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管控制权、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

本文在对高管控制权、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进行研究的基础上，结合本文的研究局限，对进一步的研究方向进行了展望。首先，在今后的研究中进一步拓展相关数据，增加其他上市公司与非上市公司的财务数据，使结论更具准确性。其次，在今后的研究中，需要参考相关文献对企业家精神的度量方式，进一步探索更加科学全面的企业家精神测量手段。最后，针对本文对营商环境的划分仅仅从市场、法治和政府三方面展开，在未来的研究中，应进一步探寻营商环境的度量方式，或引入营商环境的其他层面的影响因素，将社会、经济、政治和法律等各个方面的环境体系结合高管控制权一起纳入到对企业家精神的研究中。

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和意义
党的十九大指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不论是从要素驱动和投资驱动向创新驱动的经济增长动力转变还是改变传统政府主导的体制机制，都需要更多有效配置资源和创造高价值的企业出现，而这离不开企业家和企业家精神的微观支持（李元旭和曾铖，2019）。企业家是推动生产力发展的关键少数和特殊人才，企业家精神是引领创新创造、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强大力量，是企业在动荡不确定性环境下取得竞争优势的重要来源。习总书记高度重视企业家在中国改革开放进程中发挥的巨大贡献，指出市场的活力来自于人，特别来自于企业家，来自于企业家精神，企业家是经济活动的重要主体，要深度挖掘优秀企业家精神特质和关注典型案例，发挥企业家示范作用，打造优秀企业家队伍。新时代下完善企业家精神激励机制，营造保护激发培育企业家精神的营商环境，进一步发挥企业家能动作用，对推动企业和国家经济的高质量发展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企业家在企业发展过程中掌握着关键资源，并且在公司的发展过程中起着关键作用，企业家精神的发挥离不开企业家能动作用的发挥。在公司发展过程中，企业家既渴望通过分享股权来做大做强企业，又担心股权分配后会丧失控制权，公司控制权争夺和控制权保护已经成为现代公司经营发展过程中面临的重要问题。从 1994 年的“君万”之争到 2015 年的“宝万”之争，万科企业一直处于外部资本对创始人控制权争夺的困境。为最大程度地确保管理层的控制权持有地位，Snap公司发行了三重股权结构的股票，国内的京东、阿里巴巴和百度等公司纷纷选择在美国上市，发行双重股权结构的股票。优质资源纷纷流失引发了理论界和学术界对控制权安排设计和控制权对企业家重要性的广泛讨论。拥有控制权是企业家发挥经营才能的前提，那么控制权在管理者经营企业的过程中如何发挥其激励约束作用是值得关注的问题。从控制权的角度设计并完善企业家激励约束制度是发挥企业家积极性和能动性以及保护股东利益的有效途径，可以帮助我们理解现阶段中国企业高管激励机制存在的不足和解决途径，有助于完善有效的企业家激励制度的建立，从而推进企业家作用和能力的发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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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关键概念界定
1.2.1 高管控制权
公司控制权配置对缓解公司内部代理问题及发挥管理人员技术和管理优势起着重要的作用，其实质是终极股东将控制权按照控制、监督及经营的目的在股东大会、董事会和管理层之间进行合理分配，并由此形成不同的权力边界（简冠群，2019）。作为企业所有者的股东，保留一部分如选择董事、兼并发行新股等剩余控制权后，将其余绝大部分授予了董事会，董事会在保留剩余控制权后，将特定控制权授予总经理，即剩余控制权由所有者的代表董事拥有，特定控制权由契约授权的方式赋予职业经理人，即高管手中拥有的经营控制权，但最终控制权还是由财产所有者的股东享有（钱颖一，1989；黄群慧，2000；史玉伟和和丕禅；2003）。Finkelstein（1992）认为管理层权力是一种影响或实现关于董事会或薪酬委员会制定的薪酬决策意愿的能力。对于管理层控制权而言，管理者职能的特殊性决定了特定控制权和剩余控制权之间的界限是模糊的，存在典型的“公共领域”属性（连建辉，2004）。在现实生活中，企业家的实际控制权包括特定控制权和一部分剩余控制权，表现为企业家在经营过程中决策和管理的自主权（骞明，2006）。因此，本文综合学者的定义，认为高管控制权是高层管理者拥有的配置资源的权力，高管作为技术创新或生产要素组合的主要组织者与推动者，有能力并且有意愿进行技术创新投资并促进公司价值创造，而拥有控制权是其进行经营决策并发挥企业家才能的前提。
1.2.2 营商环境
2003 年，世界银行发布的《营商环境报告》考察并评估了各国企业的商业监管环境，营商环境自此成为各国学者关注的热词。目前学者对营商环境的内涵定义并未达成一致的结论。世界银行 doing business 小组认为营商环境是影响政府政策落实以及企业运营效率的重要外部保障，是政策、法律和制度等各个要素的综合体。Benn Eifert 等（2005）认为营商环境是政策、人力资源、环境等要素的融合体，并且影响企业的经营效率。“营商环境”的概念在我国兴起的时间较短，学者结合我国营商环境的政策发布及实践推进研究了营商环境的内涵和指标体系构建。董彪和李仁玉（2016）认为建设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要更加关注市场经济中与交易活动相关的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要素，其内涵是市场主体在从事经营活动的过程中面临的政治、市场、法治和文化等外部因素和条件的总和，并进一步指出知识产权保护、人力资源与融资成本以及企业税负仍是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的短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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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相关理论及文献综述

2.1 理论分析
2.1.1 控制权配置理论
在企业的现实经营过程中，股东和管理者有着不同的利益诉求和风险偏好，信息不对称和契约不完全往往会使企业面临因管理层与所有者目标利益不一致而损害企业和所有者利益的风险。合理有效的激励约束机制既是缓解或弱化不同利益主体间利益冲突的有效手段（黄群慧，2000），也是避免高管因激励不足而选择利用权力寻租等替代性手段而损害公司利益的必然要求（陈信元等，2009）。最优激励契约理论的设计思想是通过激励机制将股东利益和高管的个人利益结合起来，既要满足管理者的需要，也要强调对管理层行为的约束。在管理者持续经营的过程中，货币收益和不可让渡的控制权私有收益共同构成其报酬体系，因此薪酬激励和控制权激励是公司治理机制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已有研究关于高管薪酬与企业业绩的相关性并未得出一致结论，这是由于在高管薪酬契约设计过程中，高管会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自定薪酬并攫取私人收益，从而使得高管薪酬可能成为委托代理问题的一部分，而不是必然缓解委托代理问题（罗昆，2017）。因此，解决委托代理问题的关键在于控制权的配置。
控制权配置与控制权争夺不同，控制权争夺是基于私利的目的，控制权配置是利益相关者出于公利的目的坚持共同的价值标准而进行的理性决策的过程。由于财务性资源、关系性资源以及知识性资源等资源的稀缺性和专有性以及经营者的自利性和各个利益主体的风险偏好程度不同，控制权配置应是股东、董事会与管理层三层权力机构间博弈的均衡结果（简冠群，2019），其关键在于通过权力的协调与均衡保证契约主体利益的最大化。从历史过程和公司经营的现实状况看，关系性资源和知识性资源比财务性资源对公司控制权的影响更为重大，而且资源的使用权比资源的所有权对公司控制权更为重要，因此股东掌握由法律、契约等实现规定的名义控制权，而由组织资源以及其他公司内外部形成的对企业的实际控制权逐渐向管理团队转移，而且相较于股东，公司的管理团队更多地掌握公司的控制权（谢志华，2019）。王昌林和蒲勇健 （2005）认为控制权作为一种可行的技术创新激励和约束机制，高管拥有控制权有提高创新投入的内在动机，并且在利益驱动下选择更高的努力程度，从而实现对管理者的激励，反而股东拥有较大控制权会导致较低的技术创新投入以及对高管的激励不足。姚艳虹和王润甜（2010）当薪酬激励受到局限时，控制权激励效果的发挥与被授权人品德的良好程度有关，即只有授予具有良好品德的高管较大的控制权，才会实现激励效应的最大化。吴慧香和孙莉（2019）认为管理层层面的控制权配置会对管理层产生内在激励，促使他们更多关注企业的长期发展，从而更多开展创新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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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文献综述
2.2.1 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的相关研究
企业家精神不仅是企业创新变革、获取竞争优势的重要源泉，也是个人实现就业、提升收入的主要手段，因此对企业家精神驱动因素的探究成为了学者研究的热点，现有关于企业家精神的驱动因素分析主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展开。第一，关注外部宏观环境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分析适宜企业家精神培育和发展的环境。在中国转轨经济背景下，企业的创新活动和绩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企业所处的外部环境（高辉，2017）。李后建（2013）考察了市场化、腐败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实证结果表明腐败的环境更容易限制企业家经济活动的规模和范围，从而降低对企业家潜在创新创业行为的激励效应，而市场化程度的提高会弱化腐败对企业家精神的打击力度。颜为民等（2015）对中国转型期制度环境变迁背景下，地区腐败、金融市场化对企业家精神的影响进行了实证研究，结果证明金融市场化水平的提高有利于企业家创业精神的发挥进而带来更多的创业活动，地区腐败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企业家创业活动，但会增加企业家绕过进入政府管制政策而支付的寻租成本。李元旭和曾铖（2019）认为政府规模扩张带来的基础设施和人力资本的改善，有助于提高企业家发挥应付市场失衡的能力。郭燕青和王洋（2019）构建了空间杜宾模型对 1998-2016 年中国内地 31 个省企业家精神的时空演化格局和空间关联度进行分析，实证结果表明由于人力资本、经济发展程度以及教育水平等的差异，中国企业家精神在时间和空间上均呈现不均衡的发展特征。谢众和张杰（2019）认为营商环境不仅可以为培育企业家精神提供保障，而且可以给企业家提供更多的创业机会，激发创业热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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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模型与研究假设...............................22
3.1 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23
3.2 营商环境与企业家精神...........................24
第 4 章 研究设计......................................28
4.1 样本选取与数据来源..........................28
4.2 变量选取..............................28
第 5 章 实证检验..................................32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32
5.2 相关性分析....................33

第 5 章 实证检验

5.1 描述性统计分析
表5.1 给出了全部变量描述性统计的结果。从表中结果可以看出，企业家精神（Ent）的最大值是 0.251，最小值是 0.001，均值是 0.042，标准差是 0.043，表明企业家精神在样本中差距较大。采用主成分分析法拟合的高管控制权 Pow11、Pow12 和 Pow13 的最大值和最小值差距较大，采用赋值排序法得出的全样本高管控制权（Pow2）的均值为 2.678，最大值为 5，最小值为 1，表明高管控制权在不同企业中的表现差异较大。法治水平（Le）的最大值为 26.240，最小值为-0.700，均值为 11.671，政府干预（Gov）的最大值为 1.380，最小值为 0.106，均值为 0.190，市场环境最大值为 69.473，最小值为 1，均值为 14.858，表明不同地区的法治水平、政府干预与市场环境均存在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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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政策建议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首先，高管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一方面，控制权作为一种隐性激励方式，其产生的控制权收益可以弥补并满足企业家除正规报酬激励外的各方面需要，构成对企业家的回报；另一方面，控制权的动态配置过程会通过修正管理层固有的心理认知和价值观对企业决策的影响从而约束高管行为，使其决策看起来更理性，从而对企业家产生激励约束作用。
其次，法治水平的完善和市场竞争程度充分的地区，有利于企业家精神的发挥。法治水平的完善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家在开展创新活动时面临的风险，另一方面可以降低企业兑收创新收益的风险，从而促使企业家将更多的才能配置到生产性活动中去；产品市场竞争高的地区一方面可以通过披露自身及其竞争对手公司的绩效反映出管理层的经营管理能力和努力程度，从而对管理层起到监督作用；另一方面企业家更倾向于通过市场手段获取外部资源，从而提升企业家的创新动力。
然后，在法治水平较高的地区，或政府干预水平较高的地区，或市场竞争程度较高的地区，高管控制权对企业家精神的促进作用越显著，即较高的法治水平、行政干预以及市场竞争程度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之间的正向影响起到了显著促进作用。
最后，营商环境中各因素的交互项也会对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正向影响起到显著的促进作用，其中政府干预和产品市场竞争的交互项、政府干预和法治水平的交互项以及政府干预、产品市场竞争与法治水平三者之间的交互项均显著正向影响高管控制权与企业家精神的关系。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