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1.1.1 研究背景
以钢铁、水泥等为代表的高碳产业，曾在中国经济发展中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但随着我国经济逐步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社会发展对优化产业结构、转型升级、提质增效提出了更高要求，传统高碳产业的发展形势十分严峻。高质量发展背景下，资源与环境的双重约束持续强化，高碳产业赖以维系的投入资源要素、扩张规模等发展模式举步维艰；环境污染引发的社会关注日益增强，加之行业性产能过剩，这使得传统高碳产业面临发展与减排的双重压力。众所周知，钢铁行业是国民经济体系中的支柱型行业，和其他行业相比，该行业具有大规模、高产能、高污染、高能耗的特点。虽然在发展钢铁行业的过程中同时可以带动其他相关产业，但是由于其对环境的破坏性较为严重，诸多国家都将节能减排视为钢铁行业持续发展的首要目标。改革开放以来，我国钢铁行业迅猛发展；早在上个世纪末，我国的粗钢产量跃居世界第一，远超过日本等国家；2018 年 1-11 月，我国共生产生铁 70879 万万吨，同比增长 2.4%，2018 年全年粗钢产量创历史新高。钢铁行业在产能规模不断扩大的同时，也带来了严重的环境污染问题。
为了增强我国钢铁行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并提升其国际竞争力，相关部门陆续出台了一系列与之相关的环境规制，如：2009 年 3 月国务院出台钢铁产业调整和振兴规划，该规划指出不仅要严格控制钢铁总量，加快淘汰落后，更要加大技术改造力度，推动技术进步。2013 年 10 月，国务院关于化解产能严重过剩矛盾的指导意见中提到，重点推动钢铁产业结构调整，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积极性，整合分散钢铁产能，压缩钢铁产量总能 8000 万吨以上。2016 年 1 月 1 日开始实施修订后的《大气污染防治法》，对钢铁、水泥、化工等重点行业进行清洁生产审核，针对节能减排关键领域和薄弱环节，采用先进适用的技术、工艺和装备，实施清洁生产技术改造，旨在防治大气污染，保障公众健康，推进生态文明建设；2016 年 1 月 22 日《关于切实做好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启动重点工作的通知》出台，钢铁行业作为重点排放单位，被纳入第一阶段推行。2017 年 1 月，环保部发布《排污许可证管理暂行规定》钢企持证排污，加快推动实施控制污染物排放许可制；2017 年 8 月，环保部和发改委等联合印发并实施《京津冀及周边地区 2017-2018 年秋冬季大气污染综合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坚决打好“蓝天保卫战”。由此可见，未来很长时间内依据法律原则及相应制度对重污染行业进行的环境责任追究将日趋严格，执行性也会愈强。这一系列的环境政策与制度体现了我国政府对生态环境治理问题的高度重视，环境规制虽然让中国工业的整体环境效率低下问题有所改观，但依然是清洁生产型企业对工业环境效率起主导作用，而污染密集型产业环境效率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少数高耗能、高排放的传统工业甚至成为工业整体环境效率提升的累赘（涂红星等，2014）[1]，从而使钢铁企业面临越来越严格的行业监管和环境监管。这些强制性的环境规制迫使钢铁企业在日常生产经营活动中投入大量资源来降低废水、废气、废渣等污染物的排放，治理并改善对周边环境产生的污染。为了尽可能达到相应的环境治理标准，降低环境遵守成本，钢铁企业必须改变传统的投资模式，走可持续发展道路；绿色投资作为一种新型的投资策略，是恢复生态环境、促进绿色生产技术进步的重要手段，是企业有效履行社会责任的不二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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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内容与框架
1.2.1 研究内容
本文在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相关理论的基础上研究环境规制对钢铁企业绿色投资的影响（其中企业绿色投资又包括投资规模和投资效率两方面），并根据研究结论提出相关政策建议。主要的研究内容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
第一章为绪论。本章首先阐述了研究背景与研究意义；然后介绍了研究内容、论文框架；最后叙述了研究方法与文章创新之处。
第二章为文献综述。本章在梳理国内外与环境规制及绿色投资相关的文献的基础上，对已有结论进行归纳和总结，并选取与本文研究思路相符的研究方法。
第三章为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本章定义了环境规制、绿色投资规模、绿色投资效率等核心概念，同时分析论述了与环境规制和绿色投资相关的理论。
第四章为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本章在相关理论分析、借鉴相关学者的研究结论基础上提出相应的研究假设，接着进行研究设计，包括指标选取、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实证模型设计等。
第五章为实证结果与分析。本章围绕研究假设及实证模型，在收集、整理相关数据的基础上利用 Eviews7.2 分别对其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相关性统计分析、回归分析和稳健性检验，并解释和说明了数据结果。
第六章为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本章首先简要概述了主要研究结论，然后从完善环境规制、强化执行力度和加强社会责任意识三个维度出发，提出相关政策建议，最后反思自己研究过程中的不足，并对未来该领域的研究提出展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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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文献综述
2.1 环境规制相关研究
2.1.1 环境规制的内涵
规制作为一种制度安排，其本质是行政命令取代市场竞争，环境规制既有管制的共性特征，同时也有自身的特性：其旨在将外部环境问题内化（Kahn，1970）[3]。目前国内对环境规制内涵的研究大致分为以下几类：（1）基于规制形成过程的描述。如陈璇等（2019）[4]认为，环境规制实施类型的不断扩展以及非正式型环境规制的提出，丰富了环境规制的含义。苏昕和周升师（2019）[5]认为非正式环境规制是对正式环境规制的有效补充，以采取公众、媒体以及社会团体等与污染企业进行谈判或协商等措施，达到保护环境的目的。概括来说，环境规制的实质是政府的政治博弈；（2）基于规制目标的描述。如邵利敏等（2018）[6]认为，环境规制作为一种常规工具，是追求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和谐一致的重要保障。丁潇君等（2018）[7]将环境规制分为三种类型，分别是命令控制型、市场激励型及公众参与型，其共同目标是为了减少环境污染和杜绝资源浪费。曹霞等（2019）[8]的观点与之类似。（3）基于规制效应的描述。如刘帅等（2019）[9]认为，环境规制是政府治理污染的重要手段，其存在倒逼减排和正向反馈两种效应。杨烨和谢建国（2019）[10]研究发现，环境规制是解决碳排放等污染问题的主要方式，但是环境规制也会带来“绿色悖论”现象。
2.1.2 环境规制测度方法研究
近年来学者们针对环境规制做了大量研究，环境规制的衡量方法也不尽相同，主要方法如下：（1）克德尔（2008）[11]认为 GDP/Energy 可以真实反应政府环境规制政策的效果。一般而言，在总产值不变的情况下，能源消费量越少，产生的污染也越小，指标值则越大，说明环境规制效果越好。李勃昕等（2013）[12]、王群勇和陆凤芝（2018）[13]也采用了相同的指标衡量方法。（2）马歆等（2019）[14]认为环境规制强度应该更好地体现出政府对污染治理行为的干预程度，因此以各省排污费占地方财政一般预算收入的比重来测度环境规制强度。（3）原毅军等（2014）[15]选择“三同时”投资，环境评价数量以及人口密度 3 个指标，运用熵值法确权来构建环境规制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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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绿色投资的相关研究
2.2.1 绿色投资的内涵
目前，关于绿色投资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并未达成统一认知。国外学者认为绿色投资需要综合考虑经济、社会和环境三个维度，因此，绿色投资的实质是社会责任投资。即绿色投资是一种综合考虑财务收益和社会效益的投资策略（Y Ito etal.,2013）[38]。绿色投资承诺在做出财务决策时会对社会和环境领域更加负责（BJRichardson,2009）[39]。作为一种负责任的投资行为，绿色投资被很多金融专家、经济社会领域的政策制定者视为可以避免未来危机的潜在解决方案之一（ABilbao-Terol et al.,2016）[40]。
我国学术界对绿色投资的定义尚无统一的说法。崔秀梅（2013）[41]认为绿色投资需要添加环境要素作为主要决策要素，在追求企业经济效益的同时注重环境效益。苏蕊芯（2015）[42]提出，绿色投资是指通过提高创新投资，在减少环境污染的前提下让企业持续发展。孙红梅等（2016）[43]指出，绿色投资是一项独立且特殊的社会发展投资，以治理污染、保护与改善环境、提升经济增长质量为目的。王瑾（2017）[44]认为，绿色投资是指在环境保护上的研究、开发与服务的投资，旨在促进其环境治理效果。马文超等（2018）[45]从两个维度来解释绿色投资：一方面，绿色投资的决策原则是环境改善方案的成本最小化；另一方面，绿色投资发生在特定体制之下，环境规制强度、产权性质等因素影响着企业的绿色投资水平。陈东等（2018）[46]认为绿色投资是一种需要统筹考虑经济效益、环境效益和社会效益的特殊投资。
虽然当前关于绿色投资的定义国内外学者并未达成统一认知，但环境污染治理作为其核心内容是得到一致认可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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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概念界定.....................................12
3.1.1 环境规制..........................................12
3.1.2 绿色投资规模........................................12
第四章 研究假设与研究设计....................................16
4.1 研究假设........................................16
4.1.1 环境规制与钢铁企业绿色投资行为...................................16
4.1.2 环境规制、产权性质与企业绿色投资..........................17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25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25
5.1.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25
5.1.2 分组描述性统计....................................25
第五章 实证结果与分析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5.1.1 全样本描述性统计
涵盖全部样本描述性统计结果如表 5.1 所示。由统计结果可知，绿色投资支出的最大值为 9.4820，最小值为 0.0080，最大值与最小值之间存在较大差距；绿色投资支出的标准差为 1.3869，说明钢铁企业绿色投资支出呈现个体差异。此外，绿色投资支出的中位数为 0.7010，均值为 1.1114，说明很多钢铁企业绿色投资支出不充分。投资机会最大值与最小值的差异过大，说明钢铁企业投资机会存在一定的波动幅度。环境规制强度的最大值为 3.7430，最小值为 0.4590，标准差为0.6493，说明我国环境规制强度存在地域差异，这可能归因于各省份经济发展水平、地理环境、自然资源等因素差异；同样地，环境规制强度中位数也低于均值说明我国各地方环境规制强度仍处于较低水平阶段。企业规模变量均值为23.6789，中位数为 24.0176，二者相差不大且接近，说明选取的样本企业规模分布较为均匀，尽可能避免了集中选取大规模公司或者小规模公司对整体结果造成不公正的影响。其他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 5.1 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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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与政策建议
6.1 主要研究结论
我国经济进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绿色发展已成为全社会的普遍共识，各方主体（政府、企业、公众等）应增强行动自觉，积极融入生态文明建设。企业，作为国民经济的细胞，加大绿色投资规模、提高绿色投资效率是其面临严苛环境管制的最优策略。随着政府对重污染行业的环境规制越来越严格，企业的投资行为将受到影响，其中企业绿色投资格外引人关注。钢铁行业在推进中国工业化、城镇化的进程中发挥着重要作用，在国民经济体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在当前低碳经济背景下，作为典型的高耗能、高排放、高污染行业，钢铁行业也是节能减排的重点领域。因此本文尝试将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作为研究对象，分析环境规制对企业绿色投资规模及效率的影响，为企业管理者兼顾理性经济人和社会责任人提供科学决策依据及为政府制定相关法律法规提供政策思路。
本文在梳理研读国内外文献资料及相关理论的基础上，以我国钢铁行业上市公司为研究对象，利用其 2010-2017 年的样本数据，运用投资-投资机会敏感度等模型进行实证分析，深入探讨了环境规制对钢铁企业绿色投资规模及效率之间的关系，主要研究结论如下：
（1）就全样本而言，环境规制与钢铁企业的绿色投资规模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曲线，环境规制对绿色投资规模的作用表现为先促进后抑制。进一步来说，当依据相关标准对钢铁企业进行分组后，结果显示：环境规制与绿色投资规模的“倒 U”型关系在国有控股的钢铁企业中成立；钢铁企业所在地区经济发达时，环境规制与绿色投资规模之间呈显著的“倒 U”型关系，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则二者之间为显著的“U”型关系；如果钢铁企业处于环境质量较好的地区，环境规制强度与绿色投资规模显著正相关，环境规制与绿色投资规模的“倒U”型关系在环境质量较差的地区成立。
（2）日益严苛的环境规制与企业绿色投资效率之间存在显著的“倒 U”型关系，不难看出，环境规制强度对钢铁企业绿色投资规模及效率的影响是同方向的。但值得注意的是，钢铁企业所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较差时，二者之间表现为明显的“U”型关系。这一结论表明“仓廪实而知礼节，衣食足而知荣辱”，经济欠发达地区的首要偏好一定是提高经济发展水平，而当企业无法再回避自身的污染治理问题时才会进行环保投入，财政吃紧会使得绿色投资的目的性更强，从而绿色投资效率慢慢提升。
（3）就控制变量而言，无论是全样本回归分析还是分组检验，企业盈亏性质与投资规模及效率均不显著相关。企业业绩、经营现金流量、财务杠杆、企业规模、监事会人数和企业年限都会对绿色投资规模或效率产生影响。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