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问题的提出与研究意义
近年来，随着科学技术的不断发展、工业规模的持续扩大，中国消费品的数量、种类都在急剧增长。与此同时，中国正处在消费者结构快速变动和升级的时期，居民消费正从传统的生存型、温饱型消费向现代的享受型、小康型消费转变，居民对消费品的质量、规格、安全性等方面的要求不断提高。然而，与消费品安全相关的法律法规、市场竞争机制、政府规制水平及消费者安全知识和安全消费意识并未及时提高,这使得消费品质量安全事故层出不穷。根据 2016 年“3.15”年度报告：2015 年，全国工商行政管理机关依托 12315 网络共处理消费者诉求 777.76 万件。其中，商品类投诉 72.56 万件，服务类投诉 56.55 万件，占投诉总量的比重分别为 56.2%、43.8%①。2015 年，全国消协组织共受理消费者投诉 63.93 万件，其中质量问题 28.49 万件，占投诉比例的 44.56%②。从儿童用品来看，根据国家质检总局公布的数据，截至 2016 年 12 月 25 日，儿童玩具及儿童用品召回 156 次，涉及数量 33.48 万件③。消费品质量问题频发使得居民对消费的满意度不断下降。根据品牌评级机构Chnbrand④2015 年中国顾客满意度指数(C-CSI)⑤调查报告，2015 年中国整体 CSI 得分为66.5，低于同期韩国的 75.65 和美国的 77.57⑥。一个非常明显的现象是，消费者对消费品安全的不确定性导致消费的“外逃”。仅在 2015 年春节，有超过 600 万的中国游客在境外消费 900 多亿元人民币。日本的“马桶盖、大米、小学生书包、电饭锅”、香港与美国的奶粉、欧美的奢侈品及韩国的化妆品等抢购事件频发不断。中国作为消费大国，2015 年社会消费品总额突破 30 万亿元，消费对国民经济增长的贡献率提升至 66.4%，消费对经济增长的作用越来越凸显，成为扩大内需、促进经济转型发展的重要动力。然而，市场中存在的劣质消费品导致安全问题频发，这不仅影响整个行业信誉，而且严重影响了居民消费信心，致使国内消费需求下降，大量消费外溢，影响中国消费经济的进一步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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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文献综述
自从食品安全问题成为大众关注的热点问题以来，国内外学者就开始对消费品质量问题的研究。大多数学者认为，信息不对称是消费品质量问题产生的原因。以此为基础，国内外学者均对消费品质量问题产生过程中的各个层面的行为主体（包括生产者、消费者、规制者、第三方等）进行了相应的经济学分析。这些研究主要分为两方面：一是在信息不对称的基础上，一些学者从声誉机制、供应链管理、信息平台效用等方面解释或探讨消费品质量问题产生的根源与解决方案；另一方面认为在市场失灵的条件下，政府应该发挥应有的作用，研究主题包括政府规制效果、规制失灵、规制俘获等。此外，还有学者从消费者行为的角度研究消费品质量问题。也有学者从社会学、管理学、政治学、法学等角度讨论消费品质量问题。信息不对称的思想最早应该源于哈耶克的论述，他在《知识在社会中的利用》一文中通过说明特定时间和地点知识的作用，说明不同主体拥有的信息是不同的，即信息是不对称的。在探讨信息不对称的产生原因时，尼尔逊(Nelson,1970)、达比和卡尼(Darbyand Karni,1973)等学者按照消费品特性划分的搜寻品、经验品和信任品等分类方法，为探究消费品质量信息的传递机制提供了依据[1]。在探讨信息不对称引起的产品质量信号市场失灵问题时，乔治·阿克洛夫（George Akerlof，1970）开创了逆向选择理论，提出著名的“柠檬市场”模型，对低质量产品不断驱逐高质量产品的现象给予了解释[2]。此后，众多学者对消费品质量问题的研究可以从市场和政府两个视角来归类。从市场角度讲，在如何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方面，沙皮罗（Shapiro,1983)研究了企业质量声誉在无限重复博弈情况下的形成机制[3]，克莱普斯和威尔逊(KrepsandWilson,1982)研究有限重复博弈情况下企业的质量声誉形成机制，指出如果能够确保维持高质量带来的未来收益足够大,企业就不愿意榨取其声誉(即在新产品上市时声称高质量、索要高价格,而经过一段时间后实际上提供低质量的产品)[4]。尼尔逊(Nelson,1974)、米尔格罗姆和罗伯茨(Milgrom and Roberts,1986)则说明在质量声誉形成过程中,广告和担保也具有重要作用[5]。麦克拉斯基（JJ Mccluskey，2000）[6]研究指出，对于高质量信任品而言，重复购买和第三方规制、认证是高质量有机食品能够长期供应的必要条件。王有贵、李勇和王萌萌（Y Wang, Y Li, M Liu, 2007）通过建立基于代理的模型，对低品质和高品质商品的非对称信息在市场上共存的现象进行了解释[7]。考尔德伦和路易斯（Segismundo s.Izquierdo、Luis R.Izquierdo,2007）通过研究指出，即使在信息对称的条件下，产品本身的不确定性也会造成理性的购买者在购买过程中对产品价值的低估，社交网络信息的传播可以大大减轻这一市场失灵[8]。从政府的角度讲，国外对于政府规制研究起始于 20 世纪 70 年代。传统的规制理论以公共利益理论为基础，认为政府规制可以弥补市场缺陷或失灵。但是，由于信息不对称以及规制成本的上升，政府规制失灵现象成为一个不可忽视的问题，基于此，先后出现了规制俘获理论、放松规制理论及激励规制理论等。总体上说，由信息不对称引起的消费品质量问题需要政府规制，这一点在学术界已经达成了共识。政府规制是否有效则需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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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消费品安全的博弈分析
2.1 相关利益主体的一些基本假设
消费品安全博弈主体主要有生产者、规制者、消费者。本文关于博弈主体的基本假定如下：假设 1：理性经济人。生产者、规制者、消费者都是利益最大化的追求者。本文把经济人的利益分为近期利益和远期利益。具体来讲，各博弈主体的利益结构如下：对于生产者，本文把消费品分成两部分，一部分是消费品的价值，另一部分是消费品的使用价值给生产者带来的信用。消费品的价值就是生产者销售产品获得的会计利润，即销售价格-会计成本，是近期利益。消费品带来的信用可以看作是消费者对消费品质量的评价，是远期利益。这个信用可以为正，也可以是负值。当信用为正值时，表示消费品的使用价值高于市场的一般使用价值，或者达到了消费者购买消费品的预期。当信用为负值时，表示消费品的使用价值未达到消费者对消费品的预期，或者说消费品的质量很差，这会使消费者的购买减少。假设生产者的销售价格为 P，成本为 C，消费者对商品的评价为 V，那么生产者销售产品获得的利益为 R=P+V-C。对于消费者，购买消费品可以得到两方面的效用：“基本效用”和“质量安全效用”。“基本效用”是指消费品给消费者带来的基本使用价值，是近期利益；“质量安全效用”是消费品质量给消费者带来的安全方面的价值，是远期利益。消费品质量越好安全水平越高，越能满足消费者的质量需求，消费者对此商品的需求也就越大。相反，消费品质量越差、安全水平越低，消费者的需求越少。假设 U 表示基本效用，S 表示质量安全效用，消费者的效用为，R=U+S-P。对于规制者，其规制收益可以分为“公众利益”与规制具体实施部门的“私人利益”。“公众利益”是政府本职工作目标，是保障公共的消费安全，打击生产者的违法违规行为。“公众利益”越能够实现，政府信用越好，政绩越受到认可，规制者由此越可能得到升迁，这是远期利益；“私人利益”是实施者作为理性人参与受贿或者与生产者合谋得到的好处，是近期利益。“私人利益”越高，规制者实施规制力度打折越严重，消费者受到的保护越少。“私人利益”越少，规制者考虑“长远利益”就会越多，消费者受到的保护就越可靠。假设政府的最初收益为R ，政府在对生产者进行规制时会产生行政成本及其他成本，总计为C ，在不规制时成本为 0。政府在不履行规制职能时，会造成消费品安全事故频发，导致政府信用损失-V ，在履行规制职能时信用不变。所以，政府的收益结构为R = R -C +V +F（F 为罚款收益或者受贿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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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完全信息条件下相关利益主体静态博弈分析
在各个消费品行业，消费者和生产者之间都存在着信息不对称现象。信息不对称会引发“劣币驱逐良币”或者“道德风险”。尤其是中国消费品市场大而散，生产厂商众多，消费品种类繁多。鉴于此，并不是每个消费品品牌的生产都会选择生产质好价优的产品，总有一些厂商为了获取利润而生产假冒伪劣产品。消费品价格的高低不一定与消费品的品质成正比，因为品质高的消费品可能会打折销售，而品质低的消费品会冒充品质高的产品而故意抬高售价。条件下生产者与消费者的静态博弈现实中，消费者在购买消费品时，由于信息不对称及消费者鉴别能力有限等原因，不能凭借商品外表判断消费品的质量好坏。一般而言，高品质产品成本较高，价格也高。低品质产品的成本低，价格会偏低。实际上，在市场竞争中，高品质产品生产者为了促销产品，可能采取低价策略；低品质产品生产者可能会以次充好，采取高价策略。这样，高低品质产品都有高低两种价格策略。在各个消费品行业，生产者初始并不是有意生产质量低劣的产品，而是在面对诱惑或机会主义心理作怪时，才会选择生产低劣的产品。换句话说，市场上并非都是低品质产品，有一些厂商选择生产或者继续生产“物超所值”的产品。这意味着信誉对于生产者的选择具有重要影响。正如本文假设 1 中所述，同一个市场中不同的生产者对“信誉”的长期利益和短期利益选择不同，这导致了市场上的生产者都有两种策略：生产高品质产品和低品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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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中国儿童用品市场的实证分析....... 24
3.1 实证模型与分析思路 ........ 24
3.2 变量的选取与指标数据的确定 ........ 24
3.2.1 变量与原始数据的选择........... 24
3.2.2 数据的标准化处理....... 28
3.3 实证结果与模型检验 ........ 29
3.4 实证结论 .......... 34
第 4 章 结论与政策建议........... 35
4.1 结论 ...... 35
4.2 政策建议 .......... 35
第 3 章 中国儿童用品市场的实证分析
3.1 实证模型与分析思路
为了研究儿童用品质量安全的影响因素，并考虑到数据的可得性，本文选取儿童用品生产者的质量指标与消费者、规制者的行为时间序列数据进行实证分析，旨在研究消费者对于消费品质量的识别能力、消费者投诉行为、规制者质检抽查频次、规制者关于质量安全标准的制定等 4 个方面与儿童用品质检合格率的内在联系。由于无论消费者的投诉行为还是规制者的规制行为，都受前期行为的影响，所以有必要对 4 个变量与儿童用品的质检合格率进行动态分析。因此，本文选用非结构性模型——VAR（向量自回归）模型对四个变量进行实证分析。
3.2 变量的选取与指标数据的确定
3.2.1 变量与原始数据的选择
从规制者的角度来讲，儿童用品质量主要表现为政府的抽检合格率。从消费者的角度来讲，消费品安全问题主要反映在消费者对于消费品安全的投诉数量上。然而，消费者的投诉还是一个主观的判断，也会有遇到问题却不投诉的消费者。国内外学者在研究相关安全问题的时候，也有采用抽检合格率的先例。艾琳、约翰(Eileen Ravenswaay、John Hoehn，1996)[37]就将食品合格率作为食品安全规制效果的指标。李中东、张在升（2015）[38]在论证食品安全规制效果的时候也用食品抽检合格率作为效果指标。借鉴这些学者的研究，本文选用历年有关儿童用品的抽检合格率表示儿童用品质量的变化，用Q 表示。详见表 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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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通过博弈分析与实证检验可以得出以下结论：
（1）从生产者角度来讲，信息不对称是高品质生产者的“拦路虎”，低品质生产者的“摇钱树”。低品质生产者利用信息不对称欺瞒消费者以获取短期利益，同时逃避规制者的规制。通过本文的博弈分析可知，以短期利益最大化为目的的生产者，必然生产低品质商品，市场上也必然会充斥低品质产品，结果消费品安全问题就会出现。解决信息不对称带来的问题关键在于解决长期利益与短期利益的冲突。当低品质产品生产者的短期利益小于高品质产品的长期利益（或者说长期信誉带来的收益增加），低品质产品自然会消失。同时，增加消费者获取的信息，包括消费者经验常识的判断、从信息平台获取信息、高品质产品生产者信息的主动传播等等，也能从根本上提高企业生产高品质产品的积极性。
（2）从消费者角度，消费者对低品质产品的积极投诉会引导低品质厂商转向生产高品质产品。但是，实证检验结果表明消费者投诉力度的加大，短期内会使儿童用品的质检合理率先降低再提高，这是因为消费者的投诉引起的第一反应是规制者对于被投诉生产商的质检力度加大，从而儿童用品的质检合格率在之前公布的基础上下降。但从长期来看，积极引导消费者对低品质产品的投诉、降低消费者的投诉成本等措施，会对消费品质量的提高有一定的促进作用。同时，在解决消费品质量问题的时候，应该注意罚金 m 与高低品质产品收益差 Δr，对投诉消费者的补偿 n 与投诉成本的C 的合理调节。要使得 m＞Δr，n＞C ，这样才能保证对生产低品质产品的处罚有效，对消费者的投诉激励有效，才能促使消费品质量问题得到解决。
（3）从规制者角度讲，规制本身有效与否也是一个概率事件。规制者的行为受生产者生产低品质产品的综合预期收益、生产高品质与低品质产品的收益差、生产者生产低品质产品要缴纳的罚金、生产者贿赂规制者时提供的贿赂有关。其中，生产者生产低品质产品的收益越高，缴纳的罚金越少，生产者贿赂规制者的贿赂金高，规制者规制效率越差。同时，应当适当增加规制者的初始收入、尽量减少规制成本，注重公信损失的考察力度，使得规制者在平衡利益的时候更多站在消费者的立场，同时也收到与自身努力相适应的收益，这样规制者的规制才能更加合理高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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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