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异国女性形象的引进
第一节 家国情怀
与意在推翻清政府统治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出现的，是以虚无党小说为主的政治小说的译介和传播。阿英曾说：“翻译文学输入的初期，在实际上是有着两个主流，这主流并不是足以代表的东西洋文学作品，而是伴着资本主义抬头和民族革命浪潮存在着的侦探小说和虚无党小说。”②近代小说类型主要是以小说内容为分类标准的。所以所谓虚无党小说，也大多数是以虚无党人的政治活动（尤其是反对沙皇政府的暗杀活动）为主要内容的小说。当时的改良派和革命派都对俄国虚无党有浓厚的兴趣，但是他们对于俄国当时的无政府主义、民意党、民粹党等概念并不做严格的区分与限定，而是把当时俄国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革命力量都称为虚无党。所以，虚无党小说的译介和盛行，并不是因为其政治主张，也与其文学价值无关，而是因为小说中为革命勇于献身的人物角色、英勇壮烈的革命故事适应中国当时的历史语境。而从文学意义上说，它一方面符合当时翻译小说普遍的具有启蒙意义的要求，另一方面也因为其跌宕的情节满足了读者的阅读兴趣。在对虚无党小说的译介和创作中，陈景韩，也即陈冷血，是最热衷的一位。他自己曾表述过勤于创作虚无党小说的原因：“我爱其人勇猛，爱其事曲折，爱其道为制服有权者之不二法门。”①他在此基础上，翻译了《虚无党奇话》、《俄国皇帝》、《女侦探》等众多虚无党小说，借此表达自己的政治观念和政治理想。除了陈冷血之外，许多作家纷纷投入对虚无党小说的翻译之中，近代各个杂志、报刊也作为其译介与传播的重要场所，将虚无党的思想理念广泛传播。
虚无党小说的盛行，首先和社会舆论对于虚无党的宣传有关。20 世纪初，虚无党被引进中国，在当时的报刊上经常看到宣传虚无党的言论。大部分知识分子在思想上都受到了虚无党的影响，梁启超更是大力推介虚无党：“中国与俄国相类似之点颇多，其国土之广漠也相类，其人民之艰苦也相类，其君权之宏大而积久也相类，故今日之为中国谋，莫善于鉴俄。”②可以说，虚无党事迹的引进，是在近代中国政治、审美等各方面背景下进行的一种文化选择。而虚无党的引进和宣传，又常常是和暗杀结合在一起的。《民报》上经常发表鼓动暗杀的言论，甚至配以图片，这恐怕是含有将矛头直指清政府，反专制的意味。在舆论界大力宣传虚无党后，当时的社会掀起暗杀狂潮，很多有志之士纷纷投身暗杀活动。蔡元培就曾在上海爱国女学生中宣传虚无主义，并开设专门课程教她们制造炸药。他也明确表示爱国女校的教学目的就是培养虚无党一派女子。有学者就指出，这一举动表面上是办教育，实则暗中鼓吹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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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个人追求
家庭作为最为稳定的社会组成形式，对于中国传统女性而言是一种无形又严密的禁锢。父、夫、子，三座大山压在无知柔弱的女性身上，男性霸权下的她们只能唯唯诺诺，唯命是从。女性从小就要经历父亲的严格管制，而对于一生中与她们共处时间最长的伴侣，她们也没有选择的权利。封建社会的女性被剥夺了作为人最基本的自主人格和主体身份，更压抑了她们对于人间至情的追求权。与西方尚情观念，将男女之爱看做是美妙、高尚的文化传统不同，中国封建社会将未经父母允许的男女之情看做是违背常理的淫乱之事，是羞耻、是罪恶、是大逆不道。虽然在封建社会后期，逐渐兴起了主情思想，也出现一些表现男女追求自由爱情、反抗传统的文学作品，但是未能撼动根深蒂固的礼教根基。在近代翻译小说兴盛之时，西方的爱情观、婚姻观也随之而来，启迪着中国读者，也撩拨着他们内心深处最本能的人性。
一 可怜一卷茶花女
从 19 世纪末到 20 世纪 20 年代左右，翻译文学界可以说是“林译小说”时代。《巴黎茶花女遗事》的翻译出版，使近代中国由官方洋务译书机构和教会主导翻译文学的局面被改变。翻译作品不再仅限于宗教、教育、科技等被印上“中体西用”政治烙印的实用领域。阿英曾在《晚清小说史》中指出，只要是对晚清小说界状况稍有了解的人就会知道，当时的翻译小说远远多于中国作家自我创作的小说。正如阿弗雷德·波拉德所说：“翻译如同打开窗户，让阳光照射进来。”①《巴黎茶花女遗事》1899 年在福州刊行，问世之时，“小说界革命”尚未兴起。而这一译作的风靡，极大地提高了当时知识分子对于西方小说的重视。走过晚清的中国近现代作家，有很多都是通过林译小说才对西方文学和文化产生了兴趣。周作人、钱钟书等人都表述过，自己是在林译小说的引领下，走进了一个有别于中国传统小说的新天地。虽然林纾的翻译是以“耳受手追，声已笔止”的方式与他人合译，难免存在着误读与误译，但是他作为近代小说转型媒介或者催化剂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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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异国女性形象的重塑
第一节 “中国化”的女性典范
在中国，最初的女权是男性精英倡导的女权，是在当时中国被压迫的国际地位和受压迫的女性身份，这一民族国家类比和性别类比的基础上建立起来。弱国子民强烈的政治焦虑使他们注意到长期以来受男权压迫的女性的悲惨。出于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国家的需要，男性将责任全部推给了比自己更弱势的女性群体。“女子二万万全属分利者，而无一生利者。”①他们全盘否定女性的价值，认为国家的建设、经济的发展全靠男性，而男性还要负担女性、儿童、老人的生活重担，必然导致积贫积弱的局面。于是，近代革命家想要通过女性革命来建立一个新的现代国家。他们从西方社会历史资源中挖掘出一系列著名女性，将她们作为典范进行再阐释。西方女性典范的先进性经由中国男性精英之手内化为中国革命的需要。在近代西方国家的女性解放运动中，女性的解放是以个体为前提，以个人为基本单位的，从而走上了个人主义追求女性独立的道路。然而在中国，女性解放的基础是民族主义，“母亲兼战斗者是以男性为中心的社会意识形态对女性社会性别角色的向往和规定。”②从而把女性对于个人命运的追求限定在了民族国家的思维框架中。对于民族国家而言，女性被要求的身份是“女国民”、“国民之母”、“英雌”…他们对女性寄寓的，是协助男性救国的殷切期望。出于自身的政治目的，在近代小说中，作家对于异国女性形象，赋予了众多的时代特征和文化内涵，使她们异变为“中国化”的异国女性。
一 仁慈义烈罗兰夫人
西方女权概念传入中国以后，出现了一大批反映女性问题，带有思想启蒙色彩的文学作品。《黄绣球》是其中极具代表性的一部。《黄绣球》是颐琐创作的具有典型维新启蒙思想的章回体小说，于 1905 年 4 月至 1906 年 1 月在《新小说》上连载，后以单行本的形式发行。小说中，女主人公黄绣球是一个典型的旧式女性形象，没有家庭背景更没有知识文化，但是却在西方女权思想的影响下自觉走上了觉醒与救赎的道路。出于对男权社会里女性处境的强烈不满，她兴办女子学堂，呼吁女性放足，最终不仅使全县大量女子走进学堂，还推翻了顽固腐朽的县令，为了逐渐兴起的民众教育事业和女权运动而力争组织了地方武装。黄绣球的丈夫黄通理是一位精通国学经学却又接受了西方自由观念的乡儒。他虽参加科举考试，却把它视为阐述自己变法思想的途径。黄绣球小时候被卖给黄通理家当童养媳，之后便过上安安稳稳的妇道人家“应有”的日子。但是由于她幼时失去双亲，在叔婶家经历的饥寒贫病的生活，使她埋下了对于女性地位卑微的愤慨与不满心理。然而幸运的是丈夫黄通理对她抱有平等的思想，认为女子除了生儿育女、纺纱织线、洗衣做饭等“义务”之外，也可以为男子分担责任的观念，触动了黄绣球幼时的想法。于是她迈出了自我解放的第一步——放脚。她认为要做事便要先能走路，要想走路便要先放足。放足不仅仅是女性身体上的解放，更是挣脱旧时恶习负累，走出家庭走入社会，实现自我价值的第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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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乌托邦式”的女性典范
形象学学者哈默认为：“凡按本社会模式、完全使用本社会话语重塑出的异国形象就是意识形态的；而用离心的、符合一个作者（或一个群体）对相异性独特看法的话语塑造出的异国形象则是乌托邦的。”①即一种偏离、相异甚至颠覆本民族固有形象的异国形象类型。这种描写，以一种相对客观的形态呈现在读者面前。近代小说中，就有一类“乌托邦式”的西方女性形象。
一 柔情英雌夏雅丽
在借由对异国进行共时性想象和描写，来构建“他者”语境，以反观自身社会与文明的近代小说中，《孽海花》是较为优秀的一部。作为晚清四大谴责小说之一，《孽海花》自 1905 年出版后，几年内不断再版，一时风靡。众多学者都给予了它很高的评价。阿英在《晚清小说史》中赞美了《孽海花》的思想性，鲁迅亦在《中国小说史略》中肯定了其结构、文采。《孽海花》成书较为复杂，最初由金松岑执笔，写了六回，但是只有前两回于 1903 年公开发表。金松岑作为最初的“造意者”，作六回而辍，于是便由曾朴续写。但是，金松岑在他所翻译的《自由血》一书之后曾表示：“此书述赛金花一生历史，而内容包含中俄交涉、帕米尔界约事件、俄国虚无党事件…日俄交涉事件…”②而曾朴的续写，则意在：“借用主人公做全书的线索，尽量容纳近 30 年来的历史，避去正面，专把些有趣的琐闻逸事，来烘托出大事的背景，格局比较的廓大。”③虽然是相同的素材不同的写作方向，但是金松岑的的某些想法，依然成为曾朴续写时的灵感和启发。金松岑和曾朴共同拟定了全书共六十回，定位为政治小说。曾朴首次续写了二十回，1905 年在小说林社正式出版。两年后，曾朴续写了第二十回到第二十五回，但是小说林社却不幸解散，曾朴也随即投入到政治生活中去。经过了二十多年的政治生涯后，1927 年，他重新回到文艺界，并开办了真善美书局，也将《孽海花》续写至第三十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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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异国女性形象的影响 ..................................... 39
第一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 39
一 对近代小说中本国女性形象的影响 ............................... 39
二 对现代女性文学的影响 ..................................... 42
第二节 对中国革命女性的影响 ......................... 44
第三章 异国女性形象的影响
第一节 对文学创作的影响
近代小说中的异国女性，对于之后的文学创作产生了重要影响。她们作为一种典范，改变了千百年来文学中的传统女性形象，使她们从外貌、行为、心理、精神各个方面都有了新的变化，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形态。同时，随着时代的变迁和社会的发展，这些异国女性的影响不断向深处和广处扩展。到了现代，文学创作主体迸发出了新的生机。众多女性作家的出现，冲击了文学领域男性的绝对话语权，丰富了小说的创作内蕴。女性文学也成为现代文学中重要的一支。
一 对近代小说中本国女性形象的影响
20 世纪初，在西方女性形象经过多种途径传播和影响后，民众逐渐改变了对于女性的认识。这也成为梁启超新小说革命的后续动力之一，成为新小说中新女性的来源和典范。通过男性精英对于西方制度和西方文化的传播，小说家们在熟悉了西方女性这一群体形象之后，便以她们为榜样，自觉不自觉的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出了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女性，或传达了新的女性观。“因为这样一种女性角色更近于纸上的建构，更多依赖想象，她适合在文学作品中得到线索。”①这些小说中的新女性废缠足、出闺阁、着男装、进社会……她们摆脱了女性固有的阴柔形象，有的甚至身怀绝技，成为社会斗争力量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作家以西方女杰形象改造中国传统女性，使这一时期小说创作呈现出不同的面貌。如《女娲石》中对女性参与救国活动的极端书写，以《水浒传》为蓝本，以唤醒女性的尚武精神和斗争意识。《女娲石》中的女性，无视传统女性道德观、贞操观，把自己的身体作为操纵男性的工具，一改女性温顺柔弱的特征。但是她们并没有将自我作为斗争的目标，反而在斗争中更加丧失自我，为了救国不惜牺牲自己，牺牲家庭。这种写法纵然极端和偏激，但是其中的尚武精神，以及其背后的革命目标，体现出了女性观念的蜕变的尝试，也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西方女杰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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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小说中涉及到异域及异国形象的传统由来已久。最初还没有地理概念和国别概念的时候，《山海经》就已经把中国之外地方描写成充满奇怪生物的离奇之所。《西游记》中，作者更是靠想象臆造出来比丘国、朱紫国，与中原的风情、文化有很大的不同。这种想象与创造，反映出了中国人最初的浅淡的国家意识，以及文学创作中的一种有意的构建。而后，在唐传奇、明清小说中也有展示异域世情的内容。此时的国别，多是华夷之辨的民族之别。这些作品中的异域，是与先民所处的中原相对而言的，异国形象也是指中原地区之外的四方之民。“非我族类”的观念使一些少数民族地区的人民背负了“夷狄、蛮夷”等蔑称。到了清代，对人们尚不了解的西方人，也套用了这种“番”、“蛮”等带有轻蔑、鄙夷色彩的称谓。鸦片战争前后，随着中国被迫卷入世界浪潮，中西交流频繁，国人不仅被迫接受着西方文化的入侵，更有部分中国人远渡重洋，深入了解了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先进性。与中国传统截然不同的西方文明，在潜移默化中改变了人们日常生活的同时，也改变了人们对于西方人的态度。人们对西方人逐渐不再采用各种蔑称，而以相对客观的“洋”字来代替。印刷业的发展带来了文化消费市场的繁荣，加之新的经济因素、文化因素的滋长，出现了一些具有新的生活方式和经济方式的职业作家。尤其是近代翻译家，他们通过对西方作品的翻译，对异域文化的深入了解，逐渐摆脱了传统儒家观念中的华夷之辨，用相对客观的眼光去看待、评判西方人。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梁启超将近代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分为四个阶段。在后两个阶段，即甲午战败之后，西学东渐在中国蓬勃发展起来，人们开始从各个方面学习吸收西方的因素。与之相应，翻译家、小说家，还有一些以革命家身份为主的文人开始在文学作品中书写西方，塑造一系列西方人物形象，并通过他们的改造和演绎，最大限度地拉近西方人和国人之间的因素，并他们身上寄托了新民救国的希望。当然，中国对西方的态度并不是简单的从排斥到接受的线性过程，其中各种因素交相影响，必然是复杂又曲折的。即使是在特定时期，国人对西方也是多种态度并存。在近代出现的各个西方女性形象中，就既有男性革命家想要移植到中国女性身上以推进时代变革的品质，也有先进知识分子为了保持自身性别权威而可刻意隐藏、变异的特征。
近代小说对于异国女性形象的塑造，其社会价值是显而易见的。这些西方女性形象，是近代中国社会启蒙氛围熏陶出的独特群体，她们出现在“启蒙”与“救亡”双重任务的历史语境下，具有复杂性、多重性的特征。中国在遭受侵略之前都以天朝上国自居，始终保持着泱泱大国的自豪感和优越感。对其他“蛮族”嗤之以鼻，更不屑去了解。而见识了资本主义国家的坚船利炮和先进技术之后，又对其物质文明极其向往。中国始终没能对西方的社会制度、物质生产、风俗习惯有客观详细的认知。此时，西方女性就成为中国民众了解西方的一扇窗。在初步印象中，她们的外貌、体型、服饰等方面大异于中国传统女性，呈现出一种截然不同的美，冲击了中国自古以来稳定且狭隘的审美标准。通过她们的人生经历，中国读者了解了西方的教育制度、社会风俗。而西方女性的革命经历，更是开拓了读者的视野，使他们对于西方的政治制度、革命运动也有了一定了解。小说中的异国女性，是中国读者和西方世界的一个“媒介”，她们以一种温和的方式，将异域图景一一铺陈开来，开拓了国人的视野。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