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战略文化的概念界定
第一节 战略内涵分析
“战略”作为“战略文化”概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其内涵伴随着历史的演变而不断深化与拓展。战略最初是属于军事战争领域的一个概念，即对战争发生与发展进行预测，确定引导战争走向胜利的计划和策略。①战略理念就是人类在讨论战争的相关问题的过程中产生的。梅齐乐（Paul Gideon Joly de Maizeroy）在 1777年首次提出了“战略”一词，并将其定义为“作战的指导”（the conduct of operation），②这也是现代战略观念产生的开端。时间进入到了 19 世纪后，德国著名军事学家克劳塞维茨对军事之中的战略作用有了更深一步的理解，他指出战略是为了制定战争计划以确保整个军事行动达到战争目的。③除此之外，若米尼认为战略存在于地图上，进而指挥整个战争区域的艺术。④克劳塞维茨与若米尼在战略与战争研究中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二者被公认为 19 世纪军事科学领域的奠基人。⑤但是，他们二者在战略理论的研究方面，都将范围放在了纯军事领域，战略一词所包含的内容较为单一。到了 20 世纪，致力于战略研究的相关学者，其中包括米尔斯海默对战略的相关定义都依旧集中在了建立军事设施、构筑战斗力量。①而理查德·罗斯克兰斯和阿瑟·斯坦也强调了传统意义上的战略指的是军事资源的规划和运用。②因此，将战略概念置于军事战争背景下进行理解，在很长时间里不仅是一种主流观点，而且本质上也是对人类社会特殊历史阶段的现实反映。
人类在经历了长时间的战争洗礼之后，逐渐加深了对于战争和战略的理解。如果制定战略是为了赢得战争的最终胜利，那如何去保存和延续这份胜利果实呢？特别是当看到了和平时期人类在经济、政治、社会、科技等方面所取得的巨大进步时，人类开始认识到在问题的解决过程中，军事已经没有了之前的功能，所以不得不对于原本服务于军事层面的战略有必要进行新的思考。由此，人们对战略的认识突破了地域和专业领域的限制，战略制定所关注的重点也从原来的军事层面上升到了国家安全的层面，一些非军事要素开始成为战略设计时所考虑的重点，“战略”概念开始突破狭窄的军事层面界定，上升到了“大战略”层面。“大战略”研究代表人物李德·哈特（Sir Basil Henry Liddell Hart）认为，战略是运用在战争中的一种分配工具分配，它是一种达到战争目标艺术。③大战略包含的要素众多，而军事力量只是其中的一种，所以要把军事力量与财政、外交、商业等因素结合起来使用，才能够削弱敌人意志。所以，李德·哈特透过了战争“地平线”，看到了战争背后许多决定战争胜败的因素，这就引出了大战略在和平年代的重要意义。这一观点，极大地开拓了战略研究的视野。保罗·肯尼迪强调传统战略概念差不多是纯军事性的，认为传统的战略内涵几乎或完全没有为考虑冲突的非军事方面留下余地，或者为交战国作为一个整体的、长期的和政治的目的留下余地。④在这一观点的基础上，保罗·肯尼迪对大战略的定义做了进一步的思考，他指出大战略要重点关注和平；其次，大战略是一种平衡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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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战略文化中的文化概念辨析
以战略文化角度来分析国家对外政策和对外行为，实质上是突出了文化特殊性与国家政策和行为之间的联系。文化作为一种历史和社会现象，其内涵所囊括的范围十分广泛，因此为了防止战略文化理论中“文化”内涵过于宽泛，避免出现科林·格雷所说的“如果文化无所不在,那么文化就毫不存在”②这一现象的出现，必须要对战略文化中的“文化”概念进行清晰和明确的界定。
对什么是文化，人们的看法并不一致。③英国学者泰勒认为文化或文明是一个复杂的整体，它包括知识、信仰、艺术、道德、法律、风俗、以及作为社会成员的人所具有的其他一切能力和习惯。④这一定义为以后的文化研究开辟了道路。但泰勒对于文化的界定过于广泛，其中囊括的要素涉及到了人类生活中的各个层面，忽视了文化的“物质性”以及在此基础上所表现出的“实践性”。在随后的文化概念探索中，将文化逐渐作为独立的影响因素进行思考则成为了一种趋势，其中从文化对一国之经济发展产生的影响入手，也产生了相应的观点，美国经济学家迪帕克·莱尔在讨论构成国际贸易的各种互动要素时指出，要素禀赋、技术和偏好方面的差异、或许根源于气候、语言、文化和法律制度方面的差异。⑤戴维·兰德斯将日本明治维新迅速成功的原因归结为强烈的集体负责精神，因此，要理解日本的成就，就必须看到这种由文化因素所决定的人力资本。⑥将文化作为经济发展好坏的影响因素进行研究，也就意味着文化成为了一种具有独立性、能动性、实践性的变量，开始和具体的社会现象互相影响。如果超越了文化与经济互动的单一路径，将文化的研究范围扩大，观察文化与人类生活其它层面的关系时，文化则又成为一种文明的尺度、对生活的理解、传统观念等现象基础上产生的调节和规范行为的机制。潘一禾认为可以将众多的文化定义分为广义层面的“成果说”、中义层面的“模式说”、狭义层面的“信仰说”，其中“成果说”强调人类所有的创造成果都属于文化范畴；“模式说”认为建立在人类精神理想诉求之上的思维取向、制度导向，行为模式等相关表现形态都属于文化的范畴；而“信仰说”则强调的是观念形态、意识形态对文化的重要意义。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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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日本战略文化的产生根源及外在表现
第一节 日本战略文化产生的根源
影响日本战略文化生成的因素是多样的。但是在研究这些不同影响因素时，要注意到文化是战略文化生成的主要影响因素，因此它扮演着基础性的角色。所以，在考察日本文化内涵之前，首先要对日本文化的来龙去脉有一个大致了解。一种观点认为，日本文化指的是日本人在某种程度上所共有的、支配着他们行为活动的组织化的规则系统，这一系统在代与代之间不间断地传承。①这种观点突出了日本文化的整体性和延续性特征。同样，在如何看待日本文化这一问题上，尾藤正英认为日本文化并不是指各种文化遗产与文化现象，而主要是指历史发展过程中日本人形成对其生活和思考方式的整体看法。②从宏观和整体角度考察日本文化，可以清晰观察到日本文化的特殊性，而这种文化的独特性是通过日本人的思考和行为方式体现出来的。这一观点在某种程度上捕捉到了文化的内在影响机制。除此之外，从日本文化发展的角度进行探讨时，也产生了不同的观点。杨薇认为，史前文明是今日日本文化模式的内在根源。虽在史前文明中日本更多呈现出的是半文明、非理性、未开化的特点，但其中包含的内在活力与积极因素对日本文化未来的发展产生了深刻的影响，这正是日本历史发展的强大动力。③这一观点把史前日本文化视为推动日本历史发展的内在动力，这就提醒在对从战略文化研究时，要注意到日本史前文化对于个人行为以及人们的思维习惯的塑造。基于以上认识，我们可以对日本文化内涵做出清晰的界定，即日本文化是在特殊的自然和社会环境中形成的，并在历史的发展进程中深刻内化于日本人的思想和生活之中，最终形成了一种带有原始性、整体性、以及延续性特征的对外表现形式。不过，在日本文化认识上，有人认为日本文化不具有特殊性和单一性，因此不能用文化分析的方法对日本文化进行研究。但中根千支认为，日本社会在人口和地域上都比和中国社会小的多，所以日本是一个纯一的社会。④随后，中根千支在她的著作《纵向人际关系》一书中，又一次强调了日本社会的单一性，她指出日本社会极强的单一性特征是影响日本人与人、人与群体、群体与群体关系的重要基础。⑤所以，由此可知，否认日本文化同一性是不科学的，对日本战略文化研究只有在社会同质化基础之上才是有意义的。关于日本文化是否具有特殊性这一问题，也存在诸多观点。虽然日本常常被称作是一个模仿或模仿者的国家，但是日本历史的发展变化确实显示出某些独特之处，并引起人们对这个“独特性”的讨论。①这种独特性有很多的表现形式，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就是，很少有一个民族像日本人这样拼命地追寻和探索自己的国民主体性和民族主体性。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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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日本战略文化的外在表现
者之间又不能相等同。但是在对战略文化产生影响的诸多文化因素中，主流价值观则扮演了关键角色，即文化是一个民族思想和观念的总和与实体。在这个综合体中，推动民族发展并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民族发展的观念与信念的核心构成了统一的因素。①正因为如此，文化与战略文化之间又有着高度的相似性。日本战略文化的各种表现，也让我们对日本文化中能构成战略文化的某些核心要素有一个更加形象的认识。所以，我们必须以宽广的目光看待“日本”，跨越数千年的漫长时间，将它视为一个完整的、整体的文明、这个文明无论发生了多少变异，终归有一些核心组成原理。②而这些核心要素只有通过某些思维观念的形态或者战略行为才能够呈现出来。
一、大国意识
在全世界众多的国家中，人们总是会根据国土面积、人口、经济、军事等要素将其分为大国和小国。日本作为一个岛国，国土面积狭小，自然资源更是匮乏，从这个角度看，日本完全不符合大国标准。但是，从历史上看，日本在经济、科技、文化、军事领域都取得了异常辉煌的成就，是主导国际体系变化的主要国家之一，从这一点看，日本又是名副其实的“大国”。事实上，在自然禀赋上的先天劣势，导致日本的每一次前进都预示着要付出巨大的代价和牺牲，正因为如此，日本人在进行自我定位的时候充满了矛盾与不安，这背后有着对于未来无知的恐惧。弥漫在日本人思想上的矛盾最终成为了其身份认同偏差上的最大原因，同样这也是导致日本整个国家行为“失范”的根本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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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安倍“价值观外交”分析............................................... 41
第一节 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形成与发展............................................41
一、安倍“价值观外交”提出的原因........................................ 41
二、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形成与发展........................ 45
第四章 日本战略文化与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关系分析....................................... 56
第一节 日本战略文化与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战略目标确定............................56
一、大国意识影响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权利诉求.......................................... 56
二、大国意识影响安倍“价值观外交”的责任定位.......................................... 58
结论...................................... 68
第四章 日本战略文化与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关系分析
第一节 日本战略文化与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战略目标确定
对一个国家来讲，战略目标是有着宏观性、整体性、长期性、根本性的特征，是一种总体性设计。安倍“价值观外交”虽然只是日本战后历届政府众多外交战略中的一个，但这并不代表安倍“价值观外交”战略是一种短期性、阶段性的战略，相反这一外交战略对目标的界定呈现出了全局性与延续性特征。通过对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分析可知，其战略目标与战后日本所形成的国家目标是一脉相承的，即企图通过政策的灵活性变动能够终究一日摆脱“战后体制”对日本内政外交的束缚，最终实现“普通国家”的愿望，再次成为有世界影响力的大国。所以，在国土面积狭小与自然资源短缺实际情况面前，“大国梦”成为了日本人长久以来的夙愿。
一、大国意识影响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权利诉求
前文提到，战略文化就是指一个国家在其传统文化以及由此而产生的稳定价值观的基础上，形成了使国家行为在不同历史阶段表现出持续、共性特征的思维模式和行为模式，并在此基础上指导着国家战略政策的制定和战略目标的实现。所以，综上所述，战后日本战略目标的一致性和延续性充分反映出了日本“大国意识”观念的主导性，因此，安倍“价值观外交”的在战略目标界定上，也必定受到了“大国意识”的深刻影响。具体看来，日本的“大国意识”表现为对国际社会提出了一系列权利诉求。
首先，权力增长诉求。2013 年在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演说中，安倍晋三自信满满的表示：“日本现在不会被降级为二等国家。这就是我今天在这里要说的。我再次成为日本首相，日本将再次崛起。”①可以说，增长权力是日本长期坚持的战略目标。特别是在明治维新之后所做的各种努力，都是为了有朝一日能够让日本主导世界，即使不同时期具体政策取向有所不同，但均在“大国梦”这一战略目标的串联下，起到了阶段性前进的效果，这其中也包括安倍执政所提出的“价值观外交”。所以，这一战略目标所表现出继承性恰恰说明了与日本战略文化之间的紧密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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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从安倍“价值观外交”的战略目标确定、战略威胁判断、合作模式选择、外交方式运用四个方面分析后发现，这一外交战略深受日本战略文化的影响。同时，日本战略文化在安倍“价值观外交”中得以充分体现也表明，日本战略文化伴随着历史的变革并没有发生根本性的变化，相反展现出了历史延续性、价值主导性以及功能灵活性特征。实际上，安倍政府提出“价值观外交”战略的背后交织着利益考量、形式判断、矛盾斗争等各种影响因素。在这样一个复杂多变且相对稳定的时代之中，安倍“价值观外交”战略从提出到开展实践均遵循了战略文化这条主线。因此可以看出，日本战略文化为日本成功应对现实政治社会的各种风险和挑战指明了方向。所以，从日本战略文化的这种作用出发，可以引出以下启示。
首先，当国际关系之中政治、经济、科技等竞争均呈现出良性互动、相对稳定时，文化差异就开始逐渐外显，成为界定国家、区域、民族的主要依据，并且文化特殊性也会在国家政策与行为当中表现出来。塞廖尔•亨廷顿认为，价值观、文化对国家如何界定自身利益有着很大的影响。①特别是处在一个和平为主旋律的时代之中，军事斗争退居幕后，经济全球化体系建立并舒畅运行，民族认同和国家边界逐渐趋于脆弱，种种因素就使得国家开始以文化认同的方式来展示自己的特殊性。从这一逻辑出发，日本在外交战略中受到战略文化的深刻影响，也与时代发展有着紧密的联系。
其次，在历史发展“关键期”，日本政府在自我角色定位基础上，善于借鉴所谓的“历史经验”来处理国际关系中的各种困难和挑战。进入 21 世纪后，面对着周边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快速崛起，日本社会各界表现出了普遍的焦虑和不安，因此，安倍晋三执政后，日本政治又再次趋于保守化，并联合西方国家在地缘政治上持续向中国施压，严重影响了周边地区的和平与稳定。所以，日本政治的“右转”表明，在如何摆脱国家发展困境问题上束手无责时，日本政府会选择借鉴“历史经验”以及其背后的战略思维模式作为指导政策行为世界观和方法论。
再次，随着中国的崛起，中日交往历史上首次出现了“中日同强”的局面，这就促使日本在看待中日两国关系时感情色彩愈发浓厚。在亚太地区，日本是对中国崛起最为敏感的国家。②鉴于近代史中日之间一度处于压迫于被压迫关系之中，这就导致日本在中国面前时常表现出一种“高人一等”的优越感，而中国的快速强大则要求日本人改变过去与中国的交往方式，同时也迫使日本人开始重新自我定位。当然，日本人时时刻刻都在对自己进行着社会空间的定位，随着自己所属的社会空间的变化，其行为方式也在相应地发生着变化。①而安倍“价值观外交”说明，日本对中国开始采用地缘政治+意识形态的遏制手段阻止中国的崛起，以寻找自己的空间位置，其背后依然延续了面对中国时的“等级秩序”的观念。所以，今后日本处理与中国的关系时，战略文化因素的影响会长时间的存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