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现实的诘问：城市“在家感”的变异与失落
第一节“芳草在沼泽中”：城市中自然神性的消隐
受东北山林广袤的地理环境和北极村亲近自然的生活环境的影响，迟子建对自然有着与生俱来的依赖感，大自然的清逸与灵性、悠远与阔大，也带给了她最初的生命感悟和体验。同时迟子建长期受到萨满教自然崇拜和泛神意识的熏陶，萨满教所提倡的“十万神灵”说已渗入迟子建的骨髓，成为了她文化潜意识的一部分。正如於可训所言：“迟子建的作品是‘泛神’的或者‘泛灵’的……尽管这种文化观念对于她本人来说未必是自觉的，但却浸润在她的作品的字里行间。”[2]于是迟子建在小说中，不自觉地构筑了一个充满神性的“北极村家园”，自然中的万物无论是动物还是植物，都具备与人交流的灵性，闪烁着诗意的神性光辉。然而，随着人类文明进程的不断加快，现代城市文明的演进一次次的以自然环境的破坏为代价，昔日空灵澄明的美质在现代化城市中却难以寻觅，就如小说名称所寓指的“芳草在沼泽中”，无论是人还是自然都在其中饱受煎熬。迟子建在小说中遗憾地指出，城市中自然神性消隐，鬼魅气息萦绕，同时期望通过奇幻、诡异的“鬼魅”艺术，为自然万物的神性做最后的挽留。
从远古时期到今天，人类与自然这个时而暴虐无度、时而温情款款的父亲（或母亲）小心翼翼、战战兢兢地相处，并逐渐变得更为理性和智慧。为了尽可能的认识自然、表达自然，人类在多次探索后举起了科学主义的大旗，用知识代替想象，以理性主宰世界，将所有的精神文化现象均归源于机械的数理科学，从而宣判了自然之死。在人们眼中“自然失去了所有使人类精神可以感受到亲情的任何特性和可遵循的任何规范。人类变得异化和自主了。”[1]于是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失去对自然敬畏之心的人们滥用技术、放肆自己的贪欲，造成了人与自然的对抗，引发了生态危机。迟子建在小说中以“病变”的城市环境，频发的灾害，指出城市中自然神性的消隐。在发展的前景下，我们似乎忘却了中国古代神话传说中，自然对先民暴虐的一面，即便在科技发达的今天，人类仍难以抗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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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世界上所有的夜晚”：城市中社会疼痛的遮蔽
在迟子建的小说中，现代城市社会存在诸多痼疾，在看似光鲜亮丽的城市外衣下，隐藏着生存的尴尬与残酷、凄苦与悲凉。迟子建通过勾勒城市底层人物的日常生活图景，掀开温情脉脉的生活面纱，暴露出现代社会中道德伦理的失范，信任能力的消弭等问题。作家在看似平淡的描写中，剥离出城市文明进程中存在的诸多问题，并在疼痛中分析造成这种社会现象背后深层次的原因。迟子建以深刻的洞察力与理性的思索，同时也因情感的节制、与敢于直面现实的勇气而使小说更加的“深沉”[1]。
现代城市中人们工作忙碌、活动空间多元，“家”逐渐成为流转的空间，情感危机、婚姻问题也随之而来。中篇小说《第三地晚餐》讲述了三类不同层次的婚姻问题。《寒市早报》的编辑陈青，偶然午间回家休息，洗完澡换上丈夫马每文送给已故前妻的睡衣，平时对这件衣服唯恐避之不及的陈青，这一天特别钟情于它，好像睡衣上“凝聚着冰凉的雪花”，能驱散浓重的暑气。与此同时意外回家的丈夫看着此时“衣着不凡”的妻子，十分欣喜，产生了强烈的性冲动。陈青误将丈夫对她的情意视为对前妻的念念不忘，不仅在丈夫求欢时狠狠地拒绝，甚至还嘲弄般的将睡衣撕碎。“那道裂痕如同天际线，将天与地分开了”[2]，两人也正式分居，“第三地”的故事开始出现。但小说没有按以往婚外恋小说的逻辑，将陈青塑造为一个怨妇形象，而是选择默默地与丈夫进行着“第三地”的对抗。周末两人分别去往不同的地方，陈青享受着为别人做晚餐的幸福，马每文则四处寻觅愿意为自己做晚餐的女人，两个人各自在别人的故事中反思自己看似庸常却不乏幸福的小日子；陈青的母亲因意外失去一条胳膊，身体残疾所造成的地位低下使得她只能嫁给又矮又丑的陈大柱，整天低眉顺眼，生活如奴隶一般。然而低姿态、尽心力的生活并未获得一点温暖，反而几次三番目睹陈大柱因抵挡不了“两条胳膊的温暖”，和楼上王卷毛“私通”的场景。最后不堪忍受的陈母，将丈夫杀害。她在报案时固执地重复一句话，“我杀了那个用两条胳膊搂抱我男人的女人和非要搂两条胳膊的我的男人”[3]；寒市最优秀的建筑师徐一加，对待家庭生活是一位“游刃有余”的两面派，一方面欺骗妻子，维持家庭和睦，另一方面却不断通过出轨寻找刺激和新鲜感，将女人玩弄于股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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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理想的求索：城市“在家感”的隐喻性建构
第一节 城市空间的情感投射：寻找舒适的“家”
随着《黄鸡白酒》《起舞》《晚安玫瑰》等小说的发表，我们发现迟子建笔下的小说与城市生活越来越密不可分。她并未将视线局限于自然乡野，而是怀着对“原始风景”的眷恋，书写并寻找人类未来走向的城市家园。迟子建将城市中自然风物的描写与人的精神境界与心理情趣相结合，并以老街旧巷中散发的“自然之气”言说城市空间的舒适感。同时她通过描摹静谧神圣的大教堂，传递出独特的城市文化符码，在人与城同构的历史中体悟所属空间的归属感。当然，90年代后迟子建开始在哈尔滨学习工作，她笔下的城市也多以哈尔滨为原型，并在此基础上赋予这座城市诗意和色彩的想象。
“中国人遵循天人合一的思维模式，很早就养成对自然景物的敏感，常常体验着自然物象的人间意义与诗学情趣。”[1]毫无疑问迟子建也继承了这样的文化传统，她对自然的崇拜早已渗入骨髓，且成为其小说创作始终关注的母题，城市书写当然也不例外。迟子建所勾勒的城市空间始终与大自然有着丝丝缕缕的关联，小说中不仅对城市自然风物大加着墨，而且特别突出人物置身其中所引发的幽微的心理情趣与超然的精神境界。迟子建正是在城市环境与自然景物的交融相映中展现了城市空间的舒适感，并体悟这样的城市空间所带给人的强烈的归属感，从中也表达了城市与自然相拥才是理想而又舒适的城市之“家”。
哈尔滨素有“丁香之城”的美称，每到春季满城丁香盛开，芳香四溢、沁人心脾，一直钟情于大自然的迟子建也毫不吝啬笔墨。在《晚安玫瑰》中，迟子建盛赞公园里的紫丁香犹如团团紫云，街道边的白丁香则像一条洁白的哈达。并视丁香花的香气为银针，“把你严冬时堵塞的毛孔，温柔的挑开，将暖融融的春光注入你的肌肤”[2]。《起舞》中则直接指出每年春天丁香花盛开之际，都会带给老八杂人犹如“蜜月般的气息”。丁香花的存在，把人们对自然的种种感悟、联想与城市空间融为一体，不仅刺激着人们的感官，也改变了城市空间的境界，无形中拉进了人与城之间的距离。丢丢因为半月楼前盛开的丁香花，对陌生的老八杂有了回家的感觉；齐耶夫因为完好的保留了一株已经过了花期的丁香花而收获了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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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城市文化的精神指归：重构“家”的神话
城市文化是一座城市的灵魂之所在，它不仅是城市居民特质的体现，同时也是“人们感知城市变化和进行自我身份认定的核心”[2]。对于城市居民而言，最难能可贵的就是在多年不断变革的城市中依然可以找到能够进行自我身份认定的较为熟悉的文化气息和文化景观。这是一座城市的特质，也是人类理想的精神家园，迟子建在小说中对此进行不断的追寻。在她看来，城市的发展缘于人们对家园的不断探索，无论城市的外观如何演变，对家的体认和构建理想家园的初衷都不应发生改变，这也是城市人归属感的来源。基于此迟子建在小说中不仅对城市景观进行自然化和神圣化的着重呈现，突显城市空间上的“在家感”，而且从城市情感核心和精神根基的角度讲述“在家感”。迟子建将家的职能高度纯化为一种城市情感核心，通过家长式的老人的指引，感悟“家”给予人的精神支撑。同时将笔触伸向城市历史，以期为重构城市中“家”的神话寻找历史根基，在历史记忆中挖掘城市精神的内核。
“家”对于迟子建而言有着异乎寻常的意义，不仅塑造了她良好的个性心理，也对她将来的文学创作产生很大的影响。迟子建六岁时在漠河乡的姥姥家生活过一段时间，东北边陲如诗如画的自然风景以及朴素而又多彩的民风民情深深地浸染着她幼小的心灵。而姥姥、姥爷与亲人邻里之间的默默关怀也让她懵懂的感知到生活的乐趣和家的意义。在颇有自传意味的《北极村童话》中迟子建以儿童视角讲述了“我”从姥姥逐渐粗糙松弛的皮肤与佝偻的身躯上感受到了生命的离去；从姥爷隐瞒大舅去世消息的悲痛中明白了亲情的含义；尤其听到好朋友苏联老奶奶突然去世的消息，“我”感觉自己一下子长大了几岁。北极村的故事在看似普通平淡的日常生活之下，涌动着一股真挚动人的情感，成为了她对家最初的也最深刻的体悟，给她的人生与创作都注入了一种活力。90 年代走入城市的迟子建面对“在家感”的日渐衰落，不余遗力的花费笔墨书写并歌颂这些情感带给人的抚慰，希望给予城市中的漂泊者以心灵安慰，成为迷茫者精神救赎的镜像。随着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在现代城市生活中“家庭不再是物质生产单位，主要是生命生产空间和个人情感寄托场所”[1]，家庭的情感功能凸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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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温情的叙事：城市“在家感”的诗性言说..........................54第一节 含混与流动的叙事意象...............................54
第二节 化沉重为轻逸的叙事模式..........................59
第四章 隐蔽的对抗：关于城市“在家感”书写的价值............................64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疗救与引导.................................64
第二节 城市生态美的意境营造..............................69
第四章 隐蔽的对抗：关于城市“在家感”书写的价值
第一节 柔中有刚的疗救与引导
在中国新时期文坛上，出现了一个特殊的作家群体，他们生于乡村长于乡村，后来通过升学、参军、招工等各种途径走进城市，开始书写城市，陕西文学评论家最先注意到这一特殊群体，并将他们命名为“农裔城籍”作家。此后这一称谓就特指“通过知识获得解放得以从农村走出来最早到城市追梦的人”[1]。如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的沈从文、郁达夫等，当代文学史上的贾平凹、莫言、刘震云、阎连科、刘醒龙、迟子建、东西、鬼子、徐则臣等。由于相似的人生阅历，这些作家对于城市的书写在某些方面呈现出较为相似的审美追求。对于这些作家而言，“他们的城市经验是想象的，情感体验往往大于实际经历，他们有着严肃认真的创作态度、独立审视的目光和深远的创作意旨”[2]。对于城市这些作家自然而然的表现出一种复杂的态度，一种中间的状态，这也是他们相较于“城裔城籍”作家、知青作家和草根作家的独特之处。
作为其中一员，迟子建显得朴素、典型而又独特。与其他“农裔”作家一样，迟子建也对城市底层人民的生活状态寄予了深切的关怀。《百雀林》中描写了农民出身的周瓦明靠着自己吃苦踏实的精神在城市中站稳了脚跟，娶妻生子，生活安静而幸福。然而好景不长，乡下的亲戚在得知周瓦明的境况后，所遇到的大小事情都来找他，理直气壮的在他家混吃混喝，原本的温馨的小家成为了嘈杂的收容所。最后为养活亲戚入不敷出的周瓦明对生活工作失去信心，婚姻也无奈解体。我们在许多关于农民工进城的小说里都可以看到相似的情景，他们身上肩负着一个家族的希望，一人出息，全族受益，原本艰辛的城市生活在这种价值理念的重压下举步维艰。《野炊图》则极具讽刺意味地展示出城市底层人民上访而不得的图景。为了避免省委书记视察时出差错，黑眉献计，把林场的三个上访“钉子户”骗往偏僻的山地，名义上在野炊之时开“座谈会”，实则剥夺了他们向高层领导申诉的权利。小说在他们酒足饭饱放松警惕互诉苦水的过程中，道出了城市底层人物在社会中尴尬而又无奈的失语状态。对这些小人物而言，城市更像一件光鲜的外衣，掩藏在它里面的是难以诉说也无处可说的辛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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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宁静的乡村到喧嚣的城市，在迟子建的小说中，“我们依稀觉察到一种打通城乡的努力，她的人文关爱并没有局限于自然乡野，而是漫延到她熟悉的城市中来”[1]。迟子建曾说：“小说家所要做的，是推开一扇窗子”[2]。作为“农裔城籍”作家，迟子建坚定地推开了稍有隔膜的城市之窗，选择用饱经风霜后豁达诚挚的情怀关注城市的发展以及城市中的芸芸众生。迟子建在对城市文化进行批判的同时，也渐渐认同了城市在某些方面具有的优越性，在这一过程中作家始终不忘将温情冷静倾注在小说中，探寻城市发展的生态美。
面对复杂的城市，迟子建正视其中的“污浊”，对一些卑劣可恶的行径给予适度的展现，在悲悯宽宥中召唤着人们内在的善与其所持有的美好德行。此外在对以哈尔滨为原型的城市书写中，迟子建还表现出超凡的想象力与执着的探索精神。她将自然与城市建筑融为一体，以丰富灵动的想象勾勒出“清丽”的城市形象，“它们的存在，也为现代都城提供了再造自然的典范”[3]。迟子建透过城市现实追溯城市历史，使得历史穿透现实的迷障，满怀期待地建构出独具特色的城市形象。最为重要的是迟子建试图为城市中的人们寻找一个灵魂和精神的栖息地，寻找具有“在家感”的城市家园。她以温厚激活平淡的内核，以清逸消弭惨烈的重压，在诗意又不乏日常之气的叙述中带给读者慰藉与启迪。当然迟子建在构建理想城市时，也不忘提出一些问题，尤其是在涉及农民工题材的小说中，主人公所遭遇的心灵和身体同时面临被悬置的尴尬处境。迟子建直面这种悲剧性的存在，从人类生存的角度出发正视并思考城乡之间的差距，打破了长期以来城乡二元对立的文学观。而如何看待并处理城乡之间的矛盾也是迟子建一直思考的问题。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