使返乡农民工产生更换工作想法的主要原因。
1. 从家庭禀赋角度
（1）通过不同就业状态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的比较得出：稳定就业的返乡农民工的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家庭经济资本的禀赋水平高于非稳定就业返乡农民工；非稳定就业的返乡农民工家庭区位资源禀赋水平高于稳定就业返乡农民工。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家庭人力资本水平偏低，家庭社会资本水平一般，家庭经济资本水平、家庭区位资源水平相对较好。整体来看，中西部六省市返乡农民工家庭禀赋水平偏低。
（2）关于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的评价：从换工次数看，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好；从工作持续时间看，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一般；从劳动合同签订看，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存在较大问题。通过熵权法对上述三个稳定性的指标进行加权求总得出，
53.8%的返乡农民工就业不稳定。综合考量，中西部返乡农民工就业稳定性较差，亟待进一步改善。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