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宏观影响：时代背景中催生信念
第一节 共产主义信念
人的实际生存与精神需求紧密相连，毛泽东认为共产主义在精神上是值得信赖的思想体系, 在行动上是中国共产党人的行动纲领。共产主义信念是指对共产主义终将实现抱有坚定信念，并愿意为之付出实际行动。探讨“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中蕴含的信念，离不开对时代背景中文艺变迁与发展的了解。特定的时代氛围让共产主义影响逐步扩大，可分延安文艺时期和“十七年”时期两个阶段考察共产主义信念在文艺上的发展成熟。
一、延安文艺与共产主义信念
十七年文学承接于延安文艺②，延安文艺自身包含有巨大的言说空间和多向的研究话术，夹杂了太多元素。关于延安文艺的诸多认识是复杂的③，但是关于延安文艺的形成依靠于多种组成力量、延安文艺存在前后分期、毛泽东 1942 年 5 月《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①产生了巨大影响，此三方面得到学术界普遍共识。基于该共识，恰可看到延安文艺中共产主义文艺观的理论模式逐渐完备，共产主义信念的影响不断扩大。
延安文艺并非凭空出现，其形成经历了逐渐繁荣与剧烈碰撞。孙静提出“延安文艺的产生和发展离不开‘五四’新文艺、左翼文艺、苏区文艺、陕北革命根据地文艺和苏联社会主义文学的影响”②，该论述比较全面的囊括了构成延安文艺的生态来源：陕北原有的以农民为创作和接收主体的民间文艺；1935 年中央红军到达陕北延安，随长征到达的继承着苏区文艺创作特点的知识分子，其文艺风格重实践而轻理论；随着民族危机加剧，中共适时提出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以丁玲为代表的左翼知识分子相继来到延安，左翼文艺曾致力于追求文艺大众化，但一直理论大于实践。为了吸引更多的知识分子和爱国青年来到延安，毛泽东下发了《大量吸收知识分子》的决定，在 1937 年至 1942 年期间，接连创办了抗大、鲁艺、女子大学等 17 所院校。十多万知识分子云集于此，形成了一个延安知识分子群体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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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命必胜信念
“革命历史”作为“小说”的限定，预设了小说的范围，也呈现出对“革命”的选用和释义。“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之“革命”特指自建党以后，中共领导和参与的武装反抗压迫的革命。革命获得了成功之后，带来了新政权国家的建立,革命也成为了光荣的历史。革命历史写作担负起揭示新政权道义和意识形态合理性的职责，即我们从哪里来，到哪里去等根本困惑的伟大功能③。
呈现历史，解释困惑是革命历史写作所担负的。革命影响着人们对历史和现实的想象、叙述、认知。革命历史写作起到展示来路、指引去路的作用，革命与文学历经半个世纪的互相影响，在“十七年”时期进行了革命之后的自我叙述，具体交由革命历史小说完成。
一、革命与文学
新文化运动发起前后，文学主要发挥其启蒙作用。梁启超在《论小说与群治关系》中认为，小说具有的熏、浸、刺、提之力可作用并影响人的思想精神。陈独秀在《新青年》创刊号上发表《敬告青年》，鼓励青年大胆解放思想，批判陈旧观念，以六条标准让科学与民主扎根。新文化运动的号角吹响，文学启蒙开始深入人心。
1917 年 1 月，胡适著《文学改良刍议》代表着文学革命的兴起，此时对文学进行形式、内容、方法的改革，区别于之前的文学启蒙而称之为文学革命。陈独秀在《文学革命论》中指出，文学革命是改造国民性的有效手段，唯有创造新的思想文化才可取得现实中革命的胜利。文学革命因此具有了双层含义：对文学自身进行革命，同时这种文学革命会影响人的思想认识进而间接影响社会革命。文学革命打破了文学固有的稳定，尝试着探寻新的外围。但此时文学与革命的结合还没有侧重于将文学与实际革命联系起来，文学革命更多的是抉心自食，欲知本味。随着社会革命的愈演愈烈，文学逐浪其中，革命文学开始形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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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表观呈现：小说文本的信念书写
第一节 共产主义信念书写
共产主义社会究竟是怎样的？小说并不提供空想的蓝图。人们不知道共产主义社会具体是什么样的，但是清楚的知道那个社会不是什么样的——必然没有压迫和侵略而拥有独立的尊严；必然是面向全员而非个人的事业；必然充满着公平正义且无不公不均的痛苦。文本中处处蕴含对共产主义的向往，以及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共产主义信念是精神指引，具体体现在反抗压迫、全民共建、公平正义三方面书写。在革命历史时期，无数革命志士为改变现实循着共产主义信念的精神指引而不懈追求。
一、觉醒：反抗压迫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大都以灾难或者失败为开端，这是革命战争时期内忧外患，压迫重叠的现实。小说以此开端意味着觉醒，觉醒分为两种类型：一种是痛后的清醒，清醒的感知残酷现实后找路活下去，在寻路中受到共产主义信念的精神指引，重获新生。另一种觉醒伴随着本身已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这种觉醒是进一步验证了目前状况的可怖，继而一定要奋起反抗推翻压迫，坚定信念实现共产主义。
（一）痛后追寻
《青春之歌》、《红旗谱》属于第一种觉醒。《青春之歌》的故事从出走开始。林道静拥有善良、浪漫、好幻想、爱美的品质，但同时柔中带刚、有气性、勇敢，两种品质融合造就了她与周围环境的不相容，最终一步步觉醒走进现实。全文书写了她三次觉醒，三次打击后逐渐塑造自己，最后的觉醒引导她树立起共产主义信念，去追求想要的人生。
林道静人生的第一次觉醒是深刻地认识了出身家庭。亲父是大地主林伯唐，亲生母亲被林伯唐用强力掳走，生下林道静后不久被逼迫至死。当家庭遭遇变故，父亲林伯唐卖光财产带着姨太太逃走，继母徐凤英想把林道静卖给胡局长换取荣华富贵，痛苦不已的林道静撑着一口气决定逃出这个称为“家”的魔窟，选择了自救式的逃跑。面对家庭里的罪恶，欺辱，压迫，林道静第一次觉醒，她用逃走的方式进行反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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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革命必胜信念书写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以长篇叙写“历史”与“现实”，通过叙事再现世界的形态，各个看似不相干的元素被作者整合为连通自足的结构，被赋予目的性和价值意义。小说所描绘的“历史”经由一种力量整合，具有了普遍联系的目的性——是对于时空的凝视和思考。
霍金在《时间简史》中提示我们必须接受这样一种观念：时空的客体性决定看待事件不能单论时间或空间，要注意事物发生时特定时刻对应一定空间的一体性。现时重读“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是对“十七年”时期特定的革命历史小说进行认识，是此时空向彼时空的探寻。“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书写的内容是再向前——“建党以来”的时间里中共领导的革命战争，是彼时空的彼时空。三重时空借助文本载体进行串通，突破了时空限制的壁垒，传达出对时空有意味的探究。相对论中重要的的一点是找到参照量，定位自己的坐标，产生自我的时间概念，从而理解事物①。研究者身处何处，又如何探索文学，对文学时间测度呈现出一种偏移——当时的文本在“现时”进行重读，“现时”不仅仅指现在的时间，也包含有“同时性”特征。
“艺术作品的存在总是与同时性相关，这同时性构成‘亲历其中’的本质”②。亦即艺术作品无论距离当下的时空跨度有多大，在“现时”打来，便会有毫无阻隔的“同时性”。欲使“同时性”能够有效，必在小说中先埋下“同时存在和同时有效”的一半作为引子，召唤审美对象的另一半，两者结合起来形成审美意识，或说实现审美目的性。“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审美意识的同时性呈现为“革命必胜信念”，值得一提的是，为了同时性的奏效，“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还做了双保险处理，一方面，小说预设的召唤体是在书写中埋下三个时空：战前时空、战争时空、战后监狱时空。这三个时空里都包含了“革命必胜信念”，也就是说“同时存在和同时有效”埋下的那一半引子已实现自洽，小说已经在文本书写中先达到了一种“存在和有效”，另一方面，在未知时空里，审美对象自动匹配，实现异时空的共鸣与融合，第二层保险便随之启动。“人正是以文学怀旧作为一条重要途径,来反抗时间的不息流逝的”③以文学途径反抗时间，留取不灭的精神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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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微观密码：形成信念之心理内涵....................... 37
第一节 至纯心理下的书写........................................37
一、难忘..................................... 37
二、展望..................................... 39
第四章 当代启示：信念意义的探寻................................................. 58
第一节 遮蔽与忽视.............................................58
第二节 复归与发扬............................59
第四章 当代启示：信念意义的探寻
第一节 遮蔽与忽视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在十七年时期影响巨大，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在很广的范围内传播。然而在接下来的文革时期和新时期阶段，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经历坎坷，小说中所蕴含的信念受到遮蔽与忽视。
文革时期这些小说相继被禁止流通。《保卫延安》在 1964 年被发出就地销毁的通知。作者杜鹏程从 1959 年庐山会议到 1979 年的二十年里长期承受精神和身体的折磨。《红旗谱》被指责为“黑谱”,朱老忠也不再是思想进步的农民，而是“错误路线的拥护者”①。《红日》被贬为“毒草”，后来又被污蔑为“大毒草”。《红岩》被禁锢十年。取而代之的文革文学呈现出奇特的激进化革命追求特征，知识分子碎片化了，即使在过往艰难动荡的革命战争时期，知识分子尽管历尽挫折却一直传承着文化，确保着精神的完整性，在文革期间，知识分子从现实到精神却受到打击而破碎②。文革时期，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流通受限，客观上导致文学接受受阻，在此时期知识分子遭受磨难，身心俱疲，出现了虽社会中仍狂热地尊崇革命理想，但曾经广受欢迎的革命历史作品却被封印的怪象。文革结束以后，很多文学批评因受到政治、道德、情感的好恶不能客观和冷静地看待文革文学，也不能客观地看待“十七年”文学与前后历史阶段的相承性，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与文革文学作品一起被诟病，“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所蕴含的信念遭受遮蔽与忽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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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十七年”革命历史小说信念论具时代的烙印。共产主义信念在延安文艺中成为将文艺拉入统一战线的思想武器，用共产主义信念指引知识分子和青年参与民族自救。新中国成立以后胜利与团结使共产主义信念更加深入人心。改造文艺工作者“移”入胜利的中国新文艺，团结使思想精神再一次凝聚。在“病”与“医”的隐喻关系中，共产主义信念的纯洁与“十七年”时期文艺思想追求精神纯洁正面匹配，共产主义信念的广泛传播与时代价值审美一致，在追求精神纯洁中达到去“病”的作用。二十世纪的中国，革命与文学随着现实革命风云而搅动，革命与文学经历文学革命的自我升级，革命文学随时代而动，从理论探索和小说作品创作双方面启动，到“十七年”时期有了“革命历史”小说。至此，
革命与文学的关系由松到紧从文学对革命的借用、革命对文学的渗入发展、到文学为革命服务的直观呈现，再到相对平缓地实现文学对革命的历史化讲述，以及借由文学建立历史的革命化呈现和精神信念的传递。革命之后的叙述是时代的需要以及亲历者的渴望，革命必胜的自我叙述是民族国家的自我审视，在审视中建立起可信赖的自我意识。革命带来了胜利和平，一切合法性的拥有都归功于革命，对未来图景的向往从革命胜利的现在起步，呼号革命必胜会建立更大的信心走向未来。
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在微观上有其形成的深层心理内涵，作者亲历历史意难平，难忘心理下尽力记念，留存精神信念。展望心理中弥补遗憾，用信念实现当年的不可能。中华民族文化力量在深层促进小说中信念的形成，中华民族几千年的文化心理中有“气”的传承，化为勇气和正气召唤共产主义信念和革命必胜信念，完成对气的养护。无论作者和世界在文本中注入多少信念，都需要一把钥匙打开通入其中之门，读者潜隐的悲剧心理接受是读者读入信息的密匙。悲剧心理接受是在反方向对信念进行更立体而完整的接受。崇高和净化连接生死，小说中每一处信念饱满之处的无惧生死，舍身取义都是在悲剧场景中看到“永恒正义”的胜利后获得突破界限的自我扩张感。死亡不会带走信念，坚定信念会让牺牲者“复活”。在英雄人物崇高情感冲击后，读者情绪得到缓和，乐感文化中的安与乐由忧与患中而来。坚持信念，就是在忧患与悲苦中取得大欢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