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讲话》精神与文学史建构
（一）《讲话》精神的文艺内核
《讲话》作为马克思文艺理论中国化的经典文献，是毛泽东同志及中国共产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延安《讲话》作为特定社会语境中的历史产物，它是中国共产党在考察五四以来文艺实践的优劣得失与当时的社会历史现状后所探索的理论实践，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毋庸置疑，延安《讲话》的产生为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关于如何探索新文化实践的具体问题提供了新的解决路径，在民主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初期都发挥了重要的指导意义。进入新时期，邓小平的《祝辞》（《在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上的祝词》的简称）是在新的历史时期对延安《讲话》的调整与补充，使得《讲话》在保持其内在精神实质的基础上焕然一新，为文艺实践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推动了社会主义文艺的繁荣发展。
1．人民本位的文艺核心
延安《讲话》所确立的以人民为核心的文艺主旨一直是《讲话》体系最为核心的精神资源。在《讲话》话语逻辑中，以人民为核心的文艺实践不仅是指文艺为人民服务，同时也指文艺创作要以人民为中心。人民本位的文艺实践不仅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精神实质，同时也是社会主义文艺实践的核心准则。在七十年的文艺实践中，以人民为核心的文艺面貌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产生了不同的具体表征，这自然缘于不同时期《讲话》精神对人民概念的不同理解与具体指称。
文艺为人民大众，首先为工农兵服务是毛泽东文艺理论的根本点。“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这不仅是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下对“人民”的再发现，同时也根植于中国民族传统以人为本的文化理念。“人民”一词在历史文化的语境中一直是被赋予了神圣“历史主宰权”的群体代称，它本身具有着巨大的道德皈依性与精神感召力，这对有着深厚中国传统文化修养的毛泽东有着重要的启发。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认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体，是历史的创造者与见证者。毛泽东在接受马列主义思想的影响后，更加充分地认识到了人民群众在社会历史上的伟大作用。面对救亡图存与寻求民族解放的社会现实，如何通过新文化的传播来引导人民走向预设的启蒙道路一直是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知识分子所争论与关注的焦点，但多年来的文艺探索与实践并未找到合乎中国国情最为有效的解决方法，直到延安《讲话》的出现，才真正为立足于本土化的新文学实践提供了有效的指导方针。毛泽东在列宁文艺思想的基础上根据对中国国情的分析与认识，提出了：“现阶段的中国新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②他所理解的人民大众是最广大的人民，占全人口百分之九十以上的人民，是工人、农民、士兵和城市小资产阶级。③根据这四种人在革命力量中的不同地位与作用的划分，毛泽东确立了首先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针。在当时具体的历史背景下，毛泽东对工农兵文艺的倡导既具有客观的依据和科学的判断，也具有很强的现实针对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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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话》精神与文学史书写原则
中国现代意义上的文学史概念始于 20 世纪初，是在世界性语境中所孕育的民族国家观念的具体产物。文学史作为文化的一部分，是对一个民族国家精神面貌的具体书写。本尼迪克特·安德森将民族国家视为一个想象共同体，那么具体的文学史所提供的具体文本则为其丰盈了想象的细节。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实践作为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文学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因其具备了“历史话语”与“文化想象”的特征，自然受到了国家意识形态的青睐。建国以来所确立的《讲话》的精神传统，无疑为建国以来的文学史书写实践提供了重要的精神导向，影响和规范着文学史实践的书写原则。纵观半个多世纪的文学史书写实践，风采各异的文学史面貌无不彰显着时代的气韵和书写个体的气质，但在这些风貌各异的文学史文本中，仍涌动着共同的文学史书写原则，那就是对人民性、历史性，审美性的共同秉持。文学史家秉持的书写原则不仅是外在规范层面上对《讲话》精神要求的遵循，更是在内在心理层面上与《讲话》精神传统的契合。只有在这样的话语逻辑中，我们才可以梳理出贯穿于半个多世纪以来文学史文本的内在一致性，从而更加全面地理解《讲话》精神传统的历史脉络与现实意义。
1. 文学史书写的人民性原则
将“文学还与人民”是新文学运动以来的知识分子所追求的文学愿景，不论是“平民文学”概念，还是“国民文学”概念，都是将文学的表现对象立足于广大的人民群众，这是现代文学区别与古代文学最鲜明的特征。在《讲话》的话语逻辑中，为人民服务是文艺的终极诉求。这里的“人民”既是一个政治概念，也是一个文化概念。作为政治概念的“人民”显然是《讲话》逻辑中最广大的人民群众，是具有推动社会进步作用的社会历史主体。作为文化概念的“人民”则氤氲着中国传统民本思想的文化载体，是从《诗经》一路唱响的古老歌谣，为人民立命，为人民而歌，因此，延安《讲话》的诞生才在中国知识分子那里具有巨大的精神感召力。毛泽东在延安《讲话》中论及文艺批评标准时有这样的定义：“无产阶级对于过去时代的文学艺术作品，也必须首先检查他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而分别采取不同态度。”①新中国成立以来，随着延安《讲话》权威性的确认，“当时的理论界在讨论人民性时，大多以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作为分析文学史上作家作品的人民性的重要理论依据，认为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是衡量文学史上的作品有无人民性的准绳。”②无疑，毛泽东的这段论述为文学史书写的人民性原则提供了衡量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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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话》精神与文学史书写实践
（一）《讲话》与文学史分期
1949 年以来，中国现代文学史写作大致经历了四个时期：一是五六十年代，二是七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前期，三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二十世纪末，四是本世纪以来。这四个阶段的文学史书写实践，既体现了对以往文学历史的不断挖掘和重塑的冲动，也是历史发展的客观需要。然而，文学史分期是文学史写作者必须首先要解决的问题，由此，在对文学史分期处理上就存在着写作者立场与标准的选择，文学史写作者是站在政治阶级的立场还是以纯文学的姿态进行史学建构，这对于文学史分期至关重要。然而，写作者对文学史的构建总是逃脱不了将文学置于社会历史的文化发展中作整体观照这一事实，时代的方向、历史的过往、社会主流意识形态等决定着文学史书写者的文学史观，更是建构文学史范畴的重要因素。因此，我们只有将时代、历史、政治等因素进行全面分析，才能对文学史书写的历史过程作出清晰的轨迹描述与价值评定。1949 年以来，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编撰工作已经走过了七十年的历程，文学史书写实践已使中国现代文学史学科建构愈发成熟。在此期间，因社会政治和文化环境的变化以及不同历史时期产生了文学实践的不同状况，使得现代文学史写作在历时性的变迁中呈现了不同的样貌。而这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则是不同时期不同版本的现代文学史对于分期的不同处理，我们可以从多个视角对这一现象进行分析，但从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所确定的文学发展思想和精神的视角来论析，无疑是一个极其重要的维度。也可以说，中国现代文学史的编撰史在一定意义上也是《讲话》精神的阐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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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讲话》与文学史的“经典”体系
作为知识生产的文学史，都是文学史家在一定价值规范下对文学历史的叙述与建构。“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文学史的叙述即是将一系列的经典连缀为一个体系。”③经典作为对价值规范诠释的具体文本，它“不仅是文学史述史秩序和撰史结构的中心，而且还体现了一种标准，树立了一种典范。”④由经典构成的文学历史地图不仅展示着过去的文学传统，而且还向当下展示着既定的文学发展逻辑。在中国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中，由文学经典与文学史经典共同构成了文学史的“经典”体系。“文学经典即是公认的伟大作家的不朽作品，具有强大的审美的力量、艺术原创性和美学典范的意义，它构成了利维斯所说的‘伟大的传统’，”⑤它具有穿透历史的持久魅力与开放性的阐释空间；“文学史经典”则是在文学历史的发展进程中产生了一定历史作用的文学现象与文学作品，在文学史家不断地塑造与阐释过程中形成为文学史经典，赵树理及其作品就是现有的文学史书写实践中一个典型的“文学史经典”范例。文学史承担着书写一个民族的心理路程、时代精神变迁以及民族国家想象的重要使命，同时，它又是“特定时空与文化语境中思、诗、史相交融丰润的结晶。”①“从中国现代当代的学术视野考察文学经典的建构，
更多地看到文学经典生成的外部因素，看到每一个文学经典的特定的文化话语场，看到文学经典处在一个一个不断被建构的开放体系中。”②“经典”体系价值维度的历时性变动与外在的文化环境要求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本节尝试从文学史“经典”体系的历时性变迁和赵树理作为“文学史经典”现象在不同时期“经典“体系中的具体样貌来探讨《讲话》精神传统在不同时期的具体表征和多样阐释，得以梳理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实践对《讲话》精神的阐释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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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同一性..................................43
1. 民族国家想象的历史叙述.......................................44
2. 文学史的内部学理结构...........................................46
（二） 文学史书写实践的时代性.....................................49
1. 不同时期的具体文艺方针.................................50
2. 不同时期的文学史书写主体...............................52
三、《讲话》精神与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同一性、时代性
（一） 文学史书写实践的同一性
《讲话》作为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中国化的重要成果，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文艺建设历史经验的总结，它自发表后，“无论是在解放区时期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一直都是中共制定文艺政策指导文艺运动的根本方针，具有无可怀疑的权威性。”②可以说，理解《讲话》是把握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文学发展的最佳途径。毋庸赘言，从《讲话》的视域去梳理半个多世纪的现当代文学史写作历史流变的普遍性、一般性品质是具有典型意义的，其合法性和权威性的存在是依附于一定的政治意识形态的。也就是说，不论是政治中心论的文学史叙述模式还是审美中心论的文学史叙述模式甚或文化中心论的文学史叙述模式，“它们的背后都有一套严密的政治话语体系。”③因此，在《讲话》规范下衍生的文学史写作具有天然的政治色彩和时代意味，虽然有时出现了叙述话语的转译与突变，但并没有抹去文学史本身强烈政治属性的底色。仅从政治意识形态的角度去考虑《讲话》视域下的文学历史建构的意旨显然不能够囊括文学史本身深厚的历史文化意义以及文学史自身构成的学理性价值。透过历史的面纱，《讲话》的精神指向以及现当代文学史的书写实践显然是对现代民族国家的想象与描绘，从那些跳动的文字符号到字里行间情感的自然流露，都是一代代学人坚持学术理想与学术建设的精神园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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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中国现代文学作为理解中国现代化进程的重要依据，它不仅构成了中国现代化进程中的重要事件，而且参与了中国现代化历史话语的塑造，中国现代文学的命运与中国现代社会历史的命运息息相关，休戚与共。文学史作为民族国家的心灵史，它不仅承载着一个民族追求现代化过程的历史记忆，而且规范着一个民族如何去理解和选择记忆。就中国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实践而言，它的生成与背后的国家意志和社会语境密切相关，“每一次修史，都是修史者对历史的一次重新叙事，都是当代人同历史的一次认真对话。”①在文学史的具体编纂中，“历史总是不断被招魂和再叙述。看起来这只是对历史问题的重新认识，但实际上则暗含了对历史逻辑本身不断的修正，还有历史观念与方法的悄然变更。”
建国以来，《讲话》无疑是现当代文学史实践最重要的参考坐标。作为构成现代文学发展的重要环节，不论从文学发展的本身，还是从文学历史话语的建构来说，《讲话》都在其中具有着重要的位置，从《讲话》视域去梳理近七十年文学史文本的具体面貌，本身就是在历史的视野中重新理解《讲话》精神的丰富内涵的一种途径。就文学史自身的构成而言，以纯文学为价值尺度建构的文学史只能是一种学术神话，不论何时创作怎样的文学史都会受到外在因素的羁绊与规约。文学史本身的动态性与现存性就意味着自身话语逻辑的开放性与实践性，可以不断地去吐旧纳新。而在这开放性的实践中，我们去考察《讲话》精神在其内在话语逻辑中的一致性与差异性就显得尤为鲜明。在社会主义语境范围内，不同时期的现当代文学史书写实践与历史的对话，是在不同历史语境中对《讲话》精神传统的具体表达。不论从文学史学科建制的启蒙性而言，还是文学史本身的历史性与审美性而言，文学史的多样性与差异性都是自觉地在世界性视野中与中国本土经验不断对话过程中的体现。在这种互动关系中，《讲话》本身的世界性外延与本土化内蕴得到了不同层面的具体塑造，为理解与阐释《讲话》精神的丰赡性提供了具体可感的历史文本。但是值得注意的是，文学史学科内部知识的“公共经验”作为研究文学史先入为主的历史意识与学科意识，它们又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书写实践的个体性。不但就对《讲话》精神的阐释史而言，还是深入到具体的文学史文本中，“公共经验”对个体的强大规约性已经成为既定的事实，这无疑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对《讲话》精神多样性的阐释。程光炜在文学史研究领域提到的“陌生化”③概念，不仅应用于具体的文学史研究之中，它对于重新理解《讲话》以及丰富《讲话》的精神厚度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这些都应成为我们进一步研究《讲话》接受阐释过程中要格外注意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