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带着镣铐跳舞——陈忠实的写作前史考察
第一节 政治意识形态化叙述
1942 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毛泽东在会上发表讲话，次年 9 月，话语被整理形成文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解放日报》发表。自此，围绕《讲话》形成的创作指导思想开始统摄文艺，并由解放区文艺时期延伸至新中国文艺时期。《讲话》提出“一切文化或文学艺术都是属于一定的阶级，属于一定的政治路线的。”“无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是无产阶级整个革命事业的一部分，”“我们的文学艺术都是为人民大众的，首先是为工农兵的，为工农兵而创作，为工农兵所利用的。”这些观点体现出领导人对文艺界的明确诉求即文艺要服务于政治，需站在无产阶级立场上，至此之后，文学从属于政治成为文学创作的唯一标准。解放区文学以人民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愿景展望为思想主题；“十七年”文学则以配合合作化运动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实施为目标；而到了“文化大革命”年代，文学为政治的功能表现得愈加突出，无产阶级英雄的人物形象塑造成为根本任务，“在所有人物中突出正面人物，在正面人物中突出英雄人物，在英雄人物中突出主要英雄人物”的“三突出”创作原则更是直接干预作家的艺术表现方式，作品创作空间极度狭窄化，质量水平也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这一时期，自“五四”以来形成的政治意识形态、知识分子文化和民间文化三种文化分天下的局面已然不存在，政治意识形态一家独大掌控文学发展形态。尽管如陈思和所言，知识分子和民间文化并未没落而是转而进入地下创作并获得长效生命力，但从文学史意义上看，主流意识形态控制的“文革文学”占领着读者市场深刻影响文学发展潮流。就乡村小说而言，经历新中国十七年的政治改造，民间话语自我言说的空间逐渐被政治权威话语取代，民间文化依附政治意识形态才能够获得合法性，进行到“文革”阶段，乡村小说完全衍化为政治意识形态的附属品。陈忠实正是在“文革”时期以乡土小说创作进行最初的文学规训，并且乡土小说是他一生的文学追随。并且，此时的陈忠实接受的文化是阶级论视野下的文化，接触的文学是以柳青为代表的编织农业集体化未来梦的文学，再加上其自身的基层党员干部身份，这诸种因素决定了陈忠实“文革”阶段的文学叙述只能是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叙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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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农民视域下的日常生活
柳青曾言：“作家在房子里写作的时候，主要的功夫，是用在研究生活上，他总是要回想过去体验过的生活，很好地来理解这种生活，然后才能进入表现的阶段，而真正用在表现的时候，就是说，要把他所理解的生活表现在纸上的时候，是并不费劲的。”12柳青正是与农民同吃同睡同生活，体验生活而至研究生活，最终细腻真实地描绘出《创业史》中哈蟆滩上村民的生活日常。《创业史》与现实生活贴近的亲切感深深吸引着陈忠实，也影响着陈忠实。他同样践行着柳青“深入生活”的创作原则，亲身体验在农村，亲身接触农村人，以现实农村生活为创作素材。他从个人生活体验中汲取能量，以农民视角绘制农村日常，甚至在全国优秀短篇小说的获奖台上，他直接呼吁作家们要“深入到农村实际生活中去，争取有所发现，争取写得多一些，深一些，好一些”。13生活体验成为他在这一时期甚至很长一段时间遵守的法则。因此，与柳青一样，陈忠实小说同样表现出农村日常生活的真实感。在僵化的阶级斗争叙事中，我们仍旧能够看到温情真实的乡村日常，看到阶级化人物灵动的一面。
在小说中，陈忠实将捕获的日常生活细流细致展现，竭力呈现生活化农村。《接班以后》中开篇村民们一起边吃早饭边闲扯的场景设置迅速引起读者的亲近。他们扎堆在街道上、墙根下，三人五人一伙，吃着谈着，舒适而惬意，咸萝卜丝、烤馍、红豆米汤的陕西特色吃食，“呼噜呼噜”的喝汤方式，“傲喀”、“哼不懂”、“不敢哩”、“灵尽咧”等方言话语，真实描写出陕西农村盎然活力的早晨，贴合现实。小说《高家兄弟》同样体现出陈忠实对生活体验的精准把握，反映真实农村生活。在小说中，面对刚成立的合作社，饲养室成为村民的聚集地，“有人是来交谈农业社的事情的，有的人是来看自己尚未牲口肥了，瘦了？甚至有人给饲养员叮咛自己牲口的脾性：‘咱那黄牛是惯下的，不撒麸子不吃喀！’‘咱那黑鼻头，爱喝稠泔水……’还有几回，饲养员高志成看见，有人借聊天的机会，偷偷从袖口掏出一个黑蒸馍。捏碎撂进自己那头牛的槽道里……”14他深刻表达出合作化之初一批农民内心的不安摇摆。如此情景真实发生在童年的陈忠实面前，他真切体验社会主义改造之时周围民众的犹豫与不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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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创作方法的调适与新人塑造的困境
第一节 重获“信任”的努力
《无畏》的政治错误使陈忠实陷入无限羞愧和自责中。进入转折的新时期，这意味着与“文化大革命”的断裂，开始新的国家现代化重构。文学界同样表现出对“文革文学”的告别，作家加入控诉“文革”表达“伤痕”的行列。“伤痕文学”潮流影响着陈忠实，他迫切希望洗刷自身的“文革”印记重获文坛和政治的信任，于是，他沿着“伤痕文学”的路径开始了新时期获取信任之路的探索。1979 年发表的《信任》获奖使他重回文坛，获得信任。围绕《信任》的其它创作则以悬置问题的方式实现了与政治走向的一致性，政治倾向的选择正确使他在新时期文坛站稳脚跟，从而奠定了陈忠实新时期文学的剥离转变的基石。
一、“伤痕”叙述中的新生
进入新时期，国家政治和社会语境进入调整阶段，清理“文革”历史旧形象，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新形象成为主要任务。作为对社会具有深刻影响力的知识分子，同样加入这一话语的建构中。同时，就知识分子自身而言，他们自身也需要释放“文革”十年禁锢的压抑，以拥抱新时期获得新生命。于是，两者目标达成共识，“文革”历史成为一致批判的对象。尤其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落实知识分子摘掉右派帽子政策之后，大批的在“文革”中失去创作权力的知识分子重获新生，他们不约而同加入揭露和批判“文革”黑暗的大潮中来，表达他们内心的“伤痕”。回顾“文革”创伤记忆，揭露和控诉“四人帮”的毁灭人性的阴暗行径、惨无人道的野蛮政治，成为作家们竞相表现的主题。表达“伤痕记忆”成为作家进入新时期的选择，他们以“伤痕文学”历史叙述为媒介，抹掉“文革”不光彩的记忆，从而获得自身对新时期身份认同。这一时间在毛西公社，陈忠实正忙于修筑灞河河堤，文学已多少与他产生距离，直到《班主任》传来“伤痕”信号，他才获得了迈入新时期的机缘，重振旗鼓，在“伤痕文学”中获得新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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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漩涡
自 1978 年解放思想之后，新时期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建设迈入正轨，实现四个现代化成为国家新的未来指向。权威话语亟需将新的国家想象建构普及民众，扭转整个社会而至四个现代化的建设轨道上来，于是，便对文艺提出要求。1979年，邓小平在全国第四次文代会上向文学艺术工作者致《祝词》，明确提出继续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问题，作家们纷纷开始了对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探索。再造“新人”的提出为作家指明了创作方向，但同时也带来了难题。再造“新人”本身是在五六十年代文学的社会主义新人的基础上提出的，自产生之时便与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革命文学有着难以割断的关系，这严重限制了它在新时期文学的发展空间和前景，与从西方引进的现代派的竞争中，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在新时期遇到严重挑战。
陈忠实正是在新时期继续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漩涡中蜕变。再造“新人”通过对五六十年代的“社会主义新人”的调整来实现新时期的要求——反映改革之后社会结构的变化，但同时它又继承着毛泽东时代的理想主义要求。陈忠实作为受“十七年文学”熏染的作家，他认同的仍旧是“十七年”集体化的生存方式，这与再造“新人”的理想主义要求是相契合的。于是，他以“十七年文学”的审美认知方式塑造自己理解的新时期的农村新人。但待真正认识到现实农村社会结构重组是对柳青一代信奉的集体化土地观念的反叛时，陈忠实才开始真正在文学上有所警觉。于是，在他笔下，新时期农村的丑陋的一面暴露出来，“十七年”式的农村扎根故事越来越不合时宜，新人在农村的施展空间受到限制，他们不得不开始找寻个人出路，最终他们选择离土进城，而乡村转化为心中的情感记忆。陈忠实的农村新人塑造也在急剧变化的现实面前困难重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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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在文化心理结构中对民族秘史的探寻......................... 36
第一节 进入历史文化视镜 ...................................... 36
第二节 现实主义与现代主义博弈下的选择 ........................ 38
第三节 中短篇小说：传统与现代之间文化主题的探寻 .............. 41
第三章 在文化心理结构中对民族秘史的探寻
第一节 进入历史文化视镜
新时期之后，政治方向转轨，以建设四个现代化的现代民族国家为目标，确立了新的政治航线。城乡现代化发展的现实状态验证了新时期政治方向的正确性，政治获得稳定。在文学领域，控诉“文革”遗留“伤痕”强调人的主体性的“伤痕文学”、进一步向历史深处诘问的“反思文学”使社会整体对“文革”反抗情绪得到有效释放，社会主义新人更是“通过接班人意识来建构新人在四化建设所要建立的新秩序中的主体意识”，从而使个体获得“新的国家想象认同”。38由此，文学承担的政治功能完成，这意味着文学开始远离政治的羁绊，找寻自身的作用。改革开放之后，社会阶层结构重组，思想变动，社会内部的精神文明必然经历着巨大的变化。精神文明的进步并非是斩断之前的传统，而是在此基础之上进行新的发展，新时期之后的社会精神样态正是在五六十年代资源基础上进行变化，旧根生新芽必然是艰难过程。同时，八十年代之后，开放致使大量西方文化涌入，面对中西差异如何选择以及中西差异之下本土文化走向何方成为新的问题。于是，文学界开始转入文化的研究，以文化为视点的新的思维方式开始侵占文学之城，到八十年代中期，“以文化为思想旨归的‘文化轴心’时代俨然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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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贫苦回乡青年到成长为全国优秀作家，陈忠实的文学创作始终处于不断提高状态。从最初政治意识形态化的文革书写到《白鹿原》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探寻，陈忠实并非一蹴而就，在这漫长的写作生涯中经历着艰难的自我精神剥离。这一艰难的自我剥离过程不可忽视。
陈忠实以散文创作进入文坛，直到《春夜》才开始表现小说创作才华，之后便转入小说创作。“文革”时期，陈忠实的小说表现出政治意识形态化的叙述模式，遵守着阶级路线斗争的程式化叙述套路，对政治政策一味认同最终使其创作出具有鲜明政治倾向错误的小说《无畏》。由此造成的羞愧感一直伴随着他。进入新时期，他急切地需要摆脱这种羞愧感拥抱新时期。于是，他以《信任》中的对干群关系团结的呼吁来获取文坛的信任。同时，他选择以政治问题暂时搁置的方式获得政治的安全。在塑造“社会主义新人”的文艺要求下，他开始再造农村“新人”之路。其笔下新人逐渐由农村离土进城，扎根农村梦被打破，国家意志层面的理想主义丧失，最终丧失了新时期“社会主义新人”的应有之义，他也不得不寻求新的方向。八十年代中期，“文化热”的大环境使其将目光聚焦于文化上，开始进入历史文化视野中探究传统文化与现代文化撞击而带给人的嚼思，探究人性的变化。这一期间，他的新中国之前的模糊的乡村记忆被打开，产生创作长篇小说的欲望。“文化心理结构”理论为其塑造长篇中的人物指明方向，去自己熟悉的地域去人群中寻找文化之“根”为其提供探究方式。最终，史诗巨著《白鹿原》生成。陈忠实以原上人的文化心理来把握民族文化心理结构，思考在乡土中国几千年积淀而成的传统儒家文化在现代文化冲击下和自身危机下如何艰难行进。从最初的政治意识形态化创作民族文化心理探究，陈忠实在文坛大环境影响与自身不断剥离下最终实现自我的蝶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