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对立与统一：萨娜小说中的自然生态书写
一、“天人合一”的自然生态之思
萨娜的小说对原始自然的描写充满了神性象征，人与自然的神秘关联体现了其精妙构思。对人与自然之间相融与对抗关系的书写贯穿了萨娜小说创作的始终，写出了“民族历史中为人知却不为人道的隐秘，被族人忽略甚至有意缄默的隐秘。”[1]106其创作在展现人与自然温情一面的同时，还对恶劣的自然环境和原始生存方式进行了现代性的思考，诠释了游猎民族生存于原始山林中的苦楚。
1．原始自然的神性象征
对自然的崇拜是人类最为原始的宗教意识活动，这也是萨娜笔下游猎民族族群对自然最初的认识。山林中的日月水火、山川草木、飞禽走兽，全都被当作神来顶礼膜拜，自然界中任何生命形式都被族群赋予了内在的“灵魂”、生命与意识，它们都充满了灵性，并焕发出生命之光。
萨娜小说以古朴的自然生态观体现了族群对自然的膜拜与敬畏，其中充满了隐喻和象征。在小说《哈勒峡谷》中，表层结构讲述了达斡尔族汉子德克莫等人进山采药途中迷路，他们采用“活人祭”的方式献祭山神，死里逃生。在小说的深层结构中，这是作家有意设置的矛盾冲突，即人与自然的关系：对立—惩罚—统一。首先，为了生存，托里身为女人却扮作男人跟大家一起进山采药，为了不露出破绽她装作哑巴。其次，人受贪欲驱使违反自然索取山林中的药材，形成人与自然的对立面；当人侵犯了自然之后又引出了小说对应的结构：首先，德克莫识破了女扮男装的托里，在人的原始冲动和本能欲望的支配下，德克莫将其强暴；其次，大家走入了哈勒峡谷，三个方向均未能逃出之后，大家认为是采药挖参的行为触怒了山神，因而受到惩罚，于是决定采用活人祭祀的方式以示诚意。德克莫认为是因为自己做出了违背自然的丑行而遭到了惩罚，主动献祭，以一种牺牲精神完成了人与自然的统一，最终其余三人走出哈勒峡谷。“人类在潜意识中对自己背叛自然的行为有着深深的恐惧和不安，在背叛自然的同时，人类又渴望回归自然。叛逆与回归，成为宗教意义上的两难境地。”[2]29“哈勒峡谷”成为了人类精神存亡的象征，在拷量人性、道义与尊严的苦难环境中，小说既展示了游猎民族族群对生命与自然的敬畏，同时也体现出困境中的人性光辉与道德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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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二元对立”的现代文明冲击
工业革命的到来使科技成为了人类新的宗教，人从自然中脱颖而出，不再视自己为大地之子，对自然缺乏敬畏之心，无限的从自然中索取，自然成为了人类征服和掠夺的对象，这也是现代社会发展的弊端。大兴安岭原始山林生态的失衡早在清朝推行供貂制度时期就已经开始了。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大量的伐木工人涌入山林、毁林开荒、猎杀野生动物，生态进一步遭到了破坏，这也意味着游猎民族所信奉的萨满教失去了生发的土壤。
1．对生态的掠夺
从清代供貂制度开始，鄂伦春族向朝廷进献贡品，血淋淋的大数据证明了疯狂狩猎已经造成生态的破坏和稀有物种的灭绝。清人西清在《黑龙江外记》中写道：“贡貂有一等、二等、好三等、寻常三等之分。嘉庆十五年，选定一等四十二张，二等一百四十张，好三等二百八十张，寻常三等四千九百四十三张，岁大略如是。”[7]当然，我们不能把大兴安岭地区野生动物的减少与灭绝只归咎于游猎民族的过度捕猎。随着现代工业的发展，残破的森林还在哺育着日益膨胀的人类，更多的伐木者闯进山林滥砍滥伐、盗猎者不分老幼大肆捕杀野生动物，导致生态急剧恶化。
萨娜对人类肆意捕杀动物的行为进行了深刻批判，在小说《卡克卡克》中，猎民下山定居后，猎枪被没收了，猎民们眼看着黑熊被偷猎者捕猎而逐渐减少，他们无能为力。小熊卡克被盗猎者捕获，抽取胆汁，痛不欲生。萨娜小说中的动物具有人类的勇猛、智慧、尊严，相反盗猎者被赋予了狠辣凶残、冷漠无情的特质。盗猎者完全将小熊作为人类谋取暴利的工具，将其驯服、虐待。“人类真正的不幸，在于不懂得在珍惜自身的同时，也应珍惜身外的一切生灵；人之外的任何生命的毁灭，不仅是兽的悲哀，更是人的悲剧。”[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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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离去与归来：萨娜小说中的精神生态书写
一、离去：无以为家的忧思
在现代化进程中，随着传统生存方式的消逝，游猎民族面临着从乡到城的转换，导致族群个体产生强烈的身份错位之感。萨娜在小说中既表达出了族群对传统生活的眷恋，又深入描绘了他们的尴尬处境，同时体现出作家对族群文化的坚守与理性的批判。
1．从乡到城—现代文明冲击之下的抉择
萨娜在《进入当代文明的边缘化写作》一文中写道：“人类原始宗教和文化将成为记忆的遗忘……伟大的马文化随着草原的退化和森林的毁坏而最终消逝。”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游猎民族面临着生态危机频发、家园不复存在以及生存与发展的多重问题，族群被迫做出从乡到城的抉择。面临下山定居，族群要调整自身的文化模式、生存方式、思想观念，由此引发了人的种种精神危机。
大兴安岭原始山林中的日子充满了苦涩、贫穷、寒冷、饥饿，并且意料不到的死亡危险总是如影随形。即便如此，族群依然不愿离开山林，山下的陌生世界让他们感到无所适从。小说《多布库尔河》中，当苏妮娅的孩子得了肠结核，生命受到了威胁时，萨满已经不能救孩子了。医生给孩子输液后她退烧了，卡思拉却懊悔不已，如果当初送女婿进卫生院，他也许不会死，女儿也不会为此殉情。原始森林被破坏了，猎民们赖以生存的家园早已苍夷满目，加上传统生存方式的贫穷落后，走出山林、告别传统的生活成为了他们唯一的出路。在小说《多布库尔河》中，当猎民在山下定居后，不适应住在看不见星星的木刻楞房子里，纷纷在院子里搭起了帐篷，作家设置了一个风雨之夜，小说写道“我们从呼啸的大风中醒来，听见屋外的帐篷发出骨折似的摇动。”[4]162此处帐篷的象征意味已经尤为明显了，风雨吹散的不是摇摇欲坠的帐篷，而是猎民们回不去的家园。鄂伦春民族在发展的过程，经历了无数的苦难，面临民族传统生存方式的转换，他们只能顺应时代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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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来：追溯“精神原乡”
对“精神原乡”的追溯便是对原始故乡的文化、血缘、亲情和习俗的认同与回归，“原乡”不受特定地理位置的局限，是建立在传统民族文化心理基础之上的故土与家园。萨娜以文学的形式重返神性大地、追溯“精神原乡”、寻找灵魂的皈依。对族群文化的“寻根”体现了萨娜对原始故乡的血缘、传统、文化的复归。其小说中所呈现出的乌托邦似的诗意生存之境“象征着人类对于自己生命的源头、立足的根基、情感的凭依、心灵的栖息地的眷恋。”
1．从城到乡—对精神家园的找寻
“原乡”作为一种隐喻和象征，充分的体现在萨娜小说中。萨娜笔下的人物，在离乡而走向城市之后都怀有一种“返璞归真”的愿望，一种渴望“回归”的倾向，一种向着赤子之心的回溯。萨娜致力于重返神性大地，使人“‘找到回家的路’—即返回自然，回到荒原，回到神。”
原始茂密的森林、清新怡人的空气、安宁和谐的家园成了族群逃避现实社会的世外桃源。对游猎民族而言，“在族群历史的诗性记忆中才能重新恢复先前和谐、圆融的生活景观，才能在辉煌的过去中安放焦虑不安的灵魂，才能从民族不断迁徙的历程中探寻支撑族群生存的文化密码。”[19]在小说《额尔古纳河的夏季》中，被都市男人折磨得伤痕累累的北齐渴望依偎、渴望庇护、渴望来自母性乡土的抚慰，她瞬间做出决定要回到草原，最终她在草原找到了归属，是额尔古纳河、骏马和草原男人所代表着的宽阔胸怀与深厚情感，让她如获新生。在走向城市之后，面临都市的虚伪与苍白，他们心向往之家乡的河流与草原。小说《风尘》中的那日苏老太太，在被儿子接到城市里养老之后，厌倦城市里的一切，而她重返故乡后，只要“一听到嫩江哗哗的流水声就浑身血脉舒畅。”[20]“精神原乡”成为充满了神性和灵性的生命乡土，在此可以获得灵魂的超度和精神的回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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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困境与生机：萨娜小说中的女性生态书写 ........................................... 24
一、困境：生态失衡下的女性生存之危 ................................... 24
1．生态的失衡与女性的陷落 ..................................... 24
2．女性与自然的地位互为隐喻 ........................ 25
第三章 困境与生机：萨娜小说中的女性生态书写
一、困境：生态失衡下的女性生存之危
在人类文明发展的过程中，女性与自然之间有极大的亲近性，萨娜以女性特有的细腻、敏锐，展现了生态危机下女性的陷落以及生存危机下女性与自然的互为隐喻。萨娜通过对原始自然生活的深切体验和对女性命运的深入思考，展现其深挚的情感。
1．生态的失衡与女性的陷落
自然万物是游猎民族族群生存的根本，特别是对于世代生存在山林中的族群女性而言，自然更是她们重要的精神依托。女性与自然有着天然的亲和关系，生态的失衡必然伴随着女性的陷落。
鄂伦春民族族群与自然之间相互依存，他们崇拜、敬畏自然，践行着人与自然彼此交融的生存方式。在《多布库尔河》中，小说多处表现出女性对自然的依赖、坚守与热爱。鄂伦春人相信树木有灵魂，把活着的树木砍倒，就会触怒山神。当外来人涌入山林，肆意砍伐树木，破坏自然生态、挤压了游猎民族的生存空间时，席兰担心这会伤害到她肚子里的孩子，给她带来了强烈的心理冲击。因为女性孕育生命与哺养后代的功能与自然相近，所以女性更能感受到人类生命与自然生命的有机统一。森林生态被破坏的同时，
也破坏了女性与自然之间血脉相通的精神关联。
“人、神、自然三位一体的生存环境塑造了女性对生存空间的体验方式。”[26]在小说《达勒玛的神树》中，传统游猎生存方式的渐趋消亡让达勒玛老人潜意识中感到惶恐不安，她希望当自己死去的时候能够安稳的躺在风葬架上，顺着安格林河流的指引，灵魂随着清风飘向天堂与已逝的亲人会面。但是由于原始森林被过度的砍伐和破坏，达勒玛的儿子到处奔波才勉强找到四棵白桦树搭起风葬架。达勒玛按照神灵的旨意来到一棵参天大树旁，她钻进树洞，睡着了。达勒玛用独特的方式走进了自然的怀抱，她热爱自然、与自然生死相依，只有世代生活在原始山林中的女性才能通过这种敏锐细微的体验来阐释自然的主体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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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娜用文学的形式拷量着人与自然的关系，她带有身份记忆的“族群书写”，在表达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民俗风情的同时，也拓宽了当代少数民族生态文学的边界。对游猎民族自然生态、精神生态、女性生态的关注呈示着萨娜对人类存在的终极关怀和责任担当意识。
人类应该像热爱生命一样热爱自然，这是“万物有灵”宗教观念与生态批评理论相融相通的观点，萨娜小说展现了游猎民族族群与自然的“天人合一”，也批判了在现代文明之下人类对于自然的横征暴敛。萨娜在“对立”与“统一”的矛盾中寻求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解。“如果说自然生态是生态文明的外在机制，精神生态则是生态文明的内在价值追求。”[30]萨娜不仅洞察到了生态危机的严重局势，而且意识到了更深层次的危机正发生在人的精神领域。在“离去”与“归来”的迁徙轨迹中，萨娜找寻着族群的精神归属，既有对民族文化的坚守又有理性的批判，体现出作家强烈的民族意识和独特的审美心理。萨娜关注女性与自然的精神关联，发掘出女性与自然和艺术三者之间浑然天成的同一性。其小说中女性视角的融入和女性叙述话语的呈现突显了少数民族女性写作的精神厚度。
在现代文明的冲击下，萨娜谱写的一曲曲挽歌展现了游猎民族族群的伤痛经验，但是当传统的生存方式渐趋消逝，年轻的一代人走出山林之后应该如何面对身份的转变，族群应该如何从传统向现代过度？萨娜没有给出游猎民族族群在变迁中的现代经验。面临现代文明的冲击，并且游猎民族族群传统的生存方式与主流文化相悖离，造成了族群“身份认同”的艰难。萨娜小说中出现的“外来他者”形象包括：闯进山林的伐木者、盗猎者，他们利欲熏心，残忍不堪；充满欺骗、虚伪滥情的都市男女；背信弃义的文化工作者、胡编滥造的外来作家；为了利益杀人越货的商人、侮辱族群女性的外来盲流等等，所有“外来他者”的形象都是充满罪恶的。当游猎民族受到外来文明冲击时，萨娜构建了没有“他者”的乌托邦世界，面临生态的破坏和生存空间的侵占，族群躲在自己的世界里，独自舔舐伤口，不与外界往来，以一种文化的独特性和优越感来保持自我民族中心意识。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世界是个有机统一的整体，自然界与人类社会之间、人类社会各个民族与国家之间，都是通过多种方式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相互转化。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