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十七年”英雄叙事的继承
第一节 “红色”主题的继承
所谓“红色”主题是指“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主要指上世纪 50-70 年代出版的革命历史题材小说）中所表现的革命主题。它包括三个方面的内容：一是对中国共产党正确领导的歌颂；二是对理想、信念和牺牲精神的肯定；三是弘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上世纪 50-60 年代是中国当代长篇小说创作的“第一次高潮”1，“红色”小说繁荣。英雄叙事小说无论在创作的数量还是质量上都在同时期小说中占据着强势地位，以上三个方面内容也成为这些小说反复表达的主题。麦家小说承接了“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的思想内涵，贯穿小说的主题是肯定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正确性、颂扬革命战斗英雄大无畏的牺牲精神和崇高信仰以及赞颂他们对国家和民族的热爱，重新构造了英雄神话，以凝聚民族情感与国家意识。
一、歌颂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智慧
“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的创作主题，大部分是肯定和歌颂“人民战争”取得胜利的全部力量，而这些力量的来源正是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中，在当时影响较大的有《保卫延安》（杜鹏程，1954）、《铁道游击队》（知侠，1954）、《小城春秋》（高云览，1956）、《林海雪原》（曲波，1957）、《红日》（吴强，1958）、《野火春风斗古城》（李英儒，1958）、《烈火金刚》（刘流，1958）等，这些小说都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战争作为描写的主要内容，其中对共产党的领导智慧，进行了不遗余力地歌颂。冯雪峰在《保卫延安》的序言中这样说道，“在全部作品中，作者所追求的，确信的，要以全身力气来肯定和歌颂的，就是这次战争胜利的关键和达到胜利的全部力量。作者集中精神而全力以赴地来体现和描写的，也就是这次战争所以如此辉煌胜利的那种精神和力量。于是，作者不能不让全部篇幅去描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和指挥以及人民解放军和革命人民群众的艰苦卓绝的革命英雄主义精神”2。在这里，冯雪峰强调“作者不能不让全部篇幅去描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英明领导”，这种领导是“这次战争所以如此辉煌胜利的那种精神和力量”，明确地肯定了“对共产党的领导智慧的歌颂”是小说《保卫延安》的主题。同时《保卫延安》的作者杜鹏程也把小说的主题确定为“要用笔反映这场伟大的人民战争，歌颂毛主席战略思想的伟大胜利，歌颂人民解放军、陕北人民的光辉业绩，表达我对彭总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热爱之情”1。显然，无论是杜鹏程的主观设计，还是冯雪峰的客观评价，都明确地说明了小说《保卫延安》的主题，是对中国共产党领导智慧的歌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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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传奇化叙事延续
传奇化叙事是指文本中时常存在“情节离奇或人物行为超越常规的人或者事”3，即小说中运用奇人、奇事、奇景，使英雄叙事具有强烈的浪漫主义色彩，从而给读者“提供一种不同于日常生活的想象性经验和体会”4。研究“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不应该盲目到只关注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对革命形象进行控制的一面，还应该发现革命英雄形象在感性层面上所营造的种种吸引读者的叙事机制和审美价值”5。这种能够吸引读者、满足读者的审美需求的“叙事机制”正是传奇化手法的运用，主要表现为塑造神化的人物、描写极限情节以及营造神秘情境三个方面，在它的作用下“十七年”英雄叙事呈现出传奇化的审美价值。麦家小说延续了“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的传奇化叙事，他的小说时常出现不合常理的情节、离奇古怪的人物以及诡异奇绝的场景，富有传奇色彩。
一、塑造神化人物
塑造英雄人物可以说是“十七年”英雄叙事文学的目标之一，而塑造神化的英雄人物则是“十七年”英雄叙事的审美要求。英雄的神化，指的是英雄被赋予了过度理想化的思想和身体上的品质，使得英雄在精神、身体素质方面有过人之处，显得与众不同、富有传奇性。罗兴萍教授认为“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塑造英雄是经过了意识形态化的过程，它要求英雄必须：“1.大公无私，富有牺牲精神；2.能忍受常人不能忍受的艰苦和困难。”1忍受常人所不能忍受的艰苦、克服常人所不能克服的困难，这说明了“十七年”英雄叙事中的英雄人物在精神和身体上都已经被赋予了“超人”的传奇品质，他们的思想被“净化”、优点被“美化”，最终被“神化”为一个全面完美的英雄。陈思和教授评价“十七年”英雄叙事有一种极致之美，即“故事大起大落，情节大开大阖，人物大忠大奸，情绪大悲大喜”2，在这种极致之美的要求下，塑造英雄形象的标准由“智勇双全”进化到“大智大勇”。“智勇双全”是形容人足智多谋、骁勇善战，既有智谋又有胆识，在文学作品中，“智勇双全”的人物是一种具有象征性的理想化人物，而“十七年”英雄叙事进一步要求英雄人物向“大智大勇”发展，这是在强调英雄品质的极致性，即英雄被要求塑造成为“最优秀”、“最完美”的“超人”。也正是这种“超人”的品格使“十七年”小说中的英雄不断得到“神化”。综合来看，完美英雄和极致英雄都是“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中“神化”英雄的特征，也说明了塑造神化的英雄人物形象是“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传奇化叙事的突出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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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对“十七年”英雄叙事的突破
第一节 情节模式的异奇性
在英雄叙事小说中，革命的起源、英雄的命运和爱情都是基本的情节要素，它们同样是麦家小说和“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中所不可缺少的叙事情节。然而，麦家在描写英雄的革命动机、英雄的死亡以及英雄的婚恋时，表现出与“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较大的差异，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叙事模式。具体表现为：革命动机的个性化、死亡模式的偶然性、婚恋结合的悲剧性。
一、革命动机的个性化
这里所说的“革命动机”指的是小说人物由一个“普通人”向“英雄”转变的契机。“十七年”英雄叙事小说中英雄的革命动机被严格的规范化，虽然它必然是以传统的道德伦理为引子，但是在小说文本中，这个引子却被统一的遮蔽和模糊了。必须承认的是，小说中英雄的革命动机是多样化的，但是，不论英雄是如何走向革命的，英雄的革命动机一定是纯粹而崇高的，是为了国家、民族，而不能掺杂多余的个人情感。具体来说，“十七年”英雄叙事的革命动机可以用几个关键情节概括，即“主动接受”、“暴力复仇”、“精神领导”。这些情节要素可以单独存在，也可以组合存在。也就是说，英雄的革命动机可能是被某一件事所激发，也可能是多重要素共同引发的。首先，“主动接受”是指英雄对于自己所选择的道路持服从与认可的态度，并能及时调整状态，适应新的身份与环境，它是英雄走向革命的内部原因。如《野火春风斗古城》中韩燕来的父亲为革命献身，他只能靠拉三轮车维持生活，然而生活的困顿并没有动摇他继续走“父亲走的那条路”的决心，在杨晓东的指导下成为了一名党可靠的同志。可以看出，韩燕来的革命动机是父亲耳濡目染下的“主动接受”，而杨晓东的指导则是他革命道路上不可缺少的辅助因素。其次，“暴力复仇”是“十七年”小说中英雄走向革命的直接动因。余岱宗指出“革命激情的获得，仇恨往往是其不言而喻的起点”1，就如小说《林海雪原》，便是以“血债”作为小说的开篇。对于少剑波而言，他既是一名军人，也是一个普通人，这里的“债”对他来说既是阶级之间的仇恨，也是杀姐之恨，正是这样的双重“仇恨”点燃了少剑波革命激情。然而，我们也应该看到，正是由于少剑波的“革命激情”中多了一份为亲姐姐复仇的情绪，当时的评论家认为它“相对地冲淡了少剑波的阶级仇恨和革命义愤，甚至容易使人感到少剑波对于群众的感情，远不如他对亲人的感情来得深厚，因而无形间贬低了这个人物的精神境界”，因而遭到否定。因此，“十七年”英雄叙事中英雄中的“暴力复仇”多是指阶级仇恨，而不能掺杂其他个人的情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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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叙述手法的多样性
麦家将小说的创作过程比作是登山，上山不难，然而寻找一条“集花径、险径、捷径等于一体”3的上山之路却很难。麦家认为小说创作不仅要体现出精神层面的问题，还必须重视写作的技巧，因为“小说在文本的完成过程中，就像一件手工艺品一样，需要作者工于匠心，精于技艺。故事怎么发展，人物怎么说笑，情感、命运怎么演变，用什么样的语言叙述，用什么样的结构构建，起承转合，都是有技术，有巧妙的”。4在《解密》《暗算》《风声》《刀尖》等小说中，麦家上下求索，运用的倒错的叙事时间、多重聚焦的叙事结构，将故事讲述得百转千回、扣人心弦。
一、倒错的叙事时间
伊利莎白·鲍温认为“时间是小说的一个主要组成部分……时间同故事和人物具有同等重要的价值”5。麦家就是一个注重并善长于通过时间的倒错来设置谜团的作家，我们时常被他神秘离奇的叙述所深深折服；麦家也是一个精于解密的作家，我们会因他给出的答案而恍然大悟，感受到文字强大的艺术力量。这样精巧的“设密”与“解密”正是通过叙事时间中的预叙与补叙来完成的。
（一）预叙-巧设悬念
预叙是“事先讲述或提及以后事件的一切叙述活动”，1也就是提前将可能会发生的事件和产生的变故做一个预告和暗示，或是直接告知情节，使读者预先知晓未来。预叙虽然提前叙述了事件的发展和结果，但这样“却反而能够使读者在阅读时对于情节如何走向结局有着期待心理”。2在麦家的小说中，预叙手法的采用十分普遍，概括来说包括两种情形。
第一，和盘托出，设置开放性悬念。一种情况是作家故意令小说人物透露出自己即将执行的想法和计划，使读者提前知晓内情，但真正的执行结果还是未知，保留着悬念，吸引读者在阅读中寻找答案。如《风声》“西风”篇中李宁玉直接告诉顾小梦她传递情报的计划——“今天晚上她将服药自杀，自杀前她会给肥原和张司令分别写好遗书，表明她自杀使迫于肥原对她蛮横的怀疑，为了洗清罪名，她甘愿以死作证”3，还留下藏有密电的图画，让顾小梦破译其中的秘密，以博取肥原的信任，务必赶在群英会召开前将情报传递出去。在这里，作家将李宁玉理想中的计划透露给作者，便将现实中计划的实施和落实设置成了悬念，吸引着读者阅读的兴趣。《风语》为了使陈家鹄对惠子彻底死心，陆从骏设计要将“日本间谍”的帽子扣到惠子头上。作家安排陆从骏和金处长等人在行动前夜组织开会商讨，将计划详细道出，各条线路的走位、袭击与遇袭的时机、特殊情况的应对，面面俱到。如此严密的计划与精心的准备使读者与书中的人物一样，相信这一次的行动应该是顺利与完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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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麦家英雄叙事的意义...................................47
第一节 重建“崇高”英雄...............................47
一、异化的“崇高”.....................................48
二、真实的“崇高”................................52
第二节 开拓雅俗共赏之路.............................54
一、既定主题的突破与创新...................................55
二、融洽作家与读者的关系..........................56
第三章 麦家英雄叙事的意义
第一节 重建“崇高”英雄
历来崇高之美都被作为英雄的审美本质与追求，“崇高”的表现在文学作品中具有多种多样的形式，在这里，我将它概括为英雄区别于普通人的超人的智慧、过人的体力以及矢志不移的理想。在我国，“英雄”这一概念滥觞于汉代，班彪在《王命论》论及汉高祖刘邦时说：“英雄陈力，群策毕举，此高祖之大略所以成帝业也”2，这里的英雄可以解释为才智、作为超群的人。而后，魏晋时期的刘劭在《人物志》中将“英雄”定义为“夫草之精秀者为英，兽之特群着为雄。故人之文武茂异，取名于此”3。他认为聪慧过人的可以称为英才，胆力过人的可以称为雄才，而文武兼备且都出人之上的才可以称作英雄，这里同样强调了英雄拥有较之于普通人更加出类拔萃、不同凡响的才干、智谋、胆识等。文学评论家李健吾在《“说”英雄》将英雄看作是坚持理想之人，他说：“第一个看到理想的人，我们把他尊为哲人，原始的希腊甚至于把他尊为先知。但是第一个敢于把理想为人类争取过来，用行动来实现的，我们把他尊为‘英雄’，因为第一个，无例可循，所以必须异常坚定、勇敢。”4在这段话中，李健吾强调了英雄必须具备坚定的理想以及敢为理想献身的牺牲精神，而这种献身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了人类共同的理想，这正是“人类之所以为人类的崇高的理由”。综观中西方英雄叙事创作与理论，“崇高”都是一个重要的美学范畴，它是英雄的象征与审美本质。在“崇高”的审美追求下，英雄智力、体力、能力以及精神都被不断的“崇高”化，由它带来慷慨而富有激情审美感受，也激发着人类蓬勃、愉悦的审美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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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英雄的信仰与崇拜早已如同编码被植入中华民族的基因，成为中华民族自强不息、昂扬向上的支撑和动力。麦家有着十七年的军旅生涯，还曾在情报部门工作过，这一段传奇的经历和那一群神秘的同事都成为麦家不能忘却的记忆，并在以后的岁月里，一直牵绊着麦家，以致于在小说创作中不自觉地被那些“人中的精灵”所牵引，沉醉于对隐秘战线的英雄书写。我们因此也结识了一个个隐藏在历史背后、世俗之外的英雄人物，领略他们与众不同的天赋和矢志不移的信仰，感受到深沉的民族情感、国家意识与强烈的英雄理想。
麦家的小说在继承“十七年”英雄叙事的基础上，实现了新的突破，极大地推动了当代密码谍战小说的发展，形成了具有自己“品牌”和特色的“麦式英雄”群。麦家与“十七年”英雄叙事都将目光聚焦到二十世纪中国人民艰苦卓绝的抗争战斗中，在这宏大的历史背景下，麦家关注的却是一个个“隐于世”的隐秘英雄。他书写这些英雄的辉煌，也记录英雄的陨落，他为英雄的命运编织了一个密不透风的悲剧之网；他突出英雄的无所不能，也放大英雄的一无是处，他在极限化的追求中刻画了一个个极致的英雄形象。麦家赋予这些英雄独特的生活与命运，但是，他们精神上所具有的深沉的爱国之情、“以天下为己任”的担当意识，仍然是与“十七年”英雄叙事一脉相承的。在他们的身上，也渗透着作家对于英雄的向往与赞颂。
值得注意的是，麦家在小说叙事上同样具有偏执的艺术追求。为了满足不同读者的阅读诉求，他的小说既融合了博尔赫斯的叙事迷宫以及推理小说的悬疑叙事，同时又吸收大众文学的审美元素，在通俗的题材里融入个人的思考，用精英的笔调写出受大众欢迎的传奇故事，打通了雅与俗的通道，拓宽了文学的边界。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