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苦难世界中的人性损伤与价值重建
（一）“从昏睡入死灭”的村庄与苦难救赎的失效
《沉钟》是陈占敏的第一部小说，主要讲了从 1960 年代到 1990 年代三十多年间老店村的历史演变，具有明显的写村史的特点。在小说的现实层面，老店村从 60 年代的政治狂热一直走到 90 年代经济浪潮的兴起，经历了当代农村土地政策、生产生活方式的数次演变，见证了一代人的成长和衰老，最终采掘金矿引起的泥石流将村子彻底填平，村史就此终结。
老店村生活环境的特点，首先表现在其封闭性上。小说以一个生动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当苏联宇航员首次进入太空，在太空俯瞰，感叹地球的美丽时，老店村的小学教师正兴致勃勃地教给学生，火箭其实就是炮仗，要做宇航员必须有三十六颗整齐的牙齿，宇航员必须喝牛奶而不能吃菜团，而牛奶的滋味就像面汤等等毫无科学依据的知识。作为村中知识层次较高的教师，其显然不掌握基本的科学常识，也说明了对外界的无知。他错误的教学把老店村和太空探索生拉硬拽到一起，把一个原本就渺小的村庄置于宇宙背景之下，更凸显出村庄孤立的位置和封闭性。而村中的人们怀着一种自得的心理，认为骑着炮仗的“（苏联）老大哥比咱们海洲老娘差远啦，海洲老娘骑着苞米叶上天”，这里的海洲老娘是一个裹小脚裹反了的少女，小时候骑着苞米叶想要上天，成为村里的“掌故”。显然，在村人头脑中，苏联发射载人火箭，和骑着苞米叶上天没有什么不同，这种因封闭而导致的无知，很容易发展成为愚昧的思想和行为，表现在种种与时代进步不相吻合的行为上。例如村里买了手扶拖拉机，由于马力不足最终用牛拉着拖拉机犁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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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悬挂的魂灵”在政治狂潮中的疯狂与迷失
对于 50 年代出生的作家来说，“文革”是他们无法绕过的历史年代，一种刻苦铭心的伤痕体验与苦难经历，某种意义上也是其共同的写作资源，他们的写作中总有一部或者几部小说与文革时代有较近的关系。处理文革题材，对作家来说是可能是一种写作的诱惑。目前来看，涉及这一历史时期的小说虽然已经有了不同于以往的声音，如叶兆言的《很久以来》[18]等，然而，从总体来看，大量的文革题材小说并没有脱离伤痕与反思的趣味，讲述文革中的个人悲剧、控诉与反思文革之害仍是主流。对于这样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时期，陈占敏在《红晕》一书中作出了集中的表达。
作家马海春曾说：“如果说《沉钟》是作家综合了经验和手段而耐心营造的一座四平八稳、方圆规整的古朴建筑，那么《红晕》就是我行我素、恣意发挥、奔放宣射而出的一道彩虹和风景。前者更合规范和传统，更带经典气，而后者更具个性和特色。”[19]从内容上看，《沉钟》描绘了一个“铁屋子”式的老店村庄在封闭、愚昧所导致的“昏睡”中走向死亡的悲剧过程，侧重于表现愚昧和无知所造成的苦难，对于人性的复杂只通过《晋仲长敖核性赋》的只言片语作了概括性的反思，《红晕》则进行了更加细致、微观的人性考察，对人性中的贪婪、疯狂所造成的苦难结局，表达了批判和同情。《红晕》穿插讲述了 1938 年爆发的红枪会农民起义和 70 年代工农兵大学生活两个故事，在两个相似的历史场景中，将人性中的贪婪、疯狂，特别是国人根深蒂固的皇权崇拜和“帝王梦”所造成的集体苦难和个人伤痛，进行了考察与反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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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历史的溯源与民族的寓言
（一）神话与传说中的历史起点与魔幻色彩
书写历史首先需要确定历史的起点，在这一点上，陈占敏小说具有从整体上把握历史发展的宏大叙事特点，表现在其往往将历史起点设定在神话与传说的时代。建构于神话空间之上历史，是一部神话与现实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神话与现实形成互文关系的历史。这同时也为小说中的奇人异事提供语境，使小说的叙事角度多样化，并在整体上营造出魔幻现实主义的艺术效果。
在《沉钟》中，老店村的起源与毁灭分别对应创世和末日的神话原型。小说的第五章这样描述老店的起源：一场抹灭天地界限的大雨中，飘来一口大钟。一个昏睡的女人在钟里随着洪流飘荡，直到大钟搁浅到岸边。女人从昏睡中醒来，误食了一颗“红葡萄似的太阳”，由此怀孕并诞下老店的第一代人。
洪水神话是世界性的关于宇宙毁灭和人类再生的神话，从希腊到中国，从《圣经》到《山海经》，都能看到此类神话的影子。感孕而生的故事同样屡见不鲜，如女登感神龙而生炎帝，附宝见大电绕北斗而生黄帝，女志见流星而生夏祖禹，简狄吞鸟卵而生商祖契，姜嫄踏巨人迹而生周祖弃??洪水创世和感孕而生是人类初民对世界来源问题和人类起源问题的回答。老店村的诞生和毁灭也均与洪水有关：第 24 章是小说的末日部分，在一场速降 15 天的大雨中，滑坡和泥石流最终湮没整个村庄：“一个轮回完成了。老店回到了它最初的样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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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乌托邦隐喻下历史的荒诞与讽刺
中国近代以来长期有着乌托邦心态。从晚清开始，由于国家贫弱，知识分子出于对现实的沉沦感与疏离感，对国家独立富强的渴望，使得“在人间建成天堂，乃是晚清开始就纠缠在中国知识分子心头、永远挥之不去的乌托邦情结”[24]；中国的弱势地位一直没有得到根本改变，文革期间“正是以全社会弥漫的、强烈的乌托邦实践冲动为基础，中国知识分子才得以迅速地向暴力革命、共产主义理想靠拢，企望找到通往天堂之路”[24]；八十年代以后，“金钱和欲望的乌托邦，在这个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的时代，却格外流行和时兴”[25]。陈占敏注意到了历史发展种的乌托邦现象，通过两个典型的乌托邦案例，对八十年代以后中国社会金钱和欲望的乌托邦思想形成解构，具有鲜明的反思财富和现实批判精神，传达出其揭露乌托邦之虚无，控诉乌托邦之弊的历史意识。
《金童话》中的金崮林家是一个淘金暴富的村庄，暴富之后，开始建构乌托邦——一个看似民主和睦，实则是在独裁统治下生活压抑的村庄。如果说金崮林家的故事是社会现实的寓言，那么猴园的故事则是金崮林家的寓言。猴园的起源是老总要在村里建造动物园，最早的动物来自耍猴人带来的一只猴子。起初，猴子十分可怜，它迫不及待地要逃出笼子。后来，当一群新的猴子被关进铁笼子，
在争夺异性的战斗中最早的那只猴子居于劣势，耍猴人用鞭子抽打它的竞争者，使它在猴园中占据绝对的优势地位，恣意作乐。小说结尾，当猴园的铁笼子被砸开，猴子们四散逃跑，而那只最初的猴子跑了一会儿以后又走进笼子，“爬到假山的最高处坐好，静静地等待照亮金崮林家的又一个太阳升起来”。猴园显然是更加浓缩之后的人类社会形态。最早的那只猴子起初向往自由，有着逃离的需要，然而由于耍猴人鞭子的帮助，它占据了更多资源，成为猴园中的优胜者，最终选择了主动回到笼子的自我囚禁。显然，小说通过这个故事把批判的矛头指向人（猴子）自身的性格弱点，即在某些时候，人的不自由是由于主动放弃了反抗，是由于人的自我奴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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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方言、外语、古典诗词影响下的语言艺术 ......................... 38
（一）胶东方言影响下民间暗语的运用 .................................. 38
（二）外语影响下丰富的时态变化与复杂的叙事结构 ...................... 40
（三）古典散文诗词影响与意象化的时空并置 ............................ 41
第三章 方言、外语、古典诗词影响下的语言艺术
（一）胶东方言影响下民间暗语的运用
方言是一个种群的文化基因，在表现乡土生活时，诸多作家喜欢使用方音土语进行创作，包括直接使用地方语言和改造后的地方语言，一般都能够鲜活、有效地完成对乡土地域文化的素描，形成浓重鲜活的乡土气息。然而，简单地把几个方言词汇写入小说很可能只是一种省力的做法，一部小说要具有乡土语言的特点，不是简单地把事物的名称换成方言的说法就可以，而要在理解方言背后的精神气质的基础上，将几个富有特色的方言词汇恰到好处地运用，才能让不同方言背景或者无方言背景的读者也能顺畅地阅读。方言与普通话的区别，不只是对事物名称的叫法不同，而是有着语言背后所代表的精神气质和思维方式的不同。陈占敏的小说中，最具有乡土语言特点的即是对民间暗语的使用。
在《九曲回肠》中，作家充分利用了民间暗语中委婉含蓄的表达方式，将不便直接表达的事情曲折地表达出来，其中经典的一例是以戏剧演出来写唐为民拉肚子的场景：
“像一场大戏锣鼓喧天开了场，不倒完肚子就难以煞下了，你想不唱都不行。抒情之路，顿挫抑扬，生旦净丑，文拉武唱。大幕刚刚拉开又闭上，一场之后又接一场，唐为民的手只能短时间离开腰带。开场的响动总是很大，到后来渐渐地柔和下去，那就是小锣呔呔，青衣出场了。有时候还出来个老单，嗓门很大用真嗓门，绝不做作，节奏也像一个年轻人，气力十足。彩旦就是流水了，花架子不小，实际内容不多，也就是沥沥啦啦地撒一圈??大花脸出来惊天动地，铜锤子都是硬家伙，老天爷知道，嗓子眼只能那么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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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主流话语之外“拒绝合唱的人”
陈占敏出生于 1952 年，属于“50 年代出生作家”这一群体，然而由于特殊的个人经历，陈占敏的精神风貌和写作特点都不同于这一群体。考察陈占敏写作对当代文学的意义，需要重视他的这种特殊性，而这一考察可以从 50 年代出生作家的普遍精神背景谈起。50 年代出生作家出生于建国初期的中国历史大变革时代，具有与 60 年代、70 年代作家不同的生活经历。这一批作家普遍经历了文革时代，许多人有知青生活，“他们曾经在理想的感召下疯狂地破坏被认为是旧世界的一切事物，为了自己盲目的信仰在血与火中冲锋陷阵，为了实践改造贫穷的诺言而充满激情地涌向农村”[36]，文革之后，他们又经历了一个反思和自我否定的阶段，“他们不得不把自己血肉模糊的伤口翻出来清洗，不得不重新清理自己的灵魂，并将之公之于众”[36]，开始了“伤痕文学”等的写作。在反思途中产生了对乡土的眷恋，“以青春为代价换来的情感却逐渐地转化为另一种审美的情绪——对曾经养育过他们的黄土地的依恋，对曾经与他们共患难，至今依然在黄土地上生活的父老乡亲的眷顾，形成了一种悠远而意味深长的思绪”。
这种生活和情感的历程深刻影响了 50 年代出生作家的文学创作。一是丰富的人生经历为其提供了独特的艺术题材和艺术经验，而“文革”的荒漠化所造成的知识的不足使他们常常无力摆脱狭隘的政治集团的观念束缚，缺乏现实人生和人类共同的人性和理想的联系；二是这一代作家重思想而轻技巧，在叙述方式中有根深蒂固的叙述特征，并且看重情节。三是“生长在一个充满了斗争的火药味的时代，那种两极冲突的生活方式和观念形态使他们对二元冲突的模式恋恋不舍，对社会和历史冲突事件相当热衷。”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