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与意义
黄河源区是中华民族“母亲河”的发源地，其生态安全对整个黄河流域的可持续发展至关重要。黄河源区地处青藏高原腹地，涉及青、甘、川 3 省的 22 个县，其面积仅约为 13.1×104 km2，但供水量却占黄河总水量的一半左右[1-3]。除了水资源供给外，黄河源区还具有气候调节、水土保持、CO2固定、家畜生产、文化传承等重要功能，其生态环境的变化深刻影响着整个源区以及黄河中下游地区的生态、生产与人民生活。建国以来，黄河的多次断流危机更是引起了社会各界对黄河源区的广泛关注[4]。
高寒草地作为黄河源区生态系统的构成主体，其退化已引起了严重的生态、经济和社会问题。高寒草地占黄河源区总面积的 80％，是源区内最主要的植被覆盖类型[5]。然而，近些年来黄河源区的高寒草地退化十分严重，与上世纪 70 年代相比，80 和 90 年代的平均草场退化速率增加了 1 倍以上[6]。一方面，高寒草地的退化引起了水土流失[7]、土壤退化[8]、碳汇丧失[9]、生物多样性丧失[10]等问题，极大削弱了黄河源区作为“生态源”的重要作用。另一方面，高寒草地的退化还导致草地生产力严重下降，可放牧草地不断减少；在持续增加的生计压力下，牧户只能增加单位面积放养牲畜头数，进一步加剧草地退化，从而陷入了“贫穷-破坏草地-更贫穷”的恶性循环之中[6,11]。
众多研究表明，过度放牧是草地退化最主要的驱动因子之一[12-16]。为了防止过度放牧，遏制草地退化，保障草原生态安全，我国实施了一系列重大项目、工程及政策。其中，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以下简称草原生态补奖政策）不仅是我国覆盖范围最广、投入力度最大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也是当前人类历史上和世界范围内最大的草原生态补偿政策。2011 年和 2016 年，第一轮和新一轮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先后在我国主要草原牧区施行，黄河源区亦在政策涵盖范围之内。在黄河源区，牧户既无条件开展大规模饲草料种植，也无资金从外地购买饲草料，无法进行大规模的舍饲圈养。因此，草地不仅是黄河源区最主要的植被覆盖类型，更是牧民赖以生存的生产资料，兼具着生态与生产的双重功能。在气候变化、人口增长、生活水平要求提高、牧户以畜牧业为主要生计来源的背景下，黄河源区的草原生态保护与牧民生计改善之间的矛盾较其他地区更为突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对黄河源区可持续发展的意义更为重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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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文献综述
生态补偿政策作为保护生态环境的一种重要经济手段，已普遍被世界各国接受并广泛实践[34-36]。然而，生态补偿政策往往资金投入大、涉及范围广、影响程度深，使得社会各界，尤其是补偿主体和决策者不得不关心生态补偿政策的实施效果以及是否达到既定政策目标[37-39]。因此，对生态补偿政策的效果进行评价就十分必要，国内外学者就此进行了大量的研究。本节将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对已有相关文献进行梳理：（1）我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情况，包括发展历程和实施概况；（2）国外生态补偿政策评价相关研究，包括评价视角、内容与方法；（3）国内草原生态补偿政策评价相关研究，包括评价视角、内容与方法。紧接着对已有文献进行总结评述。最后界定本研究涉及的几个重要概念，为开展后续研究奠定基础。
1.2.1 我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概述
（1）我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发展历程
随着人们对草原生态重要性的认识不断加深，以及我国草原生态环境持续恶化的趋势未能得到有效遏止[40]。2010 年 10 月和 2011 年 4 月国务院常务会议先后两次决定，从 2011 年开始在内蒙古、新疆（含新疆生产建设兵团）、西藏、青海、四川、甘肃、宁夏和云南 8 个主要草原牧区省（区），全面建立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机制。政策实施以来，我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经历了以下不断完善的历程。
2011 年 6 月，国务院出台的《关于促进牧区又好又快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指出：“长期以来，强调草原的生产功能，忽视草原的生态功能，是造成草原长期超载过牧和人畜草关系持续失衡，导致草原生态难以走出恶性循环的根本原因”，并确立了“生产生态有机结合、生态优先”的我国牧区发展基本方针。同年开始实施草原生态保护补助奖励政策，并相应调整原有的退牧还草工程来适应草原生态补奖政策[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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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区概况与研究方法
2.1 研究区样本县概况
为了较好的反映黄河源区自然、社会、经济的总体情况，本研究在选取样本县时从草地面积、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和海拔 3 个方面分别将黄河源区内所有县分成高低两组，然后从各组中分别随机选取 2 个县作为样本县，最终选取了泽库、甘德、达日和称多共 4 个县作为样本县（图 2-1）。在草地面积上，达日和称多代表草地面积大的组，泽库和甘德代表草地面积小的组；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泽库和称多代表高收入组，甘德和达日代表低收入组；在海拔上，达日和称多代表高海拔组，泽库和甘德代表低海拔组，各县的概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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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数据来源
2.2.1 微观牧户生计数据
本研究的微观牧户生计数据由课题组于 2017 年 9 月至 10 月在黄河源区联合开展的入户调查所得。基于上文选定的样本县，此次牧户调查采用分层随机抽样方法：首先，将每个县以牧业为主的乡镇按人均草地面积高中低平均分成 3 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乡镇；其次，将每个乡镇以牧业为主的村按人均草地面积高低平均分成 2 组，每组随机抽取 1 个村；最后，每村随机抽取 6 户牧户。依照上述抽样方法，本次调查共在泽库、甘德、达日、称多 4 个县、12 个乡镇、24 个村发放牧户问卷 144 份，问卷内容主要包括家庭人口基本特征、家庭成员就业史、草地承包经营情况、畜牧养殖生产情况、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等，最终获得有效问卷 141 份。另外，此次调查还对县、乡、村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相关内容进行调查，以便全面了解草原生态补奖政策。
本研究中受访牧户全为藏族，平均年龄 46.2 周岁，平均受教育 1.3 年，其中男性占比 88.65%，这主要是为保证问卷质量而优先选择户主为调查对象所致；从汉语水平来看，70.92%的受访者不会汉语，熟练交流的仅占 2.84%，因此，此次调查特地招募藏族在校大学生作为翻译，有效的保证了问卷的质量；从居住地点来看，绝大多数（75.89%）牧户居住在分散的牧区，而居住在乡镇或县城的仅为 6.39%；从健康状况来看，健康状况在一般及以上的占 81.56%，不好及无劳动能力的占 18.44%；户均家庭人口数为 6.5 人，户均家庭经营草地面积为 1803.5亩（表 2-1）。此次调查的样本牧户能较好的代表黄河源区牧户的总体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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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黄河源区样本县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情况 ..................... 23
3.1.1 补奖面积与补奖标准 .................................... 23
3.1.2 草原生态补奖金与牧户收入 .............................. 24
第四章 黄河源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生态效应评价 ............ 34
4.1 政策实施前后草地生态变化 ................................... 34
4.1.1 绿度变化率特征 ........................................ 34
4.1.2 综合植被盖度特征 ...................................... 36
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 52
5.1 研究结论 .................................. 52
5.2 政策建议 ................................. 53
第四章 黄河源区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生态效应评价
4.1 政策实施前后草地生态变化
4.1.1 绿度变化率特征
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后，泽库的草地植被覆盖情况总体持续恶化。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实施前后，泽库的草地 GRC 小于-0.001 的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49.68%，该区域草地处于恶化状态；草地 GRC 在-0.001 ~ 0.001 之间的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 33.59%，该区域草地处于稳定不变状态；草地 GRC 大于 0.001 的面积占草地总面积的 16.73%，该区域草地处于恢复状态。草地恶化的区域以轻微恶化为主，草地恢复的区域以轻微恢复为主（表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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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结论与建议
5.1 研究结论
我国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首要目标是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其政策逻辑是：在过度放牧背景下，通过禁牧和草畜平衡措施促使牧户减畜，从而降低天然草原的牲畜超载率，达到保护和恢复草原生态的政策目标。由上述政策逻辑可知，减畜是改善草原生态的根本保证，草原生态的改善是减畜效果的直接反映。因此，评价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果首先最应回答的两个问题就是：政策的减畜效果如何？政策实施后草原生态是否改善？然而，现有的草原生态补奖政策评价研究缺乏将经济与生态相结合的系统性评价，基于上述政策逻辑进行评价的研究更不多见。
鉴于此，本研究以生态地位十分重要的黄河源区为研究区，基于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政策逻辑，运用定性与定量分析方法，结合减畜和生态两个方面对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实施效果进行了系统评价，得出的主要结论如下：
（1）草原生态补奖政策的总体减畜效果有限，草畜平衡和禁牧的减畜效果存在差异。政策变量补奖金总额的估计系数为 0.0034，未通过显著性检验，草原生态补奖政策未显著降低牧户牲畜年末存栏量，其总体减畜效果有限。在草畜平衡区，其他条件不变下，补奖总金额每增加 1000 元，牧户的年末存栏量增加 4.42%，在 1%显著性水平上显著；在禁牧区，政策虽然减少了牧户的牲畜年末存栏量，但在统计上并不显著。
（2）草原生态补奖政策减畜效果有限的直接原因为现有补奖标准偏低，根本原因为政策规定的生态养殖规模无法维持牧户长期生计。泽库、甘德、达日、称多的现有禁牧补助标准比理论禁牧补助标准分别低 38.74 元/亩、22.65 元/亩、55.79 元/亩、8.82 元/亩；现有草畜平衡奖励标准比理论草畜平衡奖励标准分别低117.15 元/亩、40.33 元/亩、54.54 元/亩、10.97 元/亩。更重要的是，各样本县中估算的最小养殖规模均大于其生态养殖规模；在禁牧区，泽库、甘德、达日、称多分别高出 304.1 羊单位、294.3 羊单位、103 羊单位、300.7 羊单位；在草畜平衡区，泽库、甘德、达日、称多分别高出 190.2 羊单位、237.2 羊单位、33.4 羊单位、35.5 羊单位。因此，严格执行政策后，短期来看，现有补奖标准无法弥补牧户减畜的机会成本；长期来看，政策规定的生态养殖规模无法维持牧户生计。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