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导论
1.1 研究背景
改革开放以来，随着工业化与城镇化进程的推进，农村富余劳动力大规模流转到城镇地区从事非农产业，形成了始于 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的“民工潮”（胡拥军，2014）。至此，人们习惯认为我国廉价劳动力是源源不断、“无限供给”的（张新光，2011），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王芳，2006；李波平和田艳平，2011）。然而，就在2004 年前后，珠三角、浙东南等东南沿海地区最早出现“民工荒”现象，大量企业招不到工人，随后，“民工荒”现象愈演愈烈，逐渐从技术工人延伸到普通工人，从东南沿海地区延伸到全国各地，甚至包括四川、河南、湖北、陕西等传统的劳动力输出大省（翟振武和杨凡，2011；李刚，2012）。对此，学者们不禁质疑：为什么曾经汹涌的“民工潮”会变成“民工荒”呢？为什么短短 30 余年，中国农村劳动力流动会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个极端呢（宋晶，2005）难道长期以来农村劳动力过剩、供大于求的态势发生了逆转？劳动力转移已经越过刘易斯拐点了吗（罗光强，2010）自 2004 年首次出现“民工荒”以来，关于中国经济是否到达“刘易斯拐点”的讨论快速升温。例如，蔡昉（2007）最早指出中国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发生逆转，“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在其随后一系列研究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已逐步跨越“刘易斯拐点”，如蔡昉（2007，2010，2011）。王德文（2007）、Zhang & Yang（2011）、都阳和王美艳（2010）、Wang（2010）、卿涛等（2011）、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等都基本认同这一判断。其中：王德文（2007）研究认为，“民工荒”现象以及工资上涨意味着农村劳动力正在从无限供给向有限剩余转变，这也意味着刘易斯转折点的到来。Zhang & Yang（2011）认为用工资数据来判断“刘易斯拐点”更为合理，2003 年以来工资的快速增长足以说明劳动力过剩的时代已经结束。都阳和王美艳（2010）利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推算出 2005 年可供转移的农业劳动力总量约为 435万，且农村劳动力外出增长速度也在递减。章铮（2011）也强调，37 岁以下可转移的农村剩余劳动力资源已经枯竭。Wang（2010）通过比较边际劳动生产率发现，2005-2008 年粳稻的劳动产出弹性与边际劳动生产率要明显高于 1980-2004 年，因此认为中国的刘易斯拐点已经来临。卿涛等（2011）、王必达和张忠杰（2014）认为，中国经济已经越过了刘易斯第一转折点，但还没有进入第二转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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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目的与意义
基于对以上问题的思考，本文重点从诱致性技术创新视角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实质性影响。本文的主要目的是以农业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及农户行为理论为分析框架，理清劳动力成本上升的历史趋势与特征化事实，揭示出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需求与要素替代的影响，并进一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要素投入结构变化背后所体现出来的技术进步偏向与增长路径的影响，以及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最后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具体而言，本文将上述总目标分解为以下具体目标： （1）引入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这一概念，将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结合起来，考察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能否与其劳动力成本上升保持同步和自适应。这实际上也是在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是否削弱了农业生产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 （2）将劳动力成本纳入到超越对数成本函数模型中，运用影子替代弹性估计方法，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需求与要素替代的影响，确定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影响机理。 （3）运用农业行业层面数据来考察劳动力成本上升情况下农业生产要素投入的结构变化，并运用二维空间相图增长分析法分析农业单要素生产率的变动以及农业增长路径选择，以检验我国农业生产是否发生了速水—拉坦式的要素替代和诱致性技术进步。此外，结合农业内部不同行业（如劳动密集型农作物与土地密集型农作物）本身存在的土地与劳动配比的结构性差异，考察农业增长路径和技术进步偏向是否会存在行业差异。 （4）运用农户微观调查数据考察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情形下，农户是否会更倾向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特别是实证检验农户的家庭禀赋特征对其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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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理论基础与文献综述
对理论与文献的阅读和归纳是有效开展研究工作的前提。为了更好地研究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的实质性影响，在正式开展研究之前有必要对论文所涉及的国内外相关理论与文献进行系统回顾和总结，为论文研究提供理论支撑。具体而言，本章内容分为 3 节：第 1 节为相关概念界定，对劳动力成本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以明确其内涵和外延；第 2 节为理论基础，简要介绍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和农户行为理论，为论文后续研究提供必要的理论支撑；第 3 节是文献综述。
2.1 相关概念界定
劳动力成本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到 20 世纪 30 年代，最初只是对雇主所付工资的一种别称，后来其涵盖的内容逐渐扩展，不仅仅包括雇主所付的工资，还包括雇主给劳动者支付的各种补贴、福利、社会保险费等（陈秀娟，2014）。2002 年，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ILO）指出，劳动力成本实际上指的是劳动力价格，是劳动者所有报酬之和，不仅包括工资，还包括企业为劳动者提供的社会保障金、住房成本以及技术培训等等（贺聪等，2009）。国际劳工组织给出的这一定义实际上是广义劳动力成本概念，在国际上应用较为广泛。 在我国，劳动力成本又叫做人工成本，二者的差别主要体现在统计口径上。我国现有的官方统计资料如《中国劳动力统计年鉴》等在对劳动力成本进行核算时只考虑了“单位就业人员①”，不包括在非正规部门就业的城乡个体工商户、规模以下乡镇企业与私营企业就业人员，也不包括以临时工、劳务工招聘的进城农民工以及自我雇佣的农业从业人员，统计口径比较窄，覆盖范围比较小。而人工成本被定义为企业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所发生的各项直接和间接人工费用的总和，较为全面地反映了企业的用工成本，是衡量劳动力成本的较好指标（朱雪连，20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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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关于诱致性技术创新的研究始于 20 世纪 30 年代，Hicks（1932）最早在其著作《工资理论》中提出了“诱致性发明”这一概念，其主要思想是投入要素相对价格的变化是导致新技术发明的直接动因，这种新技术的发明是被要素价格变化诱致产生的，因而称之为“诱致性发明（Induced Invention）”。而与诱致性发明相对应的其他发明，被称之为“自发性”发明（Autonomous Invention）。但 Hicks 并没有对“诱致性发明”这一概念作深入的说明，也未提及诱导的路径及机理。正因为如此，“诱致性发明”这一概念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没有引起学者们的重视。直到 20 世纪 60 年代，Slater（1960）、Kennedy（1964）、Ahmad（1966）等人对“诱致性发明”的批评与改进，才使得学者们逐渐对这一问题产生研究兴趣。 Slater（1960）最早指出 Hicks（1932）的“诱致性发明”缺少诱导机制、对现实的解释力度不够；随后，Kennedy（1964）将“诱致性发明”表述为“诱致性创新”。Ahmad（1966）在比较静态分析框架中引入了创新可能性曲线（Innovation Possibility Curve，IPC），构建了最初的诱致性技术创新的理论分析框架（何爱，2009）。也正因为 Hicks（1932）和 Ahmad（1966）的突出贡献，这一分析框架也被称为“希克斯-阿马德”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随后，Schmookler（1966）、Nordhaus（1973）、Binswanger（1974，1978）等学者相继加入到后续研究中，他们既有对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的完善，又有基于理论基础的实证检验。其中，关于理论基础的研究，从不同角度出发得出的结论也有所不同，根据技术创新的诱致因素及诱致机理的差异，诱致性技术创新理论分为市场需求诱致性技术创新和要素稀缺诱致性技术创新（杨宇，2012；何爱和曾楚宏，20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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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劳动力成本上升及其对农业生产劳动力成本优势的影响 .............. 37
3.1 引言 ........... 37
3.2 农业劳动力成本的时序演变特征与地区差异 ......... 38
3.3 农业劳动生产率的时序演变特征与地区差异 ......... 41
3.4 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测度方法 .... 44
3.5 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时序演变、地区差异与行业比较 ........... 45
3.6 本章小结 .............. 56
第 4 章 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需求与替代的影响 ........... 60
4.1 引言 ........... 60
4.2 文献综述 .............. 60
4.3 模型设定与估计方法 ..... 62
4.4 数据来源及说明 ............. 65
4.5 实证分析与讨论 ............. 67
4.6 本章小结 .............. 72
第 5 章 劳动力成本上升与中国农业增长路径选择 ...... 74
5.1 引言 ........... 74
5.2 研究方法与数据来源 ..... 75
5.3 要素价格变化与要素投入变化 ........... 78
5.4 农业单要素生产率增长 ............ 82
5.5 农业分行业增长路径选择 ........ 88
5.6 本章小结 .............. 88
第 6 章 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及其影响因素分析
6.1 引言
论文第 4 章和第 5 章运用农产品成本收益资料探讨了劳动力成本上升对农业生产要素需求与要素替代、技术进步偏向与农业增长路径的影响，研究结果表明，随着劳动力成本的快速上升，农业生产越来越倾向于减少劳动投入，增加机械和化肥投入，用机械和化肥替代劳动，即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但上述研究都是基于统计数据开展的，这种高度平均的分析可能会因为缺乏更为详实的微观基础而产生政策上的误导，因而需要在微观层面实地调查数据上寻求支撑。本章的主要工作就在于此。 鉴于农户是农业生产经营的决策主体，那么，在农业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的情形下，农户是否会做出自适应调整？其技术选择以及要素投入结构的调整是否会按照减少劳动投入的方式进行呢？是否会更倾向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农户的家庭禀赋特征及其心理机制是如何影响其采纳意愿的？本章以湖北省农户微观调查数据为依据，首先分析了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意愿，随后分别从农户家庭禀赋特征与心理机制两个方面来探讨其对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采纳意愿的影响，从而为整个论文提供微观基础。 有学者研究表明，在劳动力成本快速上升、劳动力日益稀缺的背景下，农户在进行生产经营决策时会倾向于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用机械、化肥等资本投入来替代劳动投入，即农业生产呈现出明显的节约劳动倾向和资本深化迹象（吴丽丽等，2015）。然而，许多调查却发现，农户应对劳动力成本上升的方法不一定就是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朱启臻和赵晨鸣，2011），也有可能是减少复种指数、粗放经营，甚至撂荒（殷海善等，2012）。同时，劳动力转移也不一定就会诱导农户采纳劳动节约型技术（杨艳，2011；杨宇，2012），只有在农业要素市场发育程度较高、农户组织化程度较高、农业技术推广较为有效的前提下，劳动力转移对农户采纳节约劳动技术的诱导效应才得以实现（杨宇，2012）。此外，农户人力资本、组织化程度、信息水平、技术服务等也会通过影响采纳成本，进而影响农户对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纳,何可等（2013）认为家庭生命周期、政治资本、户主受教育程度、劳动力数量是影响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需求的关键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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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无论是宏观层面还是微观层面的研究都表明，我国农业劳动力成本整体上呈现出明显的上涨趋势，但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却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且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的增长存在明显的地区差异和行业差异。 基于全国宏观层面人均意义上以及农户微观层面有效劳动投入的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数据，运用“单位产出劳动力成本”（ULC）分析方法对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之间的变动关系进行了测度，并重点从时序演变特征、地区差异以及行业比较 3 个方面进行了分析。结果表明：
①从时序演变特征来看：劳动力成本优势并不仅仅取决于劳动力成本，还取决于劳动力成本与劳动生产率二者之间的权衡。尽管农业劳动力成本在 1980-2012 年出现明显的增长趋势，但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却存在明显的阶段特征。就微观有效劳动投入而言，2004 年“民工荒”以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在逐渐削弱我国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但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并没有削弱宏观人均意义上的劳动力成本优势；二者的差异恰恰说明农村还存在某种程度的隐蔽性失业和就业不充分现象。
②从地区差异来看：就东中西三大区域而言，不同阶段地区差异明显。1980-1993年，西部地区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最高，东部次之，中部地区最低；1994-1996 年，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从高到低依次是东部地区、西部地区、中部地区；1997-2012年，西部地区农业生产的劳动力成本优势进一步增强，跃居第一位，其次是中部、东部地区。省级层面，各地区农业单位劳动力成本均出现较为明显的增减变化。
③行业比较研究发现：整体来看，土地密集型农作物比劳动密集型农作物更具有低劳动力成本优势。自 2003 年以来劳动力成本的上升已在逐渐削弱我国农业生产的低劳动力成本优势，且劳动密集型农作物受到冲击的时间更早，受到的影响也更大。具体到行业内部，2012 年单位劳动力成本排在前 5 位的农作物依次是桑蚕茧、油菜籽、晾晒烟、棉花和烤烟，除油菜籽外均是劳动密集型，它们呈现的共同特征是生产过程中劳动投入量大、机械化程度低，且农机技术与农艺技术结合不够，难以实现机械对劳动的有效替代。而同属于劳动密集型农作物的苹果、柑、桔，因为水果的附加值高，以价值形式体现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更高，因此其单位劳动力成本增长相对较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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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