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新时期甘肃作家的民俗意识
第一节 新时期甘肃作家民俗意识的萌发
一、新时期甘肃作家对地域民俗文化的自觉追求
“地方文学的地方永久性，从文化内涵的角度来看，间接体现为人文基础的历史性，即进行人文地理开拓，来提供必要的人文资源根基以促进区域文学的形成。”1法国 19 世纪文学批评家泰纳在他的《英国文学史》中将民族文学终极特性阐释为环境、民族和时代。不同的地理人文环境也带给作家不同的精神文化体验，正所谓“十里不同风，百里不同俗”，不同的地域文化也呈现出了不同的风俗景象；而不同民族的历史传统、文化积淀和宗教信仰等因素也会使本民族的民俗表现出别样的风采；时代的精神风貌，价值导向也会使民俗发生变异。
新时期以来，民俗与文学的结合取得了良好的效果，如韩少功依托楚地巫术文化、神话传说等创作出《爸爸爸》《女女女》，贾平凹“商州系列”小说涵纳了商洛地区的民间迷信、衣食住行习俗等民俗事象，莫言采用民间鬼神故事、俚语等民俗事象对“高密东北乡”进行精神构建。
甘肃作家的地域民俗文化书写经历了漫长的探索过程。甘肃新时期小说是在对主流意识形态的靠拢中开始自己的新征程，如柏原的《在那个早晨》《西望博格达》等对文革进行反思的作品，但其艺术成就和影响力较低。随着邵振国短篇小说《麦客》获 1984 年第七届全国优秀小说奖、《当代》文学奖、《小说月报》首届百花奖，柏原的小说《喊会》获得 1987—1988 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甘肃小说开始在全国文坛展露头角，不难发现这两篇小说是在地域风俗画的铺展中注入了深厚的文化含量。在民俗风情的书写中展现西北风情的本色，
成为新时期以来许多甘肃作家小说创作的重要方式，正如许文郁对八十年代甘肃作家的评价那样：“在面对全国的创作进行了一番横的比较和纵的反思后，不约而同地以一种新的视角去把握脚下这块熟悉的土地，在对西北乡土风情的描摹中突现西部意识表现西部人，形成了甘肃文坛的一支劲旅。”1可见，对西部民俗风情的书写已经成为甘肃乡土作家共同的文学创作倾向，这成为他们摆脱十七年文学观念的束缚，重新踏上文学之路的重要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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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甘肃作家的民俗书写姿态
一，民俗书写中西部精神的张扬
甘肃作家们怀着对甘肃大地深沉的热爱和对文学的责任感，着力挖掘这片厚重土地上的深层文化内涵，不断探索西部的精神力量，甘肃民俗风情在甘肃作家张扬西部精神的过程中扮演者不可替代的作用。
“透过西北地区长河大漠，城堞狼烟，窑洞账房，驰马放牧，雪山戈壁，戍边屯垦等西北风情民俗，发掘积淀、渗透于西北地域风貌中历史文化的精灵，民族心理与民族性格的灵魂——西部精神。”1在西部人文地理、历史积淀和时代精神中氤氲出新时代的西部精神，它深深植根于西部人依恋的乡土，渗透于西部文学作品中的西北风情民俗的书写之中。甘肃小说家在追寻西部精神的过程中不得不展望他们脚下的热土和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西部精神不是空洞的哲理，它是西部自然地理在人们心中投下的雄浑壮观的映射，更是西部人们与大地合二为一的那种壮烈风情。西北民俗风情书写已经成为表现西部精神的重要载体。
地方性文学的形成既需要人文地理的滋养，又需要对地方性文化寻求合理的表达方式。赵学勇在谈及西部小说时认为仅仅把地域文化表现为民歌、民谣、婚丧嫁娶、驱鬼敬神、节庆礼俗等民俗风情的形式是远远不够的。“深植于民间文化中并通过人物所表现出来的精神风貌和深具本质和本源意义上的民间精神、气韵、信仰、人情、智慧、话语、历史积淀等形成的作家作品的心灵意象及难以抹去的文化印痕，才是地域文化的精髓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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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新启蒙思潮下的民俗书写
第一节 “人的文学”与民俗的互动
启蒙理性的第一要义是对个体价值的尊重，人学思想是“五四”新文学的核心思想，“五四”人学思想的主要内容是个性主义和反封建。“五四”文学突出的贡献在于发现了自由个体的人，受封建伦理关系压抑的个人情感被释放。对他人的人道主义关怀，对人性的考察等方面得以全面展开。周作人提出“人的文学”，“人的一切生活本能，都是美的善的，应得完全满足。”1在“五四”人学思想的基础上诞生了大量现代中国文学中新的人物与主题。鲁迅的《狂人日记》中对中国社会“人”进行了思考，《阿 Q 正传》通过阿 Q 实现了深沉的国民性批判，后起的茅盾、巴金、老舍、沈从文、张爱玲等都对人性进行了深刻的剖析。现实主义和浪漫主义等不同流派的作家对“人”的不同的观念和话语也构成了多样的文学观念，都可以被纳入“人的文学”这一深刻的文学命题中。
新中国成立后，文学主张主要是对“五四”启蒙主义传统进行批判性继承，尤其是启蒙传统中的“个人经验”得到质疑，“公共话语”确立了唯一的合法地位。文学界普遍认为个体应该服从国家的整体价值，就阶级论来看，超阶级的“个人”是不存在的，所有人都处于一种阶级关系之中，带有阶级烙印。在文学中对个人的关注被批判为资产阶级或个人主义。
新时期以来文学所面临的是急需重建现代性。新时期文学的主导思想是人道主义，“人的文学”主张重新被提出并被确定。新时期文学改变了书写政治英雄典型的模式，开始同情个体的命运，塑造个体的人物形象，表现被时代遮蔽了的人性人情。与人道主义相对应的是人的主体性问题的提出，这与“五四”时期提出的“人的文学”“人性解放”是一脉相承的。刘再复首先提出人的主体性问题，他在《论文学的主体性》一文中提出“文学研究应该以人为思维中心”2，应该对作为对象主体、创作主体、接受主体的人着重审视。他认为文学应该“以人为本”，“人是目的”。实践证明，人的主体性的问题对激发作家主观能动性、促进文体意识的自觉具有重要意义，也促进了新时期文学的多元化格局。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到 80 年代末期出现的“新启蒙主义思潮”，继承了五四新文学的传统，同时又具有自身的独特性，即：“拨乱反正”和“思想解放”。3这种趋势的出现打破了“一体化”的文学格局，促进了文学形态的多样化。伤痕文学、反思文学、改革文学、寻根文学与先锋文学，都在持续着对“人”的观念不断追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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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甘肃新时期小说民俗书写中的国民性批判
新时期文学在思想上的一个重要成就是继承了鲁迅国民性批判的传统。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中，意识形态充当了启蒙主体，创作主体的精英意识与之达成妥协，创作主体与时代也趋向一致性。
新一代启蒙作家继承了五四时期“改造国民性”的话语浅表层次，书写了众多“阿 Q”式的农民形象，控诉“极左”路线对人的伤害，揭示国人的劣根性对社会发展的阻碍。当人们走进了新时期，却发现传统文化中黑暗的一面仍然延续在国人的血脉之中。自私、狭隘、极权意识、奴性等传统文化中的负面因子已经成为实现现代化过程中的重要阻碍，也成为作家们重点批判的对象。
甘肃省地处西北内陆，改革开放的实绩主要集中于东部沿海一带，在现代化进程中，西部明显落后于东部地带。在广大的农村地区，除了自然条件的恶劣，农民心理中的保守性和顽固性也成为阻碍甘肃农村现代化进程的重要因素。
饱含传统文化因子，继承性极强的民俗文化自然也成为作家对传统文化反思的对象和重要载体。民俗文化不仅能够传承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往往成为国民劣根性的温床。所以民俗在新时期既能够是汪曾祺等京派作家笔下田园风光的重要构成部分，也是高晓声等作家对国民性批判的重要载体。民俗文化作为千百年来国人的心理积淀更能够被作家用来审视国民性，他们探讨传统宗法制的社会观念在当代的影响，奴性、保守和猜疑的心理仍然在阻碍农村现代化进程。新时期以来重拾现代化的使命成为知识精英的目标，改造国民性以更好地实现现代化成为新时期启蒙作家的重要使命，民俗也自然成为甘肃作家在启蒙文学书写过程中的关注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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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作为修辞的民俗............................ 34
第一节 民俗修辞建构的西部空间.............................34
第二节 民俗修辞建构的语言审美空间...................................39
第三节 甘肃新时期小说中的民俗机制.........................43
第三章 作为修辞的民俗
第一节 民俗修辞建构的西部空间
我们传统的记事、表意和叙事除了语言和文字，还可以用物象和图像来表达。用物象和图像作为媒介，通过象形、指事、形声、会意等视觉“组词”和谐音、形容、比喻、象征等视觉“修辞”手段达到传播的目的是民俗的独特艺术价值之一。
本节拟从甘肃新时期作家的民俗书写中的民俗物象与图像所传达的特殊意义出发，探析作为“修辞”方式的民俗所具有的独特内涵。民俗作为一种具有传承性的文化现象，尤其对于文学而言，它延续了一代又一代人的文化想象，同时以视觉式的修辞方式达到了一种独特的审美空间。
一、西部民俗物象中的“大”而“悲”
韩子勇在《西部：偏远省份的写作》中说道：“原始的西部观念源于古人对西部意象的视知觉，这种朴素的意识尽管十分粗鄙和简陋，但却包含着一个诱人的内核——甚至可以说它带有某种起源性的因素。”1可以说民俗书写所呈现出的视觉物象满足了人们对西部的想象，也是西部文学一脉相承的表达方式。民俗在新时期甘肃小说中建构起的审美空间让读者体验到西部真实的风土人情。
韩子勇认为西部观念中的一个重要因素是“大”，这是一种规格和品格性的东西。相比于江南女子的柔性，粗犷的西北大汉在滚滚黄河边击缶而歌更能代表西部精神气质。而这种“大”的观念很明显投射到了新时期甘肃作家的文学创作之中。以西部的物象作为背景成为甘肃作家小说创作中的重要一环，在西部的辽阔的空间中，人的存在往往成为来去匆匆的“过客”，一切的悲欢皆可消泯于其中。而甘肃新时期小说中民俗书写中的物象无疑增强了“大”西部的视觉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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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论文试图在西部文学和新时期文学两大宏观概念之下探析民俗书写在甘肃新时期小说中的独特价值。目前甘肃文学史缺乏系统性和综合性的研究，关于甘肃文学相关的论述大多散见于西部文学研究、甘肃文学群体和单个作家研究，这使得本论文的撰写缺少一定的文学史参考，从另外一个方面讲也是为论文提供了相对自由的空间。
论题的成立则需要探讨甘肃新时期小说中的民俗书写是如何发生的。论文首先是从甘肃地域文化谈起，论述多元文化背景下的甘肃新时期小说的书写，甘肃地区丰富而多彩的民俗文化为作家的民俗书写提供了可能。其次是甘肃作家的民俗意识的萌发，其中西部文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作家们主动拿起手中的笔去书写地方民俗文化，而随着现代化的不断推进，民俗作为一种传统文化的代表往往成为作家原乡情感的一种寄托和对传统文化思考的文学载体。再次则在新时期文学中的新启蒙思潮下探讨与研究甘肃新时期小说的民俗书写，任何的文学创作离不开时代的背景和思想，甘肃新时期小说的民俗书写同样如此。新时期以来，随着文学对“人”的再次关注，越来越多的作家在思考与关怀个体的情感，甘肃作家的民俗书写同样也是以“人”为核心关注点。民俗学的研究对象本来就是现实生活中各样的人，因此小说的民俗书写与对人的关注形成了天然的契合，在民俗中发掘原始的生命原力，重塑人道主义，关怀普通民众的生存，探寻人性的演变是其书写的主要方式。在甘肃这片土地上，
批判现实主义仍然是文学主流，对国民性的批判是甘肃作家们写作的坚定立场之一，诸如柏原、张存学、雪漠等人便是主要代表，他们以不同的书写方式对国民性进行思考，相同一点则是将民俗文化大量注入小说文本之中，并取得了良好的效果。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