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流动”的分布及“文学场”转换
第一节 作家本客籍分布
所谓“本籍”，指的是个人出生和成长的地域。①每个作家必定拥有“本籍”，即使一出生就颠沛流离，仍有一个地方让心灵驻留，或实地或虚境。这是属于他的孕育之源、生命之本和文化之根，视觉、听觉、嗅觉、味觉、触觉等所感受到的一切，反映在地貌、面相、方言、语速、气味、口味、温度、湿度等等方面，皆为地理空间及其文化氛围给予个人的先觉经验，随后或隐性或显性地指导文学实践。可以说，一个作家的本籍元素，作为一种集体无意识积淀，内化于个体人格的养成，对其创作生涯而言是至关重要的。
当然，在肯定“本籍”的意义时，也不能忽视作家个体的特殊性。以欧阳山为例，他的本籍在湖北荆州，早年曾在私塾读书，后就读于广东高等师范附属师范初中班。曾经发起组织“广州文学会”、“南中国文学会”、“广州普罗作家同盟”，提倡革命文学和方言文学。1959 年出版《三家巷》，填补了我国当代文学创作中二十世纪二十年代南方革命斗争的空白。欧阳山笔下的岭南细腻而厚重，因此在大众视野里，他的移民作家身份常常被忽略。这一方面跟他从小接触底层社会，较早进入广州学习、参加革命活动，抗争期间辗转于长沙、重庆、延安等地所获得的丰富经验有关。另一方面，欧阳山真正深入了解岭南生活、风物和文化，他跟笔下人物所处的环境和时代具有一种共鸣。这种漫长的地理跨越和深刻的感同身受，使作家能够超脱地理空间的制约，而达致共通的境界。
如果再往前追溯，还应关注作家的“祖籍”，广东的客家人即在这一考察范围当中。西晋“永嘉之乱”后，大批中原汉族迁入岭南。由于自然条件优越的地区已被其他民系占据，客家人只能在山区寻求发展。①当初这批客家人将迁徙之地视为异乡，然而经过千百年繁衍生息，栖居的地理空间已经变成故乡，客籍化作本籍，并且形成相对独特的文化景观和文化风格，围屋建筑就是集日常生活与精神生活于一体的表征。例如作家程贤章出生在印尼雅加达，六岁回国，在梅州长大成人。幼年的域外经历，以及青少年时期的启蒙经验，使他的根落在“客家”，
以致创作出反映客家文化的经典小说《神仙·老虎·狗》和《围龙》。因此，考察作家的本籍分布不容忽视历史背景及其演变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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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流动成因及规律
解答原因之前，不妨再从另一方面强调这种分布趋势。广东省现有 21 个地级市，各市均设有作家协会，均属广东作协团体会员单位。根据广东作家网发布的公告，申请成为广东作协会员的基本条件，首先原则上应是各地级市作协会员，具有广东省户籍，或在广东省内居住、工作或学习满 3 年，在公开发行的文学报刊或有影响力的文学网站上发表一定数量和质量的文学作品，独立创作且成书出版。②统计近五年（2014—2018）各地级市新增的广东作协会员数量，排名前五的地区分别是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其中，广州一直处于领先位置，深圳基本持平，中山略有减少，东莞、佛山均呈递增趋势，如下表所示。
通过上文图表现象分析，综合新时期以来广东各地市作家发表小说、获奖情况以及影响力因素来看，广州、深圳、东莞、佛山、中山、珠海等地名列在前，与之相应，这些地区流动人口数量也位居全省前列。司徒尚纪曾在《广东文化地理》中指出：“中国历代人才和学风地理分布都是自北向南，且有渐向东南倾斜之势。在这个人才大势支配下，广东人才流动有自己的格局。”“近年广东区域发展引发的来自全国各地人才大潮，主要流向经济发达的珠江三角洲，其中又以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等城市为主，形成人才密集区。此外，则流向汕头、海南经济特区，也有一部分人才流向港澳和海外，形成多向人才扩散结构。”①这种人才流动趋向，包涵作家进入广东或在广东范围内的流向，未脱梁启超的文学地理移动学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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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流动”的走向与“现代性”想象
第一节 逸出本土现场的追忆
所谓“逸出本土现场”，对应于“文化异位”的第一种情况，即与客籍文化保持屏蔽或疏离状态，不构成直接对话，但在无形中受到熏染。这里的关键词“逸出”不代表“隔绝”或“逃离”，而是一种精神性的选择与超越。流动作家自身拥有足以写就小说的生命经验和文化秉性，当这种经验或文化深入骨髓、溶于血脉，并且个人已经离开本籍，或者曾经熟悉的故乡已经发生巨大变化的时候，“逸出”就此产生。仅止于现场的描述是现实主义的创作手法，而逸出现场的叙述则具有现代主义的创作性质。这也正是“追忆”书写的特征，即从记忆中挑拣、过滤出部分细节重新组合，形成具有主观色彩和逻辑结构的故事叙述。在新时期以来广东流动作家中，这种追忆书写主要表现为两种形态。
新时期初，对政治运动的拨乱反正还在进行，国家社会仍然处于一种较不稳定的状态。这时，“潘晓事件”引发关于人生意义的大讨论，影响波及整个八十年代。“人生的路呵，为何越走越窄？”这一自问和追问直击大批知识青年，他们从小接受“又红又专”的理想主义教育，经过“下乡”与“返城”的流动波折与困顿，走出生活和思想的“温室”后便觉无路可寻。然而，对困惑的思索也恰恰说明一部分青年开始清醒、独立与奋进，他们用文学反映社会现象，用生命体验世态炎凉。纵观八十年代的文学创作，在《班主任》、《人到中年》、《人生》、《系在皮绳扣上的魂》、《你别无选择》、《一地鸡毛》等不同思潮的代表性小说中，作家都在阐释一种文学想象——表述人生的困惑，小说文本就是作家“想象人生”的方法。
而在广东这片“场域”里，由于率先实行对外开放的政策，社会风向和思想潮流更加前卫和激进，对“传统”的破坏力也很强烈。对于广东许多知青作家来说，原本熟悉的乡村和城市开始发生变化，面对风景的消逝和物欲的冲击，他们对“乡”产生一种饥渴般的情感牵连。于是，他们在集体无意识中一次次忧伤地回眸，退回到历史岁月中找寻与当下的某种精神链接，从中获取动力去生活去建设。就像海德格尔曾说：“唯有这样的人方可还乡，他早已而且许久以来一直在他乡流浪，备尝漫游的艰辛，现在又归根反本。因为他在异乡异地已经领悟到求索之物的本性，因而还乡时得以有足够丰富的阅历……”①流浪是时代生活给予作家人生的苦难与机遇的一部分，知青这代人从城市放逐到乡村，又从乡村迂回到城市，与当下所谓的“北漂”、“上漂”、“广漂”等单向的流动形式绝然不同，流浪在于知青具有一种宿命的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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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面对都市困顿的思索
在中国文学历程中，都市是一个充满多种阐释意义的领域，它跟乡村一起构成历史话语、家国情怀和意识形态的两极。广州自唐以来就是我国重要商港，十七世纪为官方指定的对外通商口岸，“广州十三行”名震一时。①1839 年林则徐在广东虎门海滩销毁鸦片，直接引发第一次鸦片战争，很大程度上推动中国近代史的发展。1840 年帝国主义用炮舰打开中国门户，清政府向英国开放广州、福州、厦门、宁波、上海五个通商口岸，广州位列其首。1843 年 7 月 27 日广州正式开埠，自此开启近代化历程。都市商业发展促进外来思想文化传播，形成开放包容的风气，文学商品化倾向日盛。吴趼人、黄世仲的小说，苏曼殊的诗词，康有为的“文体革新”，黄遵宪的“诗界革命”，梁启超的“小说界革命”等，都曾开创时代潮流，引导中国文学近代化方向。进入现代文学史范畴，张资平、洪灵菲、欧阳山、黄谷柳、廖子东、丘东平、冯铿、萧殷、杜埃、于逢、草明的小说，梁宗岱、李金发、冯乃超、黄药眠、蒲风的诗歌，钟敬文、秦牧、黄秋耘的散文，欧阳予倩的戏剧等等，同样具有重要影响。建国后三十年间，欧阳山、司马文森、吴有恒、梁信、秦牧、萧玉、陈残云、王杏元、金敬迈、黄庆云、张永枚、柯原、赵寰等作家继续为广东文学锦上添花。但是整体而言，在“现代”以来到“新时期”以前的广东文学中，“都市”气息始终没有成熟起来，即便有也大多作为阶级斗争式的革命性表述，现代性的都市形态和都市人形象一直处于被压抑的状态，未能形成类似上海的“新感觉派”那种现代主义小说创作图景，以及延续至今的海派文化传统。
究其“压抑”和“断裂”的原因，在笔者看来首先是《南京条约》签订后，香港岛割让给英国，加上其余四地口岸通商，极大分散了广东的外贸势力和地位。尤其是上海在开埠后迅速崛起，江南一带盛产的茶叶、丝绸、瓷器受到洋商青睐，并且经过上海小刀会起义和太平天国江南战事，大量人口涌入上海租界，积累资本和劳动力，扩大消费市场。可以说广州开启近代化不久之后，余力不足而发展迟滞。其次还在于广东动荡的社会环境制约了“都市”的发展。近代革命战争多在广东酝酿爆发，按照梁启超在《中国地理大势论》中统计历代革命成功的“兵事地理”所得出的结论：“大抵北人南伐者则得志，南人北伐者皆不得志。”②革命战争屡次失败劳民伤财，造成资本和人才外流。同时，革命文学传统的延续也使作家极少关注“都市”问题。除此之外，广州民众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侵犯时坚决反抗，诸如虎门硝烟、三元里抗英、广州起义，他们对于洋商具有一定的抵触情绪，进而也影响到民族资本主义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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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文化异位中“流动”的特质与局限...............................44
第一节 母语思维原色：空间经验或干预..................................44
第二节 乡土精神记忆：空间象征或悬置..................................49
第三节 都市文化建构：空间外延或同化................................53
第三章 文化异位中“流动”的特质与局限
第一节 母语思维原色：空间经验或干预
新时期以来，经过短暂的思想解放，“文学是人学”的呼声再起，在把西方文学、文艺思潮作为革新的主要参照进行实践演练的过程中，除却创作主题思想上的深入，作家对叙述模式的探索也煞费苦心。但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他们都在使用汉语写作。纵观中国现当代文学的语言观念以及语言实践，不论是新时期以前继承古典文言、“欧化”、“大众化”、“一体化”，还是之后的“多元化”包括“失语症”等等，汉语的存在状态极不稳定。“在许多竞相自称为权威的声音中，没有哪一个声音足够洪亮或是可被听到的时间足够长，能在一片杂音中突显出来，提供一种主导基调。这使得流动的现代社会的居民感到迷茫与失落，无论多么真诚地努力，他们仍无法找到一个‘可靠的集体代言者’。”①这不但只是社会居民的困惑，而且中国作家的“主体性”在某种程度上一直被权力意志所压抑，不仅是指国内，还在于全球视野。流动作家在空间上转移，创作受到母语思维的影响，无法脱离又因某种目的而艰难突围，这种自觉向外发展的期待在文本中表现为“相悖”的两个方面，既是独到的个人经验，又是一种无形的干预。
语言是人类文明的基础，决定一种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人只要脱胎而习母语，便注定摆脱不了它的羁绊，那种永远也无法脱离的乡音。世界上所有的语言，都无法彻底消弭这种母语音色与音调的残留。所有语言对之的取代，都难逃它的干预。它是如此顽强地固执于它的子民们对乡土的依赖，以至于设置了表述的障碍。”②这里仍要回到本籍对个体产生的影响，正是这种地理的干预，隔断本籍与客籍的语言沟通、精神交流，如同上帝阻止“巴别塔”的建成，尽管有时在言行举止中表现得十分微妙。因此，作家在创作过程中虽统一采用通行的普通话标准，但是字词之间的组接必然存在差异，其背后的文化蕴涵也大相径庭。从小说细节做些分析，便可知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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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本文至此考察了新时期以来广东流动作家及其小说创作概貌，基于文化地理学、文学地理学等理论储备，并未落入“环境决定论”的陷阱。作家地理流动调动文学地理格局的移变，贯穿文学创作研究的内部和外部。笔者通过图表数据统计分析出“中心（广州、深圳、珠海、东莞、佛山、中山）膨胀边缘萎缩”的流动分布趋势，归纳出“外省人来粤”、“乡下人进城”、“城里人返乡”三种流动类型。作家在流动过程中面临“文学场”的转换，大至国家层面政治经济思想决策调整联动的社会转型，小到每位作家自身所代表的“流动空间”，形成“文化异位”现象，这些都对作家创作产生一定程度的影响，触发逸出、兼容或让渡的创作转向，从而显现各种特质与局限。
乡村与城市不是两元对立的存在，广东与广东的外围同样不是。中国城市化尚在进行，它以积聚和更新的方式扩展区域、增促实力，以致无法停下脚步，这便是“全球化”的共同体命运。正如有学者称，“中国大陆乡下人进城与全球化共生，中国大陆的城市化扩展中的人口补充必然大部分地依赖乡下人进入正在成型的自由劳动力市场，乡下人在当下语境中作为最广大而又处于底层的人力资源，与国际国内资本共同完成着大陆现代化进程。”①在这当中，“进城”与“返乡”的人流不断给城市和乡村注入新的质素。然而，乡村的精神文化形态在这种激荡的环境下难以维持，它不能依靠现代科技的先进手段创造出来，坚守这种精神始终是一个“向后看”的“反熵”过程。即是说，坚守无法带来即时利益，它是以独立之思想“反”社会秩序的“盲从”。这并不意味着泥古或不思进取，而是回望起点并遵从内心的自由意志。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