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绪论
一、研究背景与意义
（一）研究背景
城市社区作为推进社区治理的一个重要场域，具有基础性、基层性的特征。社区公共事务治理与群众切身利益、社会和谐稳定息息相关。社区多元主体对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评价如何又会影响其参与社区治理的能动性和积极性。回顾2020年，社区作为疫情防控的重要关口和前沿阵地，对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提出了更大的考验、更高的要求。着眼“十四五”，5年内全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将提高到65%，社区治理在国家治理中的权重将更加凸显。截至2020年底，上海市常住人口总数超过2400万人，在城市高速运转、人口快速流动、经济结构加速转型、社会群体结构深刻变化的背景下，上海作为全国超大城市的代表如何适应新时代的治理需求和复杂多变的治理情境，如何紧跟新时代城市快速发展的步伐创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是摆在我们面前亟待破解的一项重要课题。
进入20世纪90年代，中国经济体制从计划经济体制向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转变，资源配置方式的转变推动了政府、市场、社会的职能转变，与此同时推动了我国城市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方式的变革，社区公共事务管理方式逐步从“单位制”向“社区制”转变，参与的主体逐步从公共权力部门向企业组织、社会组织和居民等多元治理主体转变。
2013年，国家层面首次正式提出了“社会治理”这一概念，迈出了“社会管理”向“社会治理”转变的坚实有力的步伐，这也意味着国家理念的变化创新。从主体而言，社会管理的主体相对单一，社会治理的主体相对多元；从方式而言，社会管理具有强制性，社会治理具有强制性的同时更多体现协商的特点；从权力运行的向度上，社会管理的权力以自上而下的垂直纵向网络为主，社会治理的权力可以是自上而下的垂直纵向网络，但更多是横向互动式网络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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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国内外研究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
基于本论文以“协同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研究”为主题，国外文献主要从协同治理、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等两方面进行梳理。
1.关于协同治理的相关研究 国外学者关于协同治理理论的研究相对起步较早、文献较多。20世纪90年代以来，全球化浪潮的快速兴起，对管理主义导向的新公共管理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公共事务治理需求与治理能力之间的失衡推动了治理理论的发展。协同治理理论在治理理论快速发展的背景下逐渐产生。学者主要从模型阐释、应用研究两方面对协同治理展开研究。
一是从协同治理的模型阐释分析。安塞尔和加什（2008）通过对137个美国协同治理的案例开展研究，得出了协同治理过程中的核心要素：冲突和合作的历史、利益相关者的参与激励、权力和资源的不平衡、领导才能、制度设计、面对面的对话、建立信任、发展承诺和共识等。两位学者认为协同治理是一个正式的、目标一致的、审慎的共同决策的过程1。
二是从协同治理的应用研究分析。第一，作为决策过程的协同治理，格雷（1989）认为其是一个尝试寻找解决复杂问题办法的具体过程。这是一个需要不同党派突破自身所在派别的限制，跳出常规，关注到问题的多个方面，从而促使各方能够更好地接受差异，并且尝试寻找问题解决办法的整个过程。艾默生（2012）认为协同治理的决策内容除公共事务以外，还应该增加跨领域治理；参与决策的主体除了政府部门，还应该将其他组织纳入其中，例如私人部门、公民社会、社区和以公私合营、私人社会为表现形式的联合政府或混合网络等组织2。第二，作为构建良好关系的协同治理，卡蓝默（2005）认为治理的第一个职能就是要促成并且要保持共同体的和谐，未来的治理要突出关系的重要性，将其放制度设计的中心位置，形成互动式的网络结构1。菲尔曼（2009）指出真正的协同是开放的、透明的、包容的和负责的2。第三，作为善治方式的协同治理。弗林等（2008）指出可以把协同治理视作为一种正能量，这种正能量能够促使更加有效的合作，并且出现更富有创造性、甚至产生变革的积极效果3。伦森（2008）认为协同治理是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共同提供公共物品的全球性趋势4。
表1-1 国外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模式基本情况
第二章 概念界定与理论基础
一、概念界定
（一）社区与城市社区
“社区”一词最早出现于西方社会。1887年，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从社会学角度提出社区的概念。滕尼斯认为：“社区是建立在血缘、情感和自然意志之上的富有人情味和认同感的传统社会生活关系和社会团体1。”
刘畅（2011）认为社区中国家、市场与社会的关系可以折射出整个大社会背景中，三者错综复杂的互动和博弈的关系2。郭圣莉、张良（2020）认为社区制既有从属性和工具性，也有主体性和发展性。社区一方面会根据各个时期具体发展目标，形成不一样的体制，也会在国家发展的大背景下，在社区自我的成长需要下不断地将自身向前推进3。
通过梳理中国学者对社区概念的界定，概括而言，社区具有五大主要构成要素：第一，社区具有地域要素。社区具有特定的区域边界，是具有一定范围的地域空间。第二，社区具有人口要素。社区是由一定规模人口组成的共同体。第三，社区具有组织结构要素。社区有一套适应社区生活的制度和多元行动主体，包括社区党组织、居民委员会、业主委员会、物业公司、社区民众等。第四，社区具有文化要素。社区民众因共同的利益和情感纽带在情感和心理上有认同感。第五，社区具有公共设施要素。社区是人们参与社会生活的场所，需要依赖一定的公共基层设施开展活动。
中国语境意义下的社区又可划分为城市社区和农村社区两类。概况而言，城市社区与农村社区的差异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第一，主导产业存在差异。城市社区主要以工商业和服务业为主；农村社区主要以农业为主。第二，主要特征存在差异。城市社区密度高、人际关系复杂多元、异质化程度高；农村社区密度低、关系相对简单、同质性强。第三方面，形成方式存在差异。城市社区是随着生产力发展而形成的；农村社区主要以血缘为纽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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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理论基础
（一）协同治理理论
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自然科学、社会科学领域的传统概念的最新体现，是自然科学领域中的协同理论和社会科学领域中的治理理论的有机结合，是两大理论结合下的交叉理论。协同治理理论作为一种在时代发展驱动下呈现的新型的治理理论，目前已经被广泛地运用在政府管理和社会治理的实践之中，致力于构建正式的、协商的、具有共识性的集体决策程序。它旨在通过共同参与、充分协商、积极沟通等方式进行科学决策，以期实现公共利益最大化的治理目标。随着治理理论在中国的兴起，协同治理已经逐渐作为一种行之有效的治理模式进入中国。
对“协同治理”的概念进行科学的定义，关键在于对“协同”的概念做出准确的界定。“协同”一词，在自然科学领域中，更加强调系统中元素与元素之间或者各个子系统之间的相互协作。郑恒峰（2009）认为协同有助于整个系统的稳定性和秩序化，有助于起到量质并举、提质增效的作用，创造出局部系统无法创造出的新功能，实现新的增值动力1。协同本身包含主体的多元化、方式的多样化。在中国的话语体系中，协同意味着主体之间的合作关系，强调组织使命的一致性。在善治语境下，协同更加突出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的协调互动，发挥弥补政府失灵、市场失灵、社会失灵的功效，最大限度的弥补各方短板，实现资源的有效配置，最大限度的提高公共利益。
表2-1 合作、协调、协同和整合的比较
第三章 上海市P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现状与问题..........................23
一、P社区基本概况与疫情防控治理...............................23
（一）P社区基本概况.......................................23
（二）P社区疫情防控治理主体...............................24
第四章 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国内外经验借鉴与启示.................42
一、国外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创新做法........................42
（一）新加坡：行政主导型模式下的社区公共事务治理..........42
（二）美国：自治型模式下的社区公共事务治理................43
第五章 协同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创新的建议...........48
一、组织协同：建立健全党建引领机制............................48
（一）健全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48
（二）健全党员先锋示范引领机制............................49
第五章 协同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 创新的建议
一、组织协同：建立健全党建引领机制
坚持党建引领社区治理作用全面强化，充分发挥居民区党组织在城市社区这一场域内的核心引领作用，构建起以居民区党组织为领导核心、“三驾马车”等多方参与的社区公共事务协同治理架构，形成横向到边、纵向到底的党建引领下社区公共事务协同治理网络，切实发挥社区党组织在社区治理工作中的政治引领、组织引领作用，实现社区党组织对社区各类资源的整体统筹、高效协调，实现广覆盖、多样化、精细化的社区公共服务。
（一）健全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
通过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充分发挥社区党组织“一根红线”有力串联起多元治理主体的良好格局，建立健全党建引领协同治理机制，着力把党的组织优势转化为协同治理优势，把党的制度优势转化为社区协同治理效能。
第一，坚持党建引领业委会建设，增强协同治理自治力量。通过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系统的整体设计，将业委会建设纳入党组织加强基层基础建设的工作范畴，实现党建引领下的业委会规范化建设，有序发挥业委会在基层的自治功能和作用。赋予居民区党组织在业委会组建、换届中的“结构建议权”“人选建议权”和“资格审查权”。社区党组织在兼顾党员比例、交叉任职比例、性别、年龄、居住区域、不同房屋性质等因素基础上，提出业委候选人的委员结构建议，提交业委会筹备组或换届改选小组讨论。在推荐筹备组或换届改选小组业主代表人选、业委会委员候选人阶段，居民区党组织在充分酝酿、集体讨论决定的基础上，提出党组织建议人选，向业主宣传、推荐，供业主选择、表决。社区党组织通过合法途径，积极推动符合条件的社区党组织成员、居委会委员、居民小组长、楼组长等兼任业委会成员，确保新换届或新组建的业委会中“交叉任职”比例，真正做到把政治素质好、热心服务居民群众、工作认真负责、组织协调能力强、群众基础好、威信高的业主推荐为候选人。
第二，坚持党建引领“红色物业”建设，增强协同治理市场力量。通过在物业服务企业中开展党员亮党徽、亮身份活动，评选党员示范岗、党员先锋岗等荣誉，建立党员责任区等方式，充分发挥党组织在物业服务中的战斗堡垒作用和党员先锋模范作用。同时，在居民委员会下设六大委员会的基础上，增设“业委会和物业工作指导委员会”，加强居民区党组织、居委会对业主委员会的指导监督职能，推动物业管理有序开展，促进业主依法、有序、理性参与小区事务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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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研究结论、不足之处与展望
一、研究结论 本论文基于协同治理理论、社会治理理论，以P社区为实证研究对象，以P社区疫情防控为案例进行公共事务协同治理的具体分析，深入分析社区党组织、居委会、业委会、物业服务企业等多元治理主体在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过程中发挥重要作用、具体协同举措，进而阐述在推进社区公共事务协同治理过程中存在的问题，并结合国内外创新社区公共事务治理的经验做法，提出了协同治理视阈下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创新的建议。本论文的主要结论如下：
1.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存在的主要问题表现为五个方面：一是体制机制方面，存在“小马拉大车”权责利不对等；二是资源配置方面，存在公共卫生资源、专业资源短缺；三是队伍能力方面，存在多元治理主体综合管理能力和水平欠缺；四是理念意识方面，存在群众公共意识、公共精神缺乏；五是政策法规方面，存在法律法规、政策制度缺位滞后。
2.经过对城市社区治理的深度访谈发现，城市社区公共事务实现协同治理的主要动因是：外部制度规范约束、目标责任考核约束、自我价值实现、公共利益维护、相互信任。
3.城市社区公共事务治理机制创新的建议主要从五个方面入手：即加强组织协同，建立健全党建引领机制；加强力量协同，建立健全联防联控、群防群治机制；加强信息协同，建立健全“数字治理”机制；加强资源协同，建立健全资源整合机制；加强规范协同，建立健全激励评价机制；加强理念协同，建立健全社区精神培育机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