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遮蔽与崛起：“70 后”的发展脉络
第一节 “70 后”作家出场
“70 后”作家的文坛之路可谓曲折坎坷。上世纪 90 年代，随着中国市场经济体制的确立和发展完善，全球化浪潮挟卷着消费主义文化，对文学领域产生了巨大冲击。“70后”作家在 90 年代中后期初登文坛，就与“商业化”浪潮相遇，“美女文学”的商业化炒作给“70 后”作家造成了一定程度的遮蔽，使“70 后”作家遭受冷遇。在之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70 后”作家都处于 50、60 后前辈作家和 80、90 后新锐势力的夹缝中，成为当代文坛整体格局中尴尬的“中间代”。
一、 “商业化”的炒作
“70 后”创作群体最初引起文坛的瞩目是由上个世纪末的“美女文学”炒作现象。1996 年，第 3 期的《小说界》推出了“七十年代以后”专栏，是所谓“美女作家”的第一次集体亮相。随后一大批纯文学期刊相继推出相似栏目，主推女性作家作品，在纯文学期刊杂志的推动作用下，前代作家笔下的“个人化写作”愈演愈烈，最终转向了“女性私人化写作”，主要是女性作家对个人隐私进行自传性质的书写。随后，以宗仁发、施战军、李敬泽三位评论家为主要策划人，1998 年第 7 期的《作家》设立了“七十年代出生的女作家小说专号”，通过美女作家组照展示和“半自传体”小说的形式，引起了文坛更大的轰动效应，也捧红了卫慧、棉棉等一批 70 后女作家。“70 后”作家的创作完全与“美女作家”画上等号，自然引起学界的诸多争议，其中，1999 年第 4 期《芙蓉》发表了文章《重塑“七十年代以后”》，指出早在 1992 年 2 月号的民间出版物《黑蓝》就提出了“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的概念，只是经过了文坛炒作的“七十年代以后”文学创作，已被视为时尚的“女性文学”，与当初《黑蓝》所界定的“七十年代以后”作家群的概念已经有了本质区别，并指出“七十年代以后”的创作并不仅仅是如此时尚而单调，如果“70 后”作家的写作以这样的形式受到遮蔽，那是对当下以及将来中国文学的不重视和不负责任。随后《芙蓉》又推出了“重塑‘七十年代以后’”栏目，以期能达到“重塑”和“扶正”的目的，但都收效甚微，未能改变“美女文学”强劲的发展势头及其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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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70 后”作家突围
“70 后”作家受冷遇的尴尬局面一直持续到新世纪，随着“70 后”作家创作实绩的不断增加，特别是以徐则臣为代表的一批“70 后”作家坚持纯文学的沉潜创作，以巨大的创作潜力保持着突出重围的姿态，读者、文学批评、及各类文学奖项对“70 后”作家群体越来越多的关注与青睐，使得“70 后”一代逐渐走出被遮蔽的阴霾，突出重围形成崛起之势。其中，徐则臣的创作在数量和质量上都堪称是“70 后”作家中的实力派，受到来自权威批评家的肯定和诸多文学奖项的奖掖，种种迹象能够表明，徐则臣在同代作家中突出重围，成为“70 后”作家中的领军人物。
一、“70 后”作家的崛起
“70 后”作家，不同于 50、60 后作家因共同的历史经验与相似的认知方式而形成的“历史共同体”，也不同于 80 后作家因表达方式和关注群体而形成的“情感共同体”，因缺乏可以概括一代人特点的共同之处，“70 后”作家显然是一个只关乎“身份共同体”的称谓。文章《被遮蔽的“70 年代人”》指出作为“身份共同体”的“70 后”作家一直处于被“遮蔽”的灰色状态，并分析了其被遮蔽的种种原因，包括纯文学作品因缺乏商业性而处于商业炒作之外；“70 后”一代的创作缺乏有效的历史经验；多数“70 后”作家长于中短篇小说创作，缺乏有重量的长篇力作；还包括“70 后”作家本身意识形态、写作技巧等方面的原因。前辈作家在文坛成名已久，树大根深难以超越，而后辈作家又以具有颠覆和反叛精神的创作早早成名，成为新锐势力。坚持沉潜创作的“70 后”作家，似乎还没来得及在文坛立足，就已经处于尴尬的夹缝中，显得相对沉寂。这对于“70后”作家群体来说是严峻的挑战，但在某种程度上，也为“70 后”作家的发展提供了机遇。“70 后”作家的创作着眼于日常生活，经过长期的中、短篇写作训练，练就了扎实的写作基本功，经过时间的沉淀和生活经验的积累，开始具有更广阔的创作视野，在文学创作上逐渐发生了质的变化。诸多宏大叙事的长篇巨作及 80 后作家批量化生产的创作，使读者新鲜感下降，产生阅读审美疲劳，开始转向更切近当下生活经验的作品，这无疑都给“70 后”作家的创作提供了契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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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用作品说话：“70 后”的创作实绩
第一节 内容层面
"70 后”作家能够突破遮蔽的重围，受到评介机构的认可，根本因素在于其作品蕴含的深厚艺术价值。一部作品所描绘的世界，所表达的感情，所传达出的价值观念，只有引起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和情感共鸣，满足读者的心理期待，才能成为真正经得起时间检验的作品。徐则臣小说在文本内容上的多元化主题、颠覆性人像、对人性的精神关怀，以及在创作形式上的互文性手法、多线索结构、留白化叙事策略，一同构成了徐则臣作品的艺术魅力。作品本身蕴涵的艺术价值，正是徐则臣及“70 后”作家群体重新获得大众认可的基础。
一、 多元化主题内容
学界通常将徐则臣的作品分为三大类：京漂系列、花街系列、谜团系列，在现有的文学研究中也通常采用这种分法。目前研究最多的是“京漂”和“花街”系列，蕴含着“漂泊与怀乡”的创作主题，而“谜团”系列作为作者有意探索小说意蕴无限可能性的一类创作，可以说是徐则臣在小说形式上的创新。此外，徐则臣关于“成长”和“救赎”主题的作品也非常突出，多元的主题内容拓宽了徐则臣创作的维度，使小说所描绘的世界和传达的情感更加宽广。
“花街”系列，也称作“故乡”系列，主要是指徐则臣以“花街”为主要写作背景的故乡创作。小说故事围绕“花街”和花街上的人展开，徐则臣通过动用虚构的权力，让花街按照作者的想象演变和生长，生成了徐则臣“故乡”系列小说独特的环境氛围，构建出写作的地域坐标，同时表现了乡村的陷落和乡村人生存的困境，表达了回望故乡的怀乡主题。“京漂”系列，是徐则臣以北京为写作背景的城市写作，主要刻画了处于城市边缘的一类人物形象，表现了人的漂泊感和精神焦虑，是作者有意识地去思考和表现“城”与“人”的关系的一类小说，突出了漂泊的创作主题。纵观整个文学创作进程，乡土写作已经在前代作家的反复书写中走向成熟，形成了关于乡土写作的审美意象和意义空间，而关于城市书写，目前还没有建立起足够充分和有效的，关于城市意象的审美与意义阐释的空间。“现在我们得从头开始，赋予咖啡馆、高楼、大马路、中关村、步行街意义，然后通过不断地阐释和经典化，建立一个巨大的审美阐释空间，建立一个意义的数据库，那时候，城市文学会变贫薄寡淡为丰厚怡人。”①徐则臣有意识地为推动城市书写而努力，他以北京为中心的城市书写，展现了京漂们的漂泊生活和精神困境，已经引起学界的广泛关注并获得肯定，斩获了重量级的文学奖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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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形式层面
在文学创作中，作家通过借助一定的形式来表现作品内容，文学作品的形式是内容的载体，两者相互依存，密不可分。恰如其分的艺术形式不仅能够更好的表达作品内容，外在的艺术形式也是衡量一部作品艺术价值的重要条件。徐则臣小说通过形式层面上互文性的创作手法、多线索并行的文本结构、悬念与留白的叙述策略，进一步表达了作家的思想情感，深化了作品的主题内容，给读者提供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为作品增添艺术魅力的同时，与作家作品内容层面的艺术特色，一同成为“70 后”作家的创作实绩。
一、互文性创作手法
互文性，又称为“文本间性”或“互文本性”，是在西方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思潮中产生的一种文本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法国符号学家、女权主义批评家朱莉娅·克里斯蒂娃在苏联文艺理论家米哈伊尔·巴赫金的影响下，正式提出了互文性理论。互文性的基本内涵是指文本之间和文本内部存在的指涉关系，每个文本都是对其它文本的吸收与转化，它们相互参照，彼此牵连，形成一个潜力无限的开放系统。徐则臣互文性的创作手法，主要呈现为文本之间人物、背景的互文，作家个人经验与文本创作的呼应，以及文本内部不同叙述层面的互文。
徐则臣文本外部的相互指涉，主要体现为不同文本间人物、背景的互文，其诸多不同作品中都出现了相同人物和相似背景。徐则臣的花街系列塑造了一个比较突出的少年形象木鱼，《午夜之门》《镜子与刀》《苍声》等篇目中都能捕捉到这个叫做木鱼的少年身影，从而拼接出人物成长的依稀轨迹，这个寡言的少年在乡村经历了一系列变故，亲眼目睹了诸多人性的阴暗面后，最终选择了出走。徐则臣的京漂系列也塑造了一个寡言的青年形象，《我们在北京相遇》《摩洛哥王子》等篇目中的穆鱼不免让读者联想到他是否就是从花街出走后到北京生活的成年木鱼，徐则臣的多部小说都是围绕着木鱼（穆鱼）在乡村与城市两个不同场域中的游走展开；徐则臣的中短篇《六耳猕猴》《屋顶上》《轮子是圆的》《如果大雪封门》中的米萝、行健、宝来，三人同样出身乡村来到北京，靠白天睡觉晚上贴小广告谋生，他们的生活场景和现实遭遇反映出京漂们在北京生存的艰难；《长途》《河盗》中也设定了相同的人物和故事背景，“我”的叔叔跑船的陈子归和归乡坐船的“我”陈小多，故事围绕叔侄二人的水上长途展开，通过叔叔的讲述和我的记录，推动了两条故事线索的情节进展，达成了人物内心隐秘情感的释放。徐则臣的小说通过典型人物和背景再现的方式完成了文本间的互文，通过文本间人物、背景的相互指涉，塑造出一批具有辨识度的人物形象，完成了城与乡之间的复杂勾通，同时凸显了作家的艺术特色和创作倾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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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文化环境与理想 ........................................ 27
一、“严肃文学”的重提 ................................ 27
二、 严肃创作的坚守 ............................. 28
第四章 困境与突破：“70 后”的未来可能 ........................................... 37
第一节 创作局限 ........................................... 37
一、 情节营造的刻意感 ................................ 37
二、 自我复制的同质化 ...................... 39
第四章 困境与突破：“70 后”的未来可能
第一节 创作局限
文学作品本身蕴含的艺术价值是“70 后”作家能够走出遮蔽的前提和基础条件，在充分肯定徐则臣作品艺术价值的基础上，我们也要注意到，作家自身创作仍存在的一些问题，主要表现在两大方面：一是情节安排上的过度刻意和离奇，二是作品创作上出现了自我复制的同质化倾向。
一、情节营造的刻意感
一部受读者喜爱的作品，它的表达和情节推进必然是如行云流水自然而然的，小说虽是虚构的世界，但其故事架构和情节铺展要以一定的逻辑性和真实性为基础，才能使读者对小说世界里的故事生成真实感、认同感。“70 后”作家在文坛长期受到冷遇，急于寻求身份认同，现实的焦虑使作者希望拿出更有重量和价值的作品，为“70 后”作家立言，也为自身写作正名。带着这样的期冀，部分作品的写作就难免显出野心和急切，导致作品在情节处理上显出离奇和刻意，这也成为“70 后”作家创作中的通病。
徐则臣 2017 年的新作《王城如海》在结构设置上颇具新意，一经问世便受到颇多关注，但同时也收到一些质疑。小说具有诸多巧合和戏剧化的情节，显出刻意设计的痕迹。男主人公余松坡是一位著名的话剧导演，小说故事围绕着余松坡家中的保姆、保姆送快递的男朋友、保姆的弟弟、弟弟话剧社的女朋友一系列人物展开，同样充满着戏剧性。随着余松坡导演的戏剧《城市启示录》的上映，引发了导演对“蚁族”年轻人轻蔑与不信任的舆论争议，余松坡一度陷入焦虑的漩涡。先是偶遇二十多年前在老家被自己陷害入狱，失踪多年后，已经疯傻残疾成为流浪汉的堂哥余佳山，而且偶然地被记者拍到二人的合照并登报。之后弟弟话剧社的女朋友主动找到只有一面之缘的余松坡，大胆的肢体接触，表示希望通过潜规则的方式饰演剧中角色，这一幕正好被保姆的男朋友窥见，而后带有报复心理将此事告诉了保姆的弟弟。弟弟此时又恰好发现了余松坡的合照和遗书，以及遗书中记录的关于余松坡曾为了与堂哥争抢入伍名额所做的告密事件，从而将余佳山带到余家，最终发生了女主人倒在血泊中的惨剧。这一系列的情节都安排得过于巧合，仿佛为了表现焦虑而焦虑，显出轻飘与刻意。并且作者延续《耶路撒冷》宗教救赎的路子，设计余松坡的遗书放在一本德文《生死书》掏空的洞里，并强调它“像《圣经》一样厚”，赋予其宗教的神秘厚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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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70 后”作家出场时的商业化炒作，确实引起了文坛的关注，但在短暂的喧嚣过后，对其造成了长期的遮蔽。同时，在当代文坛的整体格局中，前辈作家经典厚重在前，后辈新锐强劲势头在后，“70 后”作为中间代处于尴尬困境中。但“70 后”作家在被遮蔽的困境中仍旧坚持沉潜创作，随着越来越多有分量的作品问世，文学批评和各类文学奖项也纷纷向“70 后”作家倾斜，给予其越来越多的关注和青睐。经过文学批评和文学奖项的遴选，“70 后”作家逐渐在文坛有了一席之地，从文坛的边缘地带渐渐走向舞台中间。
作为“70 后”的领军作家，徐则臣的文学创作具有一定的代表性，同时也体现了“70后”作家发展之路的共同特征。通过对“京漂”“花街”“谜团”三大主题的书写，徐则臣完成了对漂泊、怀乡、成长、救赎等主题的表达，在文本形式上的不断打磨与创新增加了作家作品的艺术魅力，同时也传达出属人的思想情感和丰富的思想意蕴。徐则臣将作品阐释的权力交给读者，通过对限制性叙述视角的选择、人物群像的颠覆性塑造、叙事策略上的留白手法等，为读者创造了广阔的阐释空间。作家作品自身蕴含的丰厚艺术价值和广阔的可言说空间，是徐则臣及“70 后”作家能够走出遮蔽、突出重围的前提基础和根本因素。
除了内部因素所发挥的作用，文学生产场也为“70 后”作家的突围提供了诸多“象征资本”。“严肃文学”重提的文学大环境，为在困境中仍坚守纯文学理想，坚持笔耕不辍沉潜创作的“70 后”一代提供了黄金发展机遇。经过一段时期的韬光养晦，“70 后”作家都已迈入不惑之年，不仅积累了丰厚的创作实力，也在文坛中获得了一定的身份权力。作家的身份权力使其获得了“文学生产场”的赞助，期刊发表、图书出版、讲座访谈、学术会议、大众传媒等各种形式的宣传推介，共同促进了“70 后”作家作品的生产、流通，“文学生产机制”颁发的“象征资本”发挥了外部的助推作用。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