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
第一节 家国情怀的坚守者 中国文人所独有的气节，一直备受推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士可杀，不可辱”等表现个人气节和民族大义的诗篇，早已成为中国知识分子代代相传的优秀传统。对家国情怀的坚守亦是当代作家宗璞所遵循的创作原则，同时这种情怀也早已渗入到整个“野葫芦引”系列之中。“野葫芦引”系列是宗璞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创作的一部长篇小说，包括《南渡记》《东藏记》《西征记》和《北归记》（接引葫芦）四部。故事将抗日战争处理为写作背景，以国立北京大学、国立清华大学和私立南开大学所组成的西南联合大学南迁至北归的全过程为原型，叙述了一批学贯中西的高级知识分子，在北平沦陷后，经历了南渡时期的颠沛流离，东藏时期的备尝艰辛，西征时期的硝烟弥漫，最终踏上梦寐以求的北归历程，从中塑造了一批正面知识分子形象。以吕清非、孟樾、嵋等为代表的三代知识分子群体，充分表达了可歌可泣的爱国之情。
一、传统名士的爱国情怀
在中国文化语境中，文学史中的“士”发挥着“知识分子”的作用，即“士”为中国知识分子的前身，集中表现了中国文化的特征，承担着中国文化的使命，并有着“以天下为己任”的人文传统。中国知识阶层自登上历史舞台之初，便深受以孔子为代表的儒家思想的影响，充满理想主义精神，注重现实功利，重视个人道德及国家安危。“学而优则仕”为中国知识分子由“士”而“仕”的传统模式；“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济天下”为理想的处事原则；“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为中国古代读书人的终极目标；追求道德上的自我完善和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为历代中国知识分子作人的基本准则。无论是屈原、司马迁，还是杜甫、白居易，历史上众多优秀的文人都始终如一地秉承了这一传统。北宋范仲淹的“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明清之际顾炎武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等精神始终根植于中国知识分子的生命之中。近代以来，我们仍然能从知识分子的理想抱负中感受到这一精神传承。几千年来中国知识分子就是在这样的传统中发展过来的，像梁漱溟、冯友兰等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精英身上，更是融合了传统“士大夫”和现代知识分子的精神品质，代表着现代知识分子典型的价值取向。然而，二十世纪以来，知识分子被迫经历了极为繁复的心灵搏杀，从启蒙者到革命者，再到被改造、被专政的对象，其间经历了无数的时代动乱。中国知识分子逐渐深陷于心灵与肉体、自我与大众、功利与审美等一系列二难选择中。以抗战背景下的知识分子题材为例，无论是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还是钱钟书的《围城》、路翎的《财主底儿女们》等众多知识分子题材代表作，我们已经很难从中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光辉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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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时代大潮下的妥协者
进入 40 年代，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偏向于自我审视和心灵探索。在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的生存境遇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使得作家更加关注这一群体。以《围城》为例，现代作家钱钟书塑造了一批病态知识分子形象，该小说从内容上来看，写出了抗战时期上层知识分子的生活；就人物形象来说，以学识渊博的“高级知识分子”为批判对象；就创作风格来说，以漫画式的笔法嘲弄出知识分子的存在困境。而以树立中国现代知识分子风骨为创作目标的当代作家宗璞，也没有忽略知识分子群体下的个体声音，从而塑造了一批丰富多彩且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
一、怯懦无能的软弱者
宗璞在处理知识分子形象时，习惯以内倾视角来挖掘人物灵魂的深度和广度。她以知识分子的外部生活状态为依托，对其内在精神进行探寻，凌京尧形象的塑造就是最好的例证。他是一个典型的旧式知识分子，整日沉迷于北平的悠然自得，同时又具备新式知识分子的自觉和反省。他不屑于同缪东惠同流合污，也清楚自身的弱点。他会洋文又是京戏迷，不谙世事又有些正义感，但又常常被自己的怯懦和贪图安逸所打败，这正是凌京尧和吕清非的差异所在。旧式世家子弟所独有的空虚无聊，不断吞噬着凌京尧软弱的意志力，他从心底追求的始终是与世无争的传统名士生活。
北平沦陷后，留守在此的文化界知名人士的可选择性并不多，在日本侵略者的威逼利诱之下，要么向日本人投降，接受伪任；要么选择民族尊严向日本人宣战或以死相抗。因为，从日本人进驻北平起，就剥夺了他们独善其身的权利。日本人要求凌京尧出任华北文艺联合会主席，他表示拒绝后便被送进监狱。凌京尧面对火红灼热的烙铁“心中充满了愤怒，最多不就是死吗！他大发脾气，跺脚大骂”；遭受水刑时“京尧只剩下一点意识，觉得自己不知是什么东西，反正早已不是人了”；最后十几只猛犬的出现突破了他的心理底线“我不怕死，可是怕自己变得血肉模糊的那一刹那！我不怕死，可是怕那些尖牙利爪！我不怕死，可是——我受不了！”。①凌京尧被迫举手投降，俯首就任了所谓的华北文联主席,一生名节毁于一旦。但是使他屈服的绝不是那点生的希望，而是作为知识分子，自我尊严的毁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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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知识分子命运书写的内蕴分析
第一节 知识分子身份的双重写作
众所周知，艺术源于生活又高于世俗生活。关于知识分子身份的双重写作，首先，作为创作主体的作家大多是受过高等教育的知识分子。其次，以钱钟书和宗璞为例，其笔下的《围城》和“野葫芦引”系列均将知识分子作为创作主体。同时作家自身的学习经历及人生感悟对其文学创作具有重要影响，亦可作为自我身份的表征。作家往往在剖析知识分子的过程中也在不断地反思自我。如通过“野葫芦引”中嵋（孟灵己）的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可以和宗璞的经历相对应，随父南迁，联大八年，抗战胜利后返回北京，而后从事教育工作，作家又何尝不是共同经历了“南渡”“东藏”“西征”和“北归”的艰苦历程。这些人生经历，潜在地影响着作家的写作立场，而生活经历和认知的不同，反映到作品中对知识分子形象的塑造自然有所差异。在“野葫芦引”系列中，通过嵋对人、事、物的看法，也反映着作家宗璞的知识分子观。对比尤甲仁、白礼文等明伦大学教授，以孟樾为代表的父辈形象，为宗璞和嵋心中理想的知识分子形象，他们有心系天下的责任心和为人师表的学术魅力；对于妥协者凌京尧的刻画，一方面反映出作家对善良弱者的同情，另一方面又表达出作者对侵略者的深恶痛绝和对知识分子内在劣根性的深度把握；《东藏记》中对犹太家庭的同情，使人们感叹世界上竟然还有没有祖国的人，他们同样愿为国家献出自己的生命，但希特勒的排犹政策使他们仿佛具有了原罪。《西征记》中嵋等对待日本俘虏的态度，同时流露出作家身为知识分子的人文关怀。那些日本俘虏看上去和中国人差不多，如果没有战争他们同样是为人子女、为人父母的“人”，可是战争使他们成为了恶魔。亦如弗之所说：“他们也是人，但是在法西斯政策驱使下已经成为工具，被‘异化’了。我们进行这场保卫国家民族的战争，不仅要消灭反人类的法西斯，也要将‘人’还原为人。”①将异化的“人”还原为人，宗璞借助父亲的口吻表达了对待战俘的客观态度和凌驾于民族、敌友之上的人道主义精神，以此传达作家身为知识分子的自我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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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知识分子的存在困境
抗日战争时期，中国人民在炼狱中经历了一场生死存亡的磨练，战乱、流亡、动荡等不幸向人们袭来，尤其是对毫无招架之力的知识分子来说，战争将政治和军事推到前方，打破了知识分子原有的生活秩序，他们甚至被无情地抛至社会底层，知识分子的价值观遭到前所未有的颠覆和倒塌，他们被迫成为艰难岁月的承受者和解构者。
一、生存“围城”：社会时局的动荡和生存空间的转移
于 20 世纪 40 年代进入文坛的贾值芳曾说：“大约从 1937 年抗战开始，中国的知识分子就进入了另一个时代，再也没有窗明几净的书斋，再也不能从容缜密的研究，甚至失去了万人崇拜的风光……抗战以来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只能在污泥里滚爬，在浊水里挣扎，在硝烟与子弹下体味生命的意义。”①将知识分子置身于抗日战争那段特殊的环境之中，对于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来说是残酷无情的。宗璞在“野葫芦引”中以南渡、东藏、西征、北归，生存空间的转移，表达大半个中国沦陷下知识分子的人生境遇。
《南渡记》和《东藏记》以抗战爆发后孟家人的经历为主线，来表现于民族危难之际北平知识阶层的文人气节，同时突出部分知识分子怯弱苟且的灵魂，并以南迁昆明后孟家和众师生艰苦的生活，刻画出一系列生动鲜活的人物形象。在故事开篇主要人物便随着卫葑的婚礼渐次出场，随后一声炮响打断了证婚人的讲话，由此奠定了全文国家有难、民族存亡的抗战基调。岳南在《南渡北归》之《南渡》中，同样引入冯友兰的一段回忆：“在炮火连天，北平危机，人心惊恐之际……就在北平失守的这天，清华一位教员正在城中举行婚礼。”②文学和历史叙事对同一事件的遥相呼应，共同传达出国家危难的时代背景。然而，为保证国家教育的发展，学校及广大师生开始随校南迁，遥遥长路至昆明，弦诵在山城。据《西南联大校史》记载：南迁队伍分为三批，第一批走水路；第二批乘汽车而后转乘滇越铁路抵达；第三批为中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学生旅行团“湘黔滇旅行团”，他们一路翻山越岭，日夜兼程 68 天完成了由湘至滇的千里奔徒。这一壮举正如联大校歌所唱：“万里长征，辞去了，五朝宫阙。暂驻足，衡山湘水，又成别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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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学书写中的诗意建构 ........................................ 29
一、古典文献的引入 .................................. 29
二、人物环境的命名 ...................................... 30
第四章 知识分子作家立场的成因 ..................................... 41
第一节 家学传统的熏陶 .................................... 41
一、钱钟书及其笔下的封建遗老家庭 ............................. 41
二、宗璞及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家庭 ........................................ 43
第四章 知识分子作家立场的成因
第一节 家学传统的熏陶
家庭是中国社会中最基本的结构单位，也是我国文化赖以生存的园地。在以“反封建”为主题的现代文学创作中，“家”肩负起中国传统文化中所有的负面形象并一度成为封建、腐朽落后、吃人的代名词而备受批判。巴金《激流三部曲》、钱钟书《围城》、张爱玲《传奇》等均为代表，而宗璞的“野葫芦引”系列对中国传统文化则表达了更多的亲近与衔接。
一、钱钟书及其笔下的封建遗老家庭
对知识分子家庭的差异性描述，蕴含着作家不同的价值立场。而研究作家立场，首先，要了解作家其人。钱钟书作为国学大师钱基博的长子，出生于江苏无锡的书香世家。因此，钱钟书习得了较为系统和扎实的中国传统文化教育。钱氏家族国学之花次第开，钱穆、钱基博、钱钟书都成为了国学大师、文化昆仑，亦有“东有七房桥，西有七尺场”的美誉流传于世，形成了钱氏家族的文化血脉。钱钟书出生不久便在其祖父的指示下，过继给了大伯钱基成，随即接受两位父亲一慈一严的文化教养。四岁开始识字，六岁进入秦氏小学，七岁开始读经接受中国传统教育，又在伯父的教授下诵读《论语》、《孟子》、《毛诗》、《左传》等书，同时广泛涉猎子部、史部诸书，讨论古今人物的是非得失，小小年纪便能写出两三百字的作文了。十岁左右开始进入公立学校，由于家学渊源和兴趣使然，钱钟书一直在国文和英文上显露出过人的天分，在严重偏科的情况下被清华大学破格录取，从清华毕业之后先后留学英法等国。个人经历反映到作品中，即作家将其人生经验向文本经验进行转化。如杨绛在《记钱钟书与<围城>》中所写，钱钟书从他熟悉的时代、熟悉的地方及熟悉的社会阶层进行取材。对旧式大家庭的熟悉使其以小见大地洞察到这一传统家庭形态内在的腐朽和落寞。如方家即以方遯翁为代表的遗老式家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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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言说方式的殊途同归 关于抗战背景下知识分子命运的书写，钱钟书和宗璞两位学者型作家，分别以俯视和仰视的姿态塑造了两类知识分子群体形象，他们既是同样身为知识分子作家的自我影像，又是作家诉诸理想或批判的对象。
首先，在知识分子形象塑造方面，《围城》通过辛辣的讽刺，对知识分子心灵和人格进行审视和批判。但对病态知识分子批判的背后，饱含了作者对文化的反思和重塑知识分子价值观的渴望。以方鸿渐人生四部曲的幻灭为例，它使我们清楚地看到所谓现代文明造成的人生价值的失落。招摇撞骗、道貌岸然的知识界败类们如鱼得水，而善良老实的方鸿渐却寸步难行。将知识分子置身于世俗生活的同时，又将其纳入历史发展的链条之中进行考察，为作家塑造人物形象的独特价值所在。对比《围城》中钱钟书先生对知识分子的反讽，“野葫芦引”系列从理想主义角度，以同情和理解的姿态，在 20 世纪80 年代特定的历史视域下，用作品连接起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群体的那份从容淡泊与新时期历劫后的那份迷惘和背负，饱含深情地书写了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作者也借此表达了自己的知识分子观，即知识分子理应是一个民族的精神脊梁。在那个动荡的时代，人们对知识的敬畏，认定目标之后的义无反顾，使得宗璞笔下的知识分子群体成为一个符号和时代的缩影。宗璞选择历史视域下的追怀，在讲述个人经验的同时，也在讲述历史。知识分子的品格在建国之后不断蜕变的隐痛,促使宗璞拖着老弱的身体,不惜用几十年的时间去记载老一辈知识分子以及他们生活方式的优雅沉沦，为文人立传，为时代立言。
其次，在作者的价值立场和写作动机方面，钱钟书运用讽刺艺术和学者式书写，对现代知识分子精神的荒芜和存在困境进行思考，使得《围城》具有极强的现实针对性和警世劝诫价值，也深远影响了新时期的知识分子书写；宗璞以典雅节制的笔调为知识分子树立丰碑，为我们了解何为知识分子有着重要的参考价值，是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知识分子题材创作的重要一环。《围城》中对知识分子存在困境的描绘和对其人格缺陷的刻画，既有通过讽刺以使人清醒的意图，也构成宗璞描写知识分子形象的“前理解”。如果说钱钟书选择在抗战时期书写，使其笔下的知识分子具有现实针对性，那么，宗璞在新时期凸显知识分子人格中的正面内蕴，同样是“文章合为时而著”的使命意识使然。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