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章 绪论
1.1 研究背景
十九大明确提出，“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是根据一系列鲜明的阶段特征所做出的论断，如 GDP 增速放缓、经济结构优化、创新驱动凸显等特征。自 1978 年改革开放至今，41 年的光阴 GDP从 3678.70 增至 900309 亿元，经济总量稳居世界第二。然而中国 GDP 增速自2012 年的 7.86%至 2018 年的 6.6%，均未超过 8%。伴随着物质资本的丰裕、劳动力成本优势降低以及投资对经济的贡献率下降，GDP 增速放缓似乎成了必然。近年 GDP 增速放缓的同时，投资、出口的经济贡献出现下滑趋势，而消费的经济贡献逐步上升。我国第一、二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分别自 1952 年的 50.49%，20.78%下降至 2018 年的 7.2%和 40.7%，而第三产业的增加值比重则从 1952 年的 28.73%逐步上升至 2018 年 52.2%，说明第三产业逐渐成为我国经济增长的主导产业。由于三大产业的发展动力存在差异，所以推动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也在变化，逐渐转向创新驱动。2018 年我国的研发支出将近 2 万亿，专利申请量高达 432.3 万件，其中发明、实用新型与外观设计专利分别为 154.2 万件、207.2 万件和 70.9 万件，可见创新驱动作为新的经济增长动力已初见效果。尽管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已经开始显现上述积极经济特征，但是仍然存在一些制约因素，如城市蔓延、房价泡沫以及金融投机等问题。城市蔓延主要是因土地城镇化的长期大幅扩张导致，远超出人口城镇化的进程，带来的后果是低效甚至无效的土地利用和不合理的城市结构。2018 年房地产业占 GDP 比重为 6.6%，近年来整体呈现上升趋势，房地产业因高杠杆而产生的价格泡沫，对产业结构优化与经济高质量发展具有一定负面效应。微观企业长期面临的融资约束问题，近年银行理财规模和银行业市场交易规模激增带来的金融投机等“脱实向虚”问题也在制约着经济高质量发展。
2015 年 12 月印发的《关于完善审计制度若干重大问题的框架意见》及《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等相关配套文件提出，“实现审计全覆盖，做到应审尽审、凡审必严、严肃问责”。审计全覆盖的核心主线就是“公共性”，也是审计全覆盖的关键特征（王家新等，2016）[1]。国家审计服务国家治理的重点与国家治理的重点是一致的，主要表现在提高政府透明度、惩治腐败、维护国家安全、协助国家应对危机等方面（李嘉明等，2012）[2]。国家审计全覆盖可以概括为嵌入国家治理视域的过程，通过提供有关国家治理结构优化、治理主体监督以及治理服务评价等一系列信息，发挥其对于国家治理目标实现的控制作用（戚振东等，2015）[3]。在现有的人力物力条件下，实现全覆盖要求审计自身必须深化改革，重在审计组织管理模式和技术方法的改革（高培勇等，2015；王家新等，2016；广东省审计学会课题组等，2018）[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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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研究意义
本文基于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理论以及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重要组成部分的定位，利用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了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机理与路径，具有以下理论与实践意义：
1.2.1 理论意义
第一，补充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影响因素研究。国家审计作为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通过自身建设、推动落实纪委监督责任和党委主体责任发挥其在管党治党中的监督作用，加之在党和国家监督体系中具有基础性、先导性与综合性地位，理应对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发挥重要保障作用，而当前鲜有研究以国家审计作为切入点展开研究。第二，丰富了审计协同监督理论。实现审计全覆盖的要求以及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的构建促使审计协同监督成为应然，本文将审计协同监督理论引入到经济高质量发展中，深入考察了审计主体协同监督、审计业务实施、监督主体协同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之间的机理与路径。第三，拓展了大数据审计相关的实证研究。审计全覆盖的要求与增强监督合力的时代背景，促使近年对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的研究逐渐增多，但多为理论研究与实务经验总结，本文通过问卷调查数据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1.2.2 实践意义
《关于实行审计全覆盖的实施意见》，十九大报告，中央审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分别对实现审计全覆盖、增强监督合力与“科技强审”提出了要求，近年各级审计机关也在积极探索购买社会审计服务、利用内审资源与成果、移送审计案件或线索至纪检监察等、加大审计信息化以及大数据审计投入。本文通过五省市214 份审计干部问卷调查数据开展实证研究，研究结果表明在大数据环境下监督合力的效果得到了加强，这不仅为“增强监督合力”与“科技强审”的政策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而且对今后审计机关开展审计业务的审计工作模式具有一定的启示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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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
2.1 文献综述
2.1.1 经济高质量发展
本文将对涉及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文献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回顾，一是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理论研究，二是基于城市或省际层面的经济高质量发展影响因素或经济后果实证研究，三是经济高质量发展评价体系。
在不同的经济发展阶段，我国三大产业在经济产业中的主导地位存在交替变换，进入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新时代则应将各产业的增长动力转换为创新（陈昌兵，2018）[14]。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以创新作为新的增长动力，同时大力发展以信息技术、数据、个性化智能制造和绿色低耗为基本特征的新经济进而推动三大变革（师傅等，2018）[15]。金融体系中的投机套利等引致的“脱实向虚”，良好的金融生态尚未健全，“影子银行”等金融乱象，亟需构建高效率金融市场以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具体可从提高直接融资占比以平衡融资结构，营造优良的金融生态以及加强金融乱象监管等方面入手（沈坤荣等，2018）[16]。高培勇等（2019）构建了与高质量发展相适配的现代化经济体系逻辑框架，涉及社会主要矛盾、资源配置、产业体系以及增长阶段四个转换及其相互作用机制[17]。高质量发展的逻辑起点在于社会主要矛盾的转变，从注重体量与速度优势转向质量与效益优势。实现经济高质量发展，要切实落脚在涉及公平公正的政策、制度供给，个体发展的表达与实现权，政府与市场共同承担不平衡不充分发展问题责任等方面（高培勇，2019）[18]。
廖祖君等（2019）基于 2004-2013 年城市面板数据，将灯光亮度作为城市蔓延的代理变量以减少测量误差，研究发现城市蔓延抑制了经济发展质量，而且主检验结果在城市区位及规模中存在异质性特征[19]。陈冲等（2019）基于经济结构优化、经济系统稳定与经济绿色发展等五个层面构建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测度指标，利用 2002-2018 年的省际面板数据，研究发现消费结构升级能够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分地区的异质性分析发现主效应主要集中在东部和西部[20]。刘思明等（2019）通过科技与制度创新两方面测度国家创新驱动力，基于 2009-2016 年 40个创新活跃的国家数据，研究发现国家创新驱动力能够提高一国全要素生产率，同时科技与制度创新存在正向交互效应[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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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理论基础
2.2.1 公共受托经济责任理论
根据美国审计署的观点，受托经济责任指的是政府接受公众委托管理有关公共资源并将其全部活动进行说明的义务。上世纪 90 年代我国蔡春教授的观点，受托经济责任是指遵循一定的要求经营管理有关的经济资源并对其具体状况进行报告的义务。易见，受托经济责任包含行为与报告两方面，一方面是经营管理公众委托的公共资源以实现其公共事务管理职能，如公共资源的经济和效率效果；一方面是对其公共资源的管理情况进行报告进而解除其受托经济责任。受托经济责任的行为与报告两方面紧密联系，前者是后者的基础，而后者同时有利于前者更好地履行。受托经济责任不限于公众与政府之间这一根本性的经济责任关系，还可以衍生至政府与立法机关以及政府机构内部的经济责任关系。受托经济责任存在多种分类标准，如因控制度、维度的差异进行划分。与本研究直接相关的则是按照内容或委托受托主体的分类标准，同时也将作为区分不同审计主体的标准，与政府审计相对应的则是公共受托经济责任。
在上述受托经济责任关系中，作为委托方的公众具有监督受托方对公共资源的经营管理情况的权利，同时具有解除受托方经济责任的义务；而作为受托方的政府机构具有要求对其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情况进行监督以解除受托经济责任的权利，同时具有实现公共事务管理职能的义务。因此无论对于委托方监督受托方对公共资源经营管理情况的权利，还是受托方要求解除其受托经济责任的权利，都要求独立第三方进行监督。国家审计因公众与政府机构之间的公共受托经济责任关系而产生与发展，促进受托经济责任的全面有效履行是其本质目标。国家审计在促进公共资源管理的经济、效率和效果等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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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14
3.1 审计主体协同监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效应 .................................... 14
3.2 审计主体协同监督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间接效应 .................................... 15
第 4 章 研究设计..............................18
4.1 问卷设计........................ 18
4.2 数据来源....................... 20
第 5 章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24
5.1 结构方程模型原理................... 24
5.2 模型适配检验 ...................... 26
第 5 章 结构方程模型检验
5.1 结构方程模型原理
结构方程模型参数估计的方法中应用最广泛的是极大似然法（MaximumLikelihood，ML 法），LISREL 与 Amos 将 ML 法作为内设的参数估计方法。ML估计法的适用前提为，大样本数据和多变量正态性，这时才可以合理使用卡方检验（周子敬，2006）[116]。在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中，若是样本数据的偏度系数与峰度系数分别高于 3 和 8，则可能出现偏离正态的情况，尤其是峰度系数大于 20时，表示数据变量峰度与正态峰差异极大（Klineetal.1998）[117]。若是样本数据符合正态性假定，则使用 ML 法的样本数最好大于 500（Hu et al.1992）[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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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6 章 研究结论与展望
6.1 研究结论
本文立足我国经济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的时代背景，研究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与路径。通过梳理经济高质量发展、国家审计功能作用与大数据审计三个方面的研究文献，主要基于国家审计“免疫系统”功能理论与党和国家监督体系理论，构建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以审计主体协同监督作为逻辑起点，审计业务实施和监督主体协同作为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中介路径，并进一步考虑大数据审计模式对整体影响机制的边界条件，探究审计协同监督、大数据审计与高质量发展的关系。研究发现：
第一，通过结构方程模型实证检验构建的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并行多重中介模型，利用来自上海、深圳、浙江省和青岛四个大数据产业发展前列的省市以及 2017 年开始发力大数据产业的山西省的 214 份审计干部问卷调查数据，路径检验表明审计主体协同监督→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直接路径不显著，但通过两条路径显著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审计主体协同监督→审计业务实施→经济高质量发展”、“审计主体协同监督→监督主体协同→经济高质量发展”。即审计业务实施与监督主体协同同时在审计主体协同监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中介作用。
第二，尽管路径检验已经发现审计业务实施与监督主体协同同时在审计主体协同监督与经济高质量发展中起中介作用，为提高中介效应检验效力，进一步采用依次检验与 Sobel 检验，结论保持不变。在多重中介效应存在的基础上，对个别中介效应比较与检验，研究发现监督主体协同的中介效应显著强于审计业务实施的中介效应，以上结论无论是点估计还是并行多重中介模型的偏差校正 Bootstrap 的 SEM 分析均保持一致。研究结果阐明了审计促进经济高质量发展的作用机理，为“增强监督合力”的政策落地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第三，根据《2017 中国大数据发展报告》中的大数据发展指数排名，保留深圳、上海、浙江省和青岛四个大数据产业发展前列的 186 份问卷样本进行大数据审计模式的多群组 SEM 分析。嵌套模型比较确定的多群组 SEM 分析表明，审计业务实施和监督主体协同的中介效应在高大数据审计模式组分别得到了弱化与加强。研究结果为“科技强审”的政策落地提供了经验证据支持。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