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无家—寻家”的路径生成
（一） 乡村经历与精神回眸
重返历史语境，海子童年时期正是新中国艰难的成长阶段，古老而又宁静的查湾亦是迈着贫穷的沉重步伐。作为家中长子，海子比三个弟弟对贫穷有着更深刻的体验。弟弟先吃饭，他吃残羹剩菜；周六从学校步行回家替家里干活挣工分；周日带着萝卜白菜赶往学校；①就算是分配工作以后，依然是拿微薄的工资接济家里，关照诸位幼弟。燎原在《海子评传》中对此发表过这样的看法：“无论从年龄和实际能力来说，这其实都有些勉为其难”②。海子在农村生活了 15 年，凭着他细腻的观察力，农村的一草一木早就如同一幅厚重的油画烙印在他的脑海里，以至于离开查湾前往北京以后，诗歌创作的伊始便是这个蕴含着丰富诗歌资源的乡村。
物质生活的紧张，在另一个层面上开启了诗人对精神家园的叩寻。海子和众多以笔为剑的作家一样，都试图以写作来触摸另一个维度的现实生活，或是抵达当下生活所不能到达的精神彼岸。海子在诗歌中有着浓厚的“受难”意识，但“受难”绝不只是物质的贫穷，而是为了诗歌理想大无畏的献祭精神。“在夜色中/我有三次受难：流浪、爱情、生存”①，生存只是被排在最末一位的一环，而“流浪”“爱情”则在不同层次上表明了诗人直击生命灵魂深处的价值取向。在他的诗歌中，我们处处可见由乡村意象生发出来的对理想境界的描绘，不论是对“母本”家园的虔诚，还是对人生伴侣的个人性想象，或是对文学理想的循迹，这一切都深深地带着他童年乡村生存经验的烙印。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海子的诗作经历了一条逐渐从“水质、母性的爱”转向“父性、烈火般的复仇”的道路②。在海子早期的抒情短诗中，他用“少女”“水”“母亲”“妹妹”“妻子”“乳房”“果实”等充满“原型”意味的意象组建了一个兼具高度神圣感和质朴感的“母本”家园。中国大地上的女人，在海子的笔下呈现出一种极度隐忍却又格外朴实的乐观主义。无论是幼小的女孩，或是年轻的姑娘，还是年迈的母亲，诗人在她们身上反复寄托着对干净高洁的灵肉的赞美，以及种族得以延续的敬意。女性是乡村的一半，而在某种程度上，海子对“母本”的抒写已经超越了历史进程所带来的“父系社会”，而返归到人类诞生之初类似于“母系氏族”的反经验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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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神性启示与灵悟之光
促使海子走上“从抒情出发，经过叙事，到达史诗”②的诗歌创作道路的重要因素之一，就是海子对西方宗教学、神学、西方史诗和西方近代哲学的深入研读与接受。海子的诗歌从主题选取、意象系统到艺术风格等各方面都无不显示出西方资源的重大影响。在诗学理论上，他更是以西方文艺理论为借鉴，发现了某些中国古典诗歌单纯讲究诗意的弊病，并且以此为基点，在西方诗学的烛照下针对中国诗歌提出了富有见地的诗学理想。海子以“他山之石，可以攻玉”③的独特路径，为中国诗歌打开了一条全新的道路，并且以自己的写作实践孜孜不倦地证明其可行性。尽管他最后的“以身殉诗”宣告了此路径的失败，但其在短暂的求证过程中展示出来的独特视角、资源迁移的天才性自觉，以及努力沟通中西方文化的实验性尝试，都丰富了当代诗学理论的内容。因此，对海子“家园”书写的探讨，在某种程度上也成为窥探东西方文化相互转化的可能性的窗口。
海子卧轨之时，一共带了四本书，分别是《新旧约全书》、海雅达尔的《孤筏重洋》、梭罗的《瓦尔登湖》以及《拉康小说选》，无一例外都是来自西方。曾在他笔下出现过数次的荷尔德林、叶赛宁、梵高等文化艺术先驱，都和海子有着某种宿命般的精神契合，海子正是通过他们，找寻到了值得他追寻一生直至献出生命的诗学理想。海子对精神家园的疯狂迷恋，一部分就是源自对西方的这些“精神导师”们的虔诚跟随。他期望以诗歌创作的形式与这些高贵的“精神导师”完成一次超越历史与地域的隔空对话，在倾诉自己的同时获得理论上与事实上的精神依据。这也是为什么他的诗中既有着秦腔、二胡、竹篮、高粱、星宿等带有纯正中国色彩的意象，又有着教堂、基督、上帝、天堂等浓厚西方文化的意象，两类截然不同的意象糅合在一起，却没有丝毫突兀之感的缘由。“断断续续的口弦声钻入港口的外国船舱/第一水手呆了/第二水手呆了/那些歌曲钉在黄发水手的脑袋上”（《中国器乐》）④，海子让“锵锵”的中国器乐“砸”进港口的外国船舱，惊呆了那些黄发水手，并让中国器乐的乐声“钉”在了他们的脑袋上。可见海子对西方文化资源的汲取，是站在坚守民族自身传统文化的基础之上的，同时也容纳了隐伏的不卑不亢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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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归家”的无尽探索
（一）“水”与“村庄”
“我追求的是水……也是大地……母性的寂静和包含。东方属阴。”②。海子认为，东方是寂静的，东方精神是一种包容性极广的母性内容，诗人称之为“寂静而内含的东方精神”③，它依靠河流曲折前行，形成对话，找到存在的形式。“女性的全面覆盖……就是水”④，河流就是水，“女人们开放如花，使孤独的男人雄辩。奔跑进爱情”⑤。海子在其诗作里，以“水”为核心构建了一个涉及河流、水兽、雨雪等具体元素的原型意象群落，这些意象在碰撞与融合后，为海子的诗歌提供了精神母本所不可或缺的女性气质。
水是人类文明之起源，无论是古埃及、古印度，还是古巴比伦和古代中国，人类社会的文明都是因为河流而逐渐生发。在东西方有关世界起源的神话中，都有着“混沌”而生的说法。“混沌”即是化而为气的水。可见在文明起源上，东西方世界存在着相对一致的观念。水哺育了人类和自然万物，直到今天，河流资源和海洋资源仍然是评估一个地区发展潜力的重要指标。水在人类的生存经验和心理结构中占据着十分原始的地位，世界上有众多的地区都存在着“水”崇拜的信仰。“水”崇拜的行为背后隐含的，无非是生殖崇拜与女性崇拜，这与海子的“母本”家园的内涵不谋而合，因此在海子的诗歌中，“水”原型成为书写“不无声无息”但又“寂静”的母性身体之关键“实体”。
“我们在地上找水，建设家园，流浪，拖儿带女。”①。寻找水源即是寻找女性，有了女性，才有家园，才有可能“拖儿带女”。海子曾如此形容人间的幸福：“我仍然要在温暖的尘世建造自己就像建造一座房子。我是一个拖儿带女的东方人，手提水罐如诗稿，
那么，永恒于我，又有什么价值。”②。在这里，诗人用了侧面的说法歌颂了水的繁殖能力，水给人类带来幸福，这种幸福不但超越了冗长的尘世，也超越了代际之间的鸿沟，而其中最大的功臣，就是女性，即母亲。对于海子来说，永恒而又无用的生命是不值一提的，刻骨铭心的精神层面的幸福与满足才是重如泰山，哪怕只有极为短暂的一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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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月亮”与“野花”
爱情家园是海子精神食粮中不可或缺的一环，和众多二十岁出头的年轻人一样，海子在正当的年纪接受了命运的馈赠，啜饮了爱情的甘甜和痛苦。又与别人不一样的是，海子作为诗人的自觉，让他经过“母本”理念的洗礼后，对在爱情中女性的地位有了独特的解释，对爱情的圣洁也有了更高层面的理解。海子的爱情家园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他亲身的爱情经历，二是他从自身爱情经历中衍生出来的对爱情形而上的思索。根据相关的材料来看，在海子二十五年短暂的生命中一共有四位女性对其产生了影响，包括刻骨铭心的初恋 B，对他“有无限的赠予”的 S，四川达县的姑娘 A，以及德令哈的“姐姐”P。本章暂不深究这四个女性与海子之间的纠葛，只将话题中心置于有关诗人的爱情家园之上。
在西方的神话传说中，上帝创造了亚当，又用他身上的一根肋骨造了一个女人，女人是附属于男人的，是男人“骨里的骨”，“肉中的肉”。而在海子这里，似乎将西方神话中的男女结构调换了。第一章中笔者提到，在海子看来，爱情关系中男性始终居于“被拯救者”的地位。女性用其美好的肉体和心灵帮助其渡过人生的“黑夜”，凭借其与生俱来的母性，让一个年轻的“孩子”长成真正的男人。在这个过程中，海子用了“月亮”与“野花”两个突出的原型意象。“月亮”属阴，与水同质，“月亮上一个丫头明亮的眼睛/月亮上我披衣坐起 身如水滴”①，海子的爱情家园由月光笼罩，使作品的气质呈现出富于古典气韵的氛围，体现的是对现代工业文明冲击下男女爱情物质化的排斥，以及在感性层面唤起的对“蓝田日暖玉生烟，沧海月明珠有泪”的精神“怀乡”。“月亮”这个意象早在中国古典诗歌和西方浪漫主义诗歌中就已经被广泛书写，在海子有关爱情的诗中，“月亮”以及“月光”也是经常性的场景。这是诗人心中对爱情神圣感的外化书写，在某种程度上也恰好契合了整个 80 年代文学崇尚大自然的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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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转型时代的“还家”困境 ........................... 25
（一）“母本”家园的乌托邦 ................................... 25
（二）爱情悲剧的无可避免 .................................. 28
（三）诗学理想的曙光难期 ............................... 31
三、转型时代的“还家”困境
（一）“母本”家园的乌托邦
洪子诚在《中国当代文学史》中指出，海子“越来越体验到无法逃避的悲剧命运”，他的诗歌逐渐放弃了原本执着的“母性、水质的爱”，转而走向了一种“父性、烈火般的复仇”，“他的利斧没有挥向别人，而是挥向了自己”①。在诗人短暂的创作生涯中，海子自身的诗学观前后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读他的诗论，可以看到他的诗学理念同样经历了一次从“母本”至“父本”的阵痛。1985 年所写的《寂静<但是水、水>原代后序》中，海子表示：“我追求的是水……母性的寂静和包含。东方属阴……女人们开放如花，使孤独的男人雄辩，奔跑进爱情。”②而在两年之后，诗人在另一篇诗论《诗学：一份提纲》中，他亲手打破了原本寂静而包含的“母本”家园，转而走向了“父本”意义上的史诗追求，准备以“太阳神之子”的身份创造出但丁式、歌德式的“伟大的诗歌”，并且将目光跳出诗歌的范畴，落到了“超越了母本和父本”的人类精神文明的总和上去——金字塔、敦煌、《圣经·旧约》、印度史诗和奥义书、两大荷马史诗、《古兰经》……
海子这一次诗学观的转变看似十分迅速并且充满信念，也有众多学者称这种转变是海子个人诗歌层次的提升。但其实，海子在从“母本”走向“父本”的过程中经历了多重艰难和挣扎，包括心理层面的，也包括写作层面的。同样是在《诗学：一份提纲》里，第二节中海子就详细地表述了自己产生这一“转变”的依据。海子选择“父本”并不以贬低“母本”为垫脚石，而是在反复强调了“男人从女人中挣脱出来”这一事实的基础上，指出“母本”是“变乱世纪和世纪末的精神”，是一种原始力量，缺乏完整和纪念碑的力量，因而“迷恋于创造和纪念碑、行动雕刻”等的“父亲势力”可与“母亲势力”产生平衡③。在这样的前提下，“父亲主体”才走到历史舞台的前面，一批“亚当型巨匠”用其“伟大的行动”创造出诗歌、史诗、建筑。这种“行动”作为挣脱“母体”的一种劳作，有着浓厚的“战斗、挣扎、艰苦色彩”。海子还特别提到，“从夏娃到亚当的转变和挣脱”④是当代中国最需要得到重视的路径，这很大程度上显示了海子选择从《新约》走向《旧约》的原因以及他作为一个当代诗人的自觉承担意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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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经过对海子诗歌写作历程以及现实生活经历的回顾，海子诗歌文本中所呈现出的“家园”书写有了一条较为明晰的线索。海子是一个十分关注个体精神家园的诗人，他的“家园”意识可以分解为“母本”家园、爱情家园以及诗学家园三部分。“家园”书写的路径与海子实际写作进程是两条并行的线索，随着实际写作的与时推移，海子的“家园”书写也呈现出了一个生发、铺展直至破裂的完整过程。
童年时期在乡村贫穷的生存经验，肉体和心灵对贫穷的双重体验为海子的抒情准备了写作源泉；在北京大学求学期间对中外文学典籍的大范围阅读，尤其是对西方近代哲学等的汲取，促成了海子日后诗中“神启式的灵悟意味”的形成；海子天生敏感而细腻的丰富情感以及卓然超凡的领悟反思能力，则令他对个体精神家园有了更高层面的思考。可以说，此三点相互作用，共同催生了海子诗作中的“家园”书写，海子由此走上“寻家”之旅。
“家园”诞生之后，诗人便动用了众多的“实体”来进行乌托邦的构筑。海子根据自我的诗学理想循序渐进，在写作中形成了一套独特的原型意象系统。海子调用这些意象来支撑他的“家园”，进行对“归家”的无尽探索，并在这个过程中显示出了锲而不舍的夸父精神。具体来说，就是用“水”与“村庄”来支撑他最初的“母本”家园，用“月亮”与“野花”来浇灌他的爱情家园，用“太阳”与“马”来成就他的诗学王国。
在经过一系列构建“家园”的探索后，海子不可避免地接受了命运的宣判，“家园”最终被证实为虚无，海子亦不可避免地产生了永远“在路上”的“流浪意识”。海子的“还家”之路从现实和创作两个层面均面临着困境：在不可逆转的“父系社会”中，海子的“母本”家园必然只能是个乌托邦；爱情的圣洁与婚姻的物质是两段无法割裂的内容，因此诗人的爱情家园亦是一座百丈危楼；而作为载体的诗学理想，则在目标（太阳）与自我定位（太阳王）的交叠错乱中注定陨落。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