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路遥小说经典建构的内部因素
1.1 路遥小说的艺术性
文学作品自身的艺术价值是其经典化的基本。清代世俗风情、才子佳人小说众多，何以《红楼梦》被奉为经典？正是源于《红楼梦》本身所具有的艺术价值。“三红一创、青山保林”比其他上世纪五六十年的其他作品有更多的艺术优点，才被奉为“红色经典”。笔者论析路遥小说的经典性，也就是承认路遥小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在各种文学思潮风起云涌的八十年代，路遥仍坚持着现实主义创作方法书写着改革浪潮中的本色人物和时代精神，具有很强的可读性，许多读者产生移情和共鸣，符合读者的期待视野。
文学作品是否以真切的体验写出了人类的真情实感，是评判文学作品的艺术价值时不能忽视的。以真诚的创作态度描绘属人的情愫，容易引发读者移情共鸣，能得到读者喜爱和肯定。作者个人的身世阅历、感触情绪在作品中不再局限于小我，而是写出了一些触动人心弦的人类所面对的共性问题，以此引发读者深切的思考。艺术真正的魅力在于那种摄人心魄的真诚，这种真诚是路遥一贯的坚持。
首先，路遥的作品善于和自身生活体验相结合。把自己最所熟悉的人或物写进作品中，是路遥一直坚持的创作理念。他非常善于从自己与身边人的生活经历中找寻能够把控的素材，描写最真实的生活状态，表达真诚的情感体验。即使是不了解路遥生平的读者，也能从他小说中强烈的情感态度和价值立场觉察到小说中浓郁的本事色彩。《惊心动魄的一幕》中被马延雄感化后幡然悔悟的周小全是路遥本人文革经历的翻版；《在困难的日子里》极度脆弱自卑的马建强和少年求学时的路遥一样被饥饿与贫穷包围；《人生》的创作灵感来自于三弟王天乐的人生际遇，而高加林的爱情抉择充分体现着路遥的择偶观；《平凡的世界》里，孙少平最后去当煤矿工人这一故事情节同样源自三弟的工作经历，而对城乡交叉地带和改革巨浪中的具体描绘，很容易让人觉察出这是路遥自己的生活经历和情感体验。善于把本事融入小说之中，是引发读者关注的重要因素。但路遥的本事绝不局限于个人，而是上升到普世价值，体现着对于底层人民深切的关注。这也就是路遥所说的，“真诚，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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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路遥小说的可读性
文学经典建构的内部要素中，作品是否具有言说的广阔空间至关重要。所谓广阔空间，是指作品本身是否描绘了广阔的社会生活，是否具有深厚多义的思想内涵。它不具体属于某一个特定时代，而是适应于所有时代；它可以一直保持着新颖，并且常看常新。最典型的就是英国的莎士比亚和中国的曹雪芹。“一千个读者心中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不尽的莎士比亚”这样的经典说法足见莎士比亚作品可阐释的宽阔空间。曹雪芹的《红楼梦》描绘社会生活的深度和广度前所未有，而艺术表现力也到达极致状态，所以禁得起外部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冲刷与阐释。张爱玲承继考证之路，认为《红楼梦》是创作而不是自传；刘心武从秦可卿入手，使其研究更具有历史特征和故事色彩；蒋勋则把《红楼梦》看成是一群少男少女的青春史，大观园承载着青春之梦。这些红学观点都在某一点抓住了《红楼梦》的部分意义，红学家一直争论未休，而作品本身却在争论中更见经典。由此可见，拥有广阔的阐释空间是作品经典性的重要因素。诚然，路遥的小说难以与《红楼梦》艰深复杂的内涵相提并论，但也不能就此否认路遥小说的经典性。“文学史上不能没有这些比较艰深而内容丰富复杂的经典，正如不能没有一些比较浅易或者雅俗共赏的经典一样。”①路遥的小说则属于内涵并不特别丰富，但却因传达了人类共通的生命体验和情绪感受具有可读性。正如伊萨克·辛格所言：“在我看来，好的文学给人以教育的同时又给人以娱乐。你不必坐着唉声叹气读那些不合你心意的作品，一个真正的作家会叫人着迷，让你感到要读他的书，他的作品就像百吃不厌的可口佳肴。高明的作家无须大费笔墨去渲染、解释，所以研究托尔斯泰、契诃夫、莫泊桑的学者寥若星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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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读者——路遥小说经典建构的重要力量
2.1 发现人：文学作品经典化的重要推手
所谓发现人，“就是最早发现某个文学经典的人。发现人可以是一个人，也可以是不同时代的好几个人。发现人要具备的品质是，第一是具有发现能力，提出对于作品的新体会、新理解，第二是具有较大的权威性，他的这种权威使他的发现能推广开来。”②东晋陶渊明的诗歌历经三个朝代后，被梁昭明太子萧统发现其价值，后宋代大文豪苏轼仰慕其“枯淡”之文风，倍加推崇。萧统和苏轼的专业性和权威性都是不容质疑的，因此他们是陶渊明的发现人。
1969 年夏，路遥因一首《我老汉走着就想跑》和诗人曹谷溪结识，自此和文学结下不解之缘。他是路遥文学才能的最早发现者，在延川文化圈也有一定名气。但他关于路遥的文字一直停留在回忆阶段，没有对于作家作品的批评性文章。
1979 年 10 月，路遥描写知青爱情的短篇小说《夏》发表于《延河》1979 年第 10期。1980 年 4 月，李怀埙的《细腻的心理描写——谈小说<夏>》发表于《延河》1980年第 2 期，这是关于路遥创作的第一篇评论文章。因为这部短篇小说本身的艺术价值不高，李怀埙本人知名度有限，所以没有在批评界产生过大影响。
时任《当代》主编的秦兆阳是路遥最早的发现人。文化大革命主题的中篇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完结后，路遥投稿屡受挫败，无望之中投给了著名杂志《当代》，意外获得了主编秦兆阳的热情肯定。路遥在 1980 年 5 月 1 日写给曹谷溪的信中提到，“前辈中非常有影响的作家秦兆阳同志给予这样热情的肯定，我的文学生活道路无疑是一个重大的转折。”1956 年，秦兆阳在《人民文学》发表论文《现实主义——广阔的道路》。对路遥作品的肯定，也是在肯定现实主义创作方法。《惊心动魄的一幕》刊于《当代》1980 年第 3 期，后获得 1977-1980 年全国优秀中篇小说二等奖。“它所着力描绘的，是一个对‘文化大革命’的是非分不清、思想水平并不是很高却又不愿意群众因他自己而掀起大规模武斗以致造成牺牲的人，所以他带着全身的重伤，极端艰苦地连夜赶路，把自己送到坏人手上……”①路遥本人也十分感激秦兆阳，称他为中国当代的涅克拉索夫，把他和柳青一并看成自己的精神导师，对他有发自内心的尊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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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一般读者：文学经典常销的生力军
“一个作家和作品得到了权威的赏识和推荐之后，能不能真正成为文学经典，还有待广大读者和批评者的主动阅读和欣赏。”①发现人的欣赏与推崇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过程中作用明显，但一般读者对作品的认可度也同样重要。在作家作品、批评者与一般读者的三方对话中，如果缺少一般读者的声音，对话链就无法形成，其经典性仍旧需要在文学活动中得到真实的确认。不同时期读者的坚持使批评者无法忽视其存在，批评者对自己原有的判断也会有新的反思。只有作家作品、批评者和一般读者的对话链形成，
作家作品才有可能得到一般读者的认可，文学作品的经典化路径才能完整。路遥的作品能成为“动态经典”的一大重要因素就是读者，不同时期的读者对于路遥作品的喜好可以用“始终如一”来形容。80 年代以来，先锋文学抛弃了读者，通俗文学填补了原有严肃文学的空隙，路遥不同于这两者，他完成了对红色经典的承继与超越。以下，笔者将把不同时期的读者对路遥小说的态度做考述。重点强调《人生》发表后，路遥逝世后的90 年代和新时期这三个时间节点。
路遥在自己的创作谈《早晨从中午开始》里回忆过《人生》发表之后的“烦恼”。信件像雪花般飞来，许多文艺青年写信抒发阅读感受、请教文学问题，这在情理之中。但还有一些青年把路遥看成“人生导师”，让路遥为自己的人生做选择、指引，让路遥手足无措。这也印证了笔者在第一章谈到路遥小说的可读性，许多读者与高加林的境遇虽不同，但面临的成长困境却大同小异。他们认为路遥既然能了解他们的纠结和痛苦，
也必然能帮他们逃离困境。而路遥的“烦恼”也从侧面反映出读者对《人生》这部小说的欢迎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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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路遥小说经典建构的其他重要因素 ........................................ 29
3.1 文学评奖：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积极影响 .................................. 29
3.2 文学史地位的确认 ..................................... 32
第三章 路遥小说经典建构的其他重要因素
3.1 文学评奖：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积极影响
“文学经典不存在某种特殊的普遍性质，经典的确认取决于一部作品在文化场域 中的位置。”①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变动属于文学经典建构的外部因素，是“他律”问题。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对文学经典的建构作用自不必言说，值得一提是童庆炳先生提出的两项注意：“第一不能把这种‘影响’归结为‘决定作用’，第二不能认为只要是意识形态的影响都是‘操控’，都是负面的。”②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的积极影响是路遥作品经典化的重要外部条件。
路遥在文革时期的诗歌和散文创作比较幼稚，难以摆脱时代印记，不属于真正的文学自觉，所以我们从路遥真正意义登上文坛的作品《惊心动魄的一幕》开始梳理。这部作品以文革动乱为背景，大胆创新，歌颂了暴乱之中以牺牲小我来换取百姓生命安全的高贵灵魂马延雄。当时国家正值对左倾政治路线的清算阶段，不同于文坛一片的控诉伤痕，路遥坚持传统现实主义创作手法，歌颂人性的善良坚韧。作品发表在主流杂志《当代》上，主编秦兆阳高度赏识。路遥的高起点正是源于他自身对于政治形势的正确判断，同时也吹开了文坛弥漫的伤感之风。上世纪 80 年代中后期，国内文学理论和批评的价值取向深受西方现代派文艺理论影响，路遥对《平凡的世界》的书写却依然坚守着现实主义写作手法。1986 年，《平凡的世界》第一部发表，此时文坛是“寻根文学”和“先锋文学”天下，莫言的《红高粱》和韩少功的《女女女》都在这一年发表；1988 年，《平凡的世界》第二部发表，“先锋文学”势头正旺，“新写实主义”崭露头角，格非的《迷舟》、方方的《风景》、贾平凹的《浮躁》、《商州》都在同年发表；1989 年，《平凡的世界》第三部见刊，刘震云的《单位》、《头人》轰动文坛。相较于笔者前面提及的这些作品，《平凡的世界》显得“陈旧落伍”又“格格不入”，也难怪《平凡的世界》的见刊和出版都一波三折，批评界冷漠忽视。在此时发挥作用的仍是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力。路遥在 1991 年凭借《平凡的世界》获得“茅盾文学奖”便是主流意识形态的故意为之。路遥因此获得了更多象征资本，而“茅盾文学奖”也借用路遥收获了更多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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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 1980 年小说《惊心动魄的一幕》获奖，到 1992 年猝然长逝，路遥短暂的十年创作成果都凝聚在八十年代。这是中国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也是路遥自己的“黄金时代”。他与当时主流文学理论和批评价值背道而驰的执念，使其经典之路坎坷曲折。选择路遥小说的经典性和经典化路径作为研究对象，本身就容易受到质疑。出于这样的顾虑，许多论文都独立研究路遥小说的接受史或批评史，对“经典”这一词语避而远之。赵勇在 2018 年《文学评论》第 3 期发表的《在大众阵营与“精英集团”之间——路遥“经典化”的外部考察》见解独道。“路遥这样的离世作家主要通过大众阵营与民间力量的阅读和推动，运行在另一条经典化道路上，……靠真正的民心浇灌，靠真实的阅读推动，靠持久的信念维护。”
经典性与经典化路径的考述必定不能只从外部研究。首先要明确路遥的小说有能够成为经典的能力。真正有艺术价值的文学作品不拘泥于时代，书写的是人类面临的永恒困境。不论身处何种时代，总有青少年面临和马建强、孙少平一样的成长烦恼，高加林们总是不甘心在农村和巧珍们厮守相伴，润叶再爱少安也终究跨不过身份的鸿沟，人类面临的惶惑主题就像于连所面对的一样，是永恒的。真正要推动路遥小说的经典化，发现其普世价值至关重要。笔者虽把路遥小说视为“动态经典”研究，但也不忽略小说蕴含的“恒态经典”的要素。读者这一要素在路遥研究中已成老生常谈，故笔者根据童庆炳先生的观点把读者分成发现者、一般读者、批评者和听众、观众。每一要素都在文学作品的经典建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把发现者从批评者中单列出来，把听众、观众从一般读者中分离出来，不屈从于固定的模式，是为了体现路遥经典化路径的独特之处。主流意识形态和文化权利的积极推动和文学史有限度的书写，也在经典化路径中发挥着重要作用。最值得关注的是文学史的书写，虽然广度有所扩展，但是深度明显不够，流于表面的评述难以触及路遥研究的新场域。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