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城市中的物理空间
第一节 家庭居所
一、家居中的器物
全球化的发展，资本在世界范围内流通，尤其是科学技术的发明和创造，缩短了时间维度，克服了空间障碍，信息能在多样化空间内及时获取，改变了人们以往的时空经验，同时在很大程度上改变着人类社会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改变着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生活和交流方式，从而使人们更加关注于自己的日常生活方式，于是在这样的日常生活中有意或无意识的形成一种文化规则。资本在全球内的流通，社会生产力过剩，商品化的特征越来越明显，给人们带来新的审美观念和价值观念，消费文化表现出比生产更为突出的核心位置。
空间促使着消费文化改变，对空间的整合已经成为消费主义赖以维持的手段，使空间具有消费主义的特征。所以当空间把消费主义关系的形式投射到全部的日常生活中时，消费社会随着资本空间的发展，裹挟着消费主义生活方式的消费文化会在全球内蔓延，当这种消费文化体现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时，就成为一种文化符号代表着人们不同的价值追求。陈昕在《救赎与消费——当代中国日常生活中的消费主义》中谈到“它”（消费主义文化）不同于经济意义上对物品的消耗。而消费主义是指这样一种生活方式：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满足。换句话说，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①这种消费主义的消费需求把更多的普通人带入到这样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中，从而追求各种商品符号所代表的生活方式中时，又形成了现代消费社会中社会关系再生产的条件。
家庭是人们最基本的生活空间，家庭中的器物是人们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必需品，也是最能体现其不同价值追求的物态空间符号。“家庭空间的意义，不是掩藏在房屋的建筑材料和建筑结构之中，而是埋藏在房屋的装饰、点缀和细小的呵护之中。”②空间的消费文化、商品化和个人化的生产关系投射到家庭空间中，家庭这样的私人空间中，家具陈设成为作家探析市民文化的重要表征物。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中，有大量的关于家居器物的描写。“器物是小说中很重要的一部分。”③在王安忆的上海书写中，家庭器物不仅具有物理属性和商品属性，而且它还是一种符号象征物，承载着特殊的文化内涵。王安忆把这些家庭器物看作是探析上海市民文化特征的表征物，对不同家居器物的展示，表征出上海市民消费文化的价值取向和审美取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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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弄堂空间
弄堂是王安忆上海书写中最具有代表性的建筑，在弄堂空间中深藏着上海人最普通的日常生活文化。上海弄堂是王安忆从小生活的地方，也是她最熟悉的地方。1946 年，王安忆随南下父母，在淮海中路最繁华的新式里弄，住了 19 年，度过了她的成长时期，弄堂中的生活是她再熟悉不过的。最繁华的淮海路引领着时尚潮流的方向，弄堂口花园公寓的遗民深居简出，与城市有了隔膜，留给王安忆暗淡和没落的印象。弄内的阿大母亲遇事从容不迫、不卑不亢。弄底的医生媳妇在残酷遭际中，表现出惊人的承受能力。20 岁的时候，他们一家又搬到愚园路的弄堂，在每日吵闹的弄堂里偶尔传来钢琴声，每日的活动都是在弄堂里进行。长期弄堂生活中接触到的人和事，储存在王安忆的记忆中，对弄堂生活的感悟，已融入到文本中创作中。她的小说中的人和事都与这弄堂建筑和上海地域风俗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
一、弄堂的建筑风格
从弄堂走出来的王安忆，弄堂是她文本创作中最具有文化内涵的空间意象之一，“从空间维度上看，她没有写过花园洋房，那好像是出身有产阶级的程乃珊的专利；她也没写过公寓，也许是因为张爱玲对其声色有加的描写使人只能望其项背；她只写新式里弄，钢窗蜡地、蕾丝窗帘以及从这窗帘飘逸出钢琴声的新式里弄。”
在《长恨歌》中，王安忆展示了最为集中、最具特色的上海弄堂空间。文本开篇王安忆就以大量的笔墨描写了上海弄堂：“站在一个至高点上看上海，上海的弄堂是壮观的景色。它是这城市背景一样的东西。街道和楼房凸现在它之上，是一些点和线，而它则是中国画中称为皴法的那类笔触，是将空白填满的。当天黑下来，灯亮起来的时分，这些点和线都是有光的，在那光后面，大片大片的暗，便是上海的弄堂了。”②上海的弄堂有各式各样的：有遗传深宅大院特征的石库门，有放下架子的新式里弄，有严加防范的公寓弄堂，有全面敞开的棚户杂弄。这些弄堂空间是经过长期的历史演变而遗留下来，最具上海民居特色的空间意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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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性别空间
一、传统男权文化空间中的女性意识觉醒
两性关系中，女性常常被放置于边缘地位，男性则是处于中心位置。在长期以男子为中心主义的性别空间中，常常用父权和夫权来诠释对空间进行划分，男性承担起空间的建设者，女性则是相夫教子，远离权力中心和公共空间，蜷缩在被压迫的边缘地带，俯帖于男性权利之下。这种对于女性权力的压迫是通过对女性身体圈限而得以具体实施操作的。身体是空间的原点，身体作为一种空间性的存在，是空间生产的主体，而由于男权文化对女性身体和精神的压迫，迫使女性长期依附与男权文化之下。身体建构起思考女性解放，建构平等社会的基础，女性身体被男性政治权力所束缚就不能从根本上讨论两性之间的平等。性别、身体和空间一直是女性主义所关注的重点。正如列斐伏尔所说“整个空间都是从身体开始的，不管他如何将身体变形以至于彻底忘记身体，也不管它如何与身体彻底决裂以至于要消灭身体，只有立足于最接近我们的秩序，即身体秩序，才能对遥远的秩序的起源问题作出解释。”
随着男权文化对女性权力的压迫，女性的生存空间逐渐变得狭窄，家成为女性施展权力的唯一领地，而衡量女性身体价值的标准则是能否完成生育的责任。女性丧失了身体空间的归属权力，女性的身体由男权政治所操纵，对女性身体的限制进而转向对女性精神控制，女性不得不臣服于“三从四德”的传统礼教的限制，这种传统礼教经过男性权力的推崇与张扬，逐渐内化于女性自我压迫的法则之中。在《流逝》中，欧阳端丽有着出众的外貌、良好的家世，受过高等教育。结婚之后，由于资产阶级的夫家生活富裕，端丽拒绝下乡参加劳动，宁愿放弃工作也要留在上海，依附于夫家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若不是政治时局的变化，“端丽还是要生的，总还应该再有个儿子吧。她的职责就是养儿育女，”①文影想要继续读书时，却被端丽劝阻“想读有什么用。再说，真读了又怎么样？我大学毕业还不是做家庭妇女。”②传统男权文化之下，对女性相夫教子、照顾好家庭的贤妻良母的设定，使得端丽在潜意识中认为女性职责就是养儿育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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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乡二元文化空间
一、城市空间与边缘空间：文化记忆断裂
“在城市空间的生产过程中，国家政治权力主导一切。中心地区主宰边缘地区（这是列斐伏尔的核心观念），并把局部地区与全球连接在一起，在此方面，权力起了关键作用。”③边缘地区是指边缘沿线的部分，靠近界限，两方面和多方面相互联系，边缘是一个事物区分另外一个事物的空间界定。边缘空间在本文中是指与城市空间相对而言，是城市权力相对薄弱的领域，游离于城市主流意识形态和主流文化中心。二十世纪中后期年代，中国政治经济政策不断调整，从工业化时期向现代化迈进，中国城市化进程不断加快，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城市空间不断向边缘地区外移，乡村的土地结构开始改变，形成了城市中心与外围落后地区的组合，出现了乡镇这种空间形态。乡镇中保留着都市化过程中特殊的空间性动态，这个过程常常是围绕着一个主要和吸引都市很细而发生的新居住空间的增扩。城乡空间改变，把城市边缘的人纳入到城市中去，促进了城乡人口的流通，但是不同生产空间的差异性逐渐展现，这种跨越城乡空间的迁移组合将会使会带来城市文明与农业文明地冲突和碰撞。
上海城内所谓的“上只角”和“下只角”的差异是上海人心照不宣的，王安忆最早就住在繁华的“上只角”，而“下只角”则是上海市民认为的贫苦杨浦区的苏北人生活的空间。上海东部或者苏州河以北，是传统的工业基地，包括杨浦、普陀、闸北、宝山等区域，尤其是杨浦也是中国现代工业的发源地。而在西部或者苏州河以南，则集中了金融、教育、商业、贸易、娱乐、饮食等行业，包括了黄浦、静安、徐汇等地，这些基本上都是传统租界所在地。所以这种区域分布，也就形成了东部或者是苏州河以北的空间区域，是工人的集中地，城市边缘地区也就是所谓的“棚户区”；在西部或者是苏州河以南，是城市中较为富裕的阶层，是这个城市中的常住居民。这样在空间形式上产生了社会分层，形成了城市的空间级差特性，极差是等级之间的差异，不同空间区域中生产出观念差异性。《流逝》中，资产阶级端丽家的房子被政府没收，分配给江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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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城市空间中的生存体验.............................36
第一节 孤独的生存焦虑感....................................36
第二节 独特的审美体验.................................38
第三节 温和的人道主义...................................40
第四章 空间视阈下王安忆上海书写的价值............................44
第一节 对城市价值观念的反思...................................44
第二节 对人类生存方式的反思.........................................46
第三节 坚守对人类文明价值的追寻.......................................49
第四章 空间视阈下王安忆上海书写的价值
第一节 对城市价值观念的反思
18 世纪之前的乡村空间是固定的、自然的、一成不变的，是一个个封闭的空间，它们的形成和命运被各自的机缘所限定着，在这些空间内部长久的保持着安静的再生性。空间是其内部社会关系被再生出来的框架和器皿，同时也构成了内部关系的支撑，家族血缘关系牢不可破，是家族关系的中心，而这种关系被自然所降伏。由于交通技术的滞后，人们被困在这个狭窄的空间中，看到的也只是时间的周而复始，是居住的空间，是生存的空间，对这个空间产生了强烈的情感寄托，不会无缘无故地搬移出这个地方，不会失去和这个空间的联系，相信自己所在的空间就是独一无二的。在这样的空间里，身体和空间亲密无间的形式使他们找到了终极的归宿：坟墓。如同《上种红莲下种藕》中的老公公，他在沈溇生活了一辈子，是一个辛苦了一辈子的农人。乡村中传统的伦理价值观念早已与他自身的价值体系相渗透。他家里的房子又小又破，眼看就要趴在地上了，儿子想要把他接到上海，他拒绝了。要给他盖房子他也不肯，他认为他最后的归宿是要土葬的。秧宝宝家请他去看房子，倒是很好，他不用离开沈溇了。但是在现代性面前，老公公并没有完成最后的心愿。
尽管在农业社会也存在着城市，但这些城市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都市。农业社会的城市只不过是被乡村包围着的孤岛，并不具有示范性和表率作用。在工业革命以后，交通技术和铁路有了飞速发展，城乡空间人口频繁流动，工业化对劳动力需求不断增加，人口的空间转换发生了极大变化，导致乡村空间中的人口不断的聚集到城市中。城市的规模不断扩大，城市中出现了消费空间，逐渐完善城市空间的功能区分，社会分工在城市空间中形成必要趋势。工业主义催生出来的现代都市，颠覆了传统乡村空间的主体地位，使乡村成为边缘空间并紧紧依附于都市本身。都市成为了权力和经济空间，不但一步步吞噬着乡村空间，也在改变着乡村的生存方式。中国的改革开放，打开中国市场发展的大门，积极融入到全球经济发展中，尤其市场经济体制确立，工业化、城市化不断发展，城市功能区不断发展，城市内部功能不断完善，占据着城市边缘地区的乡村空间。乡村中固有的空间形态被打破，融入到城市现代化的空间中，农村空间中传统的乡土意识、家族意识逐渐淡化，农村固有的劳动、生计原则发生了改变，越来越多的农村人口向城市空间移居。《上种红莲下中藕》中，讲述了八九十年代市场经济转型期的浙江乡镇空间，文本空间发生在浙江的华舍镇，华舍这个小镇，工厂已经林立，进驻了商业，已经具有一派市场经济的气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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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上海不仅是王安忆从小生活的地方，而且也是她心灵和精神寄托的地方。对上海的熟悉，积攒的城市经验，成为她文本创作不竭的力量源泉。80 年代初，从个人经验出发，完成对弄堂经验的诉说。90 年代以来，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迅速侵袭，冲击着人们关于城市的经验，王安忆敏锐地捕捉到在现代化语境下，城市空间的重组，城市生存方式的转变，再次回顾上海，以其对城市的感悟和体验，重新审视着城市现代性中的生存方式。
都市空间的生产和现代媒体的发展引起了消费文化的兴起，消费文化迅速兴起推动着文化市场的成熟，文化市场为文学空间提供了重要的发展平台，成为当代都市文学文本创作的重要支撑力，文化市场的繁荣也是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上海自开埠以来，虽只有一百多年历史，但城市空间却经历了剧烈地重组。在空间维度上，上海城市空间呈现出多元化的重组和变迁。老上海遗留的空间形态刺激着，生活在现代都市的人对老上海的怀念，掀起了上海怀旧的浪潮。王安忆文本中对上海城市生活和上海弄堂的描写，再一次引发人们对老上海的关注和兴趣。亭子间、闺阁、弄堂等等这些极具有上海代表性的空间意象，在王安忆上海书写的文本中都有展示，但是由于文本篇幅限制和阅读视野，尚有一些对城市空间想象并未有深刻领悟。所以在本文的研究中，以笔者粗疏的学识只选取了王安忆文本中几个重要的空间意象进行研究，探寻老上海的文化印记，剖析着上海“新天地”的产生。随着城市空间的扩展，城市文明逐渐向乡村渗透，侵蚀着农村根深蒂固的文化传统。城市先进的生活方式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农村人进入城市，农村人背离原来的空间向城市进军，然而城市在向前推进的过程中，城乡文化的碰撞往往是以牺牲乡村文化为代价，致使这些城市移民在繁华的城市夹缝中努力地生活着。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