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20 世纪 20 年代语丝社时的林语堂形象
第一节 创刊《语丝》与浮躁凌厉的文风
1924 年 11 月《语丝》于北京创刊。鲁迅、周树人、林语堂等 16 人是杂志主要撰稿人。他们提倡让每个人都说自己的真心话，不说别人的话并视《语丝》为“心语”园地。林语堂与胡适有私交，林考虑投身于《语丝》社。在林语堂看来胡适从属于门阀派别，社团写的主要是用于仕途的政论文章。林语堂认为胡适等人有明显的政治倾向，不反对北洋政府而是投靠政府，换取仕途。林语堂看中《语丝》是因为能说自己的话，不受制于人，不说别人让你说的话。《论语丝文体》语丝社没有“使命”，比以精神为傲的政策刊物有过之无不及。《语丝》是刊登文章与思想的阵地，珍贵处是说自己的话，不说别人的话，大家谈话主题不受限，言语随意，不受约束，唯一要求大胆与诚意。诚意就是不说别人的话，有诚意，言论有益于世，贬损中和稳健的人。办《语丝》绝对不要来做主持公论，此处发表私论，打破学者尊严面孔，相信真理。坚信发表自己所要说的话，要打破常规，打破桎梏个人的思想尽自不同，但对于一切专制独裁的对抗终究难有区别。
知识分子与青年是我国特别社会阶层，孟子曾言，士志于道，承担社会道义是知识分子有别于其他群体的特征，当和谐的社会发生动荡时，这些先进的群体会站出来用自己头脑中的价值以及知识体系启迪民智。近代中国，拥有传统观念的历史文化受到西方文化的侵略，导致知识界思想混乱，正如新文化运动中出现的各种思潮思想主义如雨后春笋般的出现一样。此时的国家也进入了战乱频发的多事之秋，军阀混战，北伐失败，政权更替，而知识分子理应成为人类文明的维护者，他一方面抨击不当的社会制度，一方面又致力于促进社会价值的实现。林语堂与鲁迅、周作人、钱玄同、刘半农等新文化运动的推动者比较，林语堂只是文学界新人，但是林语堂凭着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年轻和冲锋陷阵的勇猛精神，毫无畏惧的言论，痛快淋漓的抨击现实，语言泼辣无畏，在短短一两年的时间里，林语堂作为《语丝》明日之星晋升成为‘打狗运动’先驱。30 年代被鲁迅批“浮躁凌厉”之气纵观林语堂的一生，他激烈地批评过、甚至骂过许多人。其中，北洋军阀、现代评论派中的正人君子，南京国民政府当局及其官僚政客等，也赞扬过不少人，包括中国古人，外国人，在现代人中林语堂赞扬鲁迅，蔡元培，胡适，孙中山。《语丝》时代的林语堂是鲁迅的忠实拥护者，无论是作文还是生活他都与鲁迅站在同一战线，两人惺惺相惜以笔为刀剑，是抨击时弊的战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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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身先士卒的“打狗急先锋”
1925 年 5 月国内爆发五卅运动。事后北平各大机构学校青年工人相继揭竿而起将反帝爱国运动推向最高潮，学生罢课，商人罢市，学生走上街头揭露惨案真相。林语堂也义愤填膺参加了学生游行队伍。五卅惨案后，教育总长章士钊主持教育部会议，规定小学学生必须读经，从四年级起，以后每个礼拜都要从学业里抽出一小时用来念习古旧的经书，即所谓推行“读经救国”妄图从古来经书中寻找良药治国。林语堂当即发表《谬论中的谬论》我们现在可以看出‘勿谈政治’的由来及其较广大的涵义。在一个官国内，鼓吹舆论，有些不对，不但为当权所嫉恶，且将为文人唾弃。我们今天说出“勿谈政治”是中华民国政府理应的政治与政府行径彼此一致，合为体系，分不出哪个是因，哪个是果，实际为我国人对政治不屑态度劣根性而已。今天我们说出闭门读书，非确实闭门读书，是吾国人意识形态软弱的护符而已，是我国人自古来政治性劣根性体现。若由这方面考求，我们才明白意识形态与不谈政治，乃当今吾人的关键性缺陷，驳斥政府借学生读经念书转移学生对政治的关注。这个人心被点燃全体沸腾时刻，林语堂不在北平却密切关注北平时局变迁，创作《祝土匪》是应莽原社朋友要稿而创作的。他言及当今中国的言论界，依中国今日此刻此地情形非有些土匪傻子来说话不可并将自己称之为主动请愿揭竿反叛的土匪傻子，并以自己也是这样的土匪傻子为荣。他认为现在的“绅士”“学者”，处处顾忌脸孔，丧失骨气，甚至为了尊严，宁愿舍掉骨头。土匪不投降于政府，不投降于大众，信奉真理并愿接受“独身主义”并且土匪傻子也不是今日中国特有之产物，有史以来大思想家都被当代学者称为 “土匪”“傻子”过。土匪傻子在草莽间生存，不愿居于庙堂，不因利益与官僚为伍，愿坚持独立性，慷慨言论为真理喝彩，面对北洋政府毫无畏惧并且与鲁迅并肩作战从舆论上声援学生，展现出斗士一般的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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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20 世纪 30 年代林语堂小品文的创作文风
第一节 会心的幽默
林语堂在上世纪中期，筹办报刊，到处倡导幽默小品文，文学界迅速刮起“幽默文学”热潮，尤其在青年人中大行其道。1933 年被誉为“幽默年”，林语堂提倡的“幽默”“性灵”小品文热闹过一阵子，一时间，天下无不幽默。林语堂声辩自己不过是办个幽默刊物而已，没有野心，声称欲据牛角尖负隅以终身，表明只想在牛角尖里求一隅安身之地，露出“厌战”和“避战”的意向。
1932 年《论语》发刊“大家谈起要出一本报刊来解忧消闲，发发牢骚，解解闷气，刊名谈时最长，希望能有一个雅俗共赏，有吸引力、影响力，要喊得响、站得起，难以置信又雅致，又是大家都熟识用来一炮打响，出奇制胜。[1]”从“林语”两字悟出孔子《论语》两字，最后刊物定《论语》。在林语堂看来，他创建的《论语》说道鉴于世道日微，民心渐危，发了悲天悯人之念，办一报刊，聊抒愚见，以表彰社会国家。在《论语》第 3 期《我们的态度》中，林语堂特别强调《论语》月刊以倡导幽默风格文笔为最终目的，不是专载的游戏不是为出新《笑林广记》做准备，供人家茶余酒后谈笑资讯。在政治性社会变革中保持中立，文学上写实主义，对现实发表一些态度，希望能促进国家进步。以“笑”代言，促进人们“头脑清醒”，不高谈阔论放空言，只愿表达些现实问题。现在的使命不是再辛辣讽刺了，而是让青年读者学会观察现实，无论何人，都在人生的舞台扮演着各式各样的角色，只有局外人才能看到真实的自己，所以以滑稽幽默的语调只希望青年头脑清醒的观察社会。“对于政治，可以少谈一点，因为我们不想杀身以成仁[2]”减少讽刺文字，换以幽默小品文，不宽待思想文化的荒谬。
1926 年 12 月鲁迅在《<说幽默>译者附记》写道：将 humor 这字，翻译做“幽默”，是林语堂首创。因为那两字或许包含意味，非常容易误读“静默”“清幽”等，所以我并不大赞成，向来没有沿袭。但想了几回，也想不出别的什么合理的字来，但还是用现成的完事，最终认可了林语堂提出的幽默。因为人的智慧已启，只要有非常的信念参透道义，言语近情，自然会写出幽默作品。总之，林语堂是把“幽默”放在文化学上论的，认为幽默是一种人生观，是一种智慧。在中国，国人对于幽默存有误会。文学中的幽默，林语堂认为文学中的幽默不同于文人的滑稽文章，性灵派文人与正统文学之外的稗官小说可以被认为是幽默的文学。中国的戏曲、小说、传奇、平话，乡野小调等多幽默，都能找到让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我国的正统文学绝不许存在幽默，因其担心幽默之风盛行，人民生活便不受礼仪约束缺乏严肃性，有违儒家伦理道德观念纲常等的规范。正统文学视幽默成分如同道学视女子为危险品般忌讳，因其不懂幽默之妙用。所以，在林语堂看来，幽默实为人生之一大快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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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闲适坦荡
1935 年林语堂开《宇宙风》大力宣扬“自我的中心，闲适的格调”杂文章。闲适格调指悠然自得的心态，林语堂认为做文应如聊天，应具有闲适跟随意性。林语堂将其译为“闲适格调”。小品文应不受章法，作文规则约束。闲适的文学体裁让我们望见一个衣着淡抹素服的村女，江畔洗衣，头发微乱，一扣不纽却真实动人。小品文创作应有四字：清、真、闲、实。闲者，即闲情逸致。
现代人作文多在遣词造句上下工夫，或是看重格调章法，受文言文影响不善闲谈。小品文口吻与此派有所不同。吾最喜此种文风，因读来如挚友闲谈，推诚相与，易见衷曲；当其坐谈，亦无过瞎扯而已，及至谈到引人入胜之处，容光绽放，亦多入神入意之作。或阐释至理，参透妙谛，或探讨人世，谈言微中，三句半话，把一人性格比喻的惟妙惟肖，或把一时间的政治局势表现得拿捏到位，大家相视莫逆，意会神游，此种悟性，又非说教所达致。对话中经常出现此种境况，不然现今人何以有“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林语堂认为闲适的笔调启人智慧，发人深思，读来轻松自然，能在轻松的氛围下一语道破玄机。林语堂认为写小品文推崇闲适的笔调，谈话的格调也需要闲适。智者多数拙于言谈，善谈者多数不是智者。林语堂曾认为谈天这桩事仅限于一群富有闲适精神的人当中，写意、平心气和、幽默自然的时候方能得到。时间最好以夜谈为最佳选择，谈天所涉及的内容可以是人神鬼怪，国内外大事，亦或是家长里短，最重要的是碰见一位真正谈天的朋友。谈话最佳以毫无顾忌的亲密方式进行，谈及尽兴处，坐姿举止一切都变得自由而任性，谈话内容可漫无规定，眼前一笑皆知己，举座全无碍目人。林语堂认为若要想作文与谈话达到一种至高的境界，是需要心灵先经过发展。在心灵发展前，最重要的是要有闲适生活的滋润。所以，闲适生活不是懒散无为它能滋养人的心灵也能直接促进作文与谈话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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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20 年代至 30 年代林语堂形象演变原因.................23
第一节 自然与家庭环境塑造下的性格.................23
第二节 白色恐怖下的自我认知................25
第三节 经济效益的驱动 27第四节 弘扬我国传统文化的愿景................28
第三章 20 年代至 30 年代林语堂形象演变原因
第一节 自然与家庭环境塑造下的性格
自然环境对人性格形成会产生影响。《汉书 地理志》记载“凡民禀五常性，有刚柔缓急，声音不同，系水土之风气，故谓之风。”在中国山水田园一贯被认为是隐逸之士休憩的理想场所，林语堂也曾说“崇拜田园的生活的心理渲染着中国文化，至今官僚者讲到‘归田’生活，颇有表示最风雅最美悦最熟悉的生活之意。[1]”林语堂生于福建南部平和县的坂仔乡（漳州龙溪）在他的童年中故乡及父亲对他影响极大。坂仔乡四面环山，有一个被当地人称为“东湖”的湖泊。湖水不深只能走小船，大船无法通过。在最浅处，划船的人甚至卷起裤腿直接跳水，举舟而过。南面山水云山雾罩。在乡情小说《赖柏英》中林语堂说到，我们童年的日子，年少时的事物，我常去下河捉小鲛鱼，泡水让脚丫子凉爽下来的溪水---这些单纯又饱含稚气的事，虽然你并不常想，可这些东西，常常定格于你内心深处没有被淡化。“少居漳州和坂仔之乡，崇山峻岭，使人感到夜不能寐。凡幼时所听见歌声，所见风景，所食之味，所闻清香，类皆沁入心脾，在血液中循环往复，不免使人触景生情，不能自己。”
功成名就后的林语堂曾激动的说“自己的观念和简朴的思想，基本上是得之于闽南坂仔自然秀丽山川。这些都源于少时家乡的这些山景。提倡质朴的日常生活和品行高洁的观念 似乎都是源于这些山景的缘由。[2]” 可见，林语堂童年生活环境将山水田园的生活意趣根植于林语堂的内心，所以，林语堂性格中清静无为，不争强好胜的道家思想也受其生活环境的影响。童年恬淡的生活造就了林语堂对幸福的理解，“幸福，一是睡在家的床上。二是吃父母做的饭菜。三是听爱人给你说情话。四是与孩子做游戏。[3]”年老时的林语堂最快乐的时光就是与孩子玩耍，到了老年他仍保有童真童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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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 语
林语堂曾受到批判，他曾与鲁迅并肩战斗，后与鲁迅各自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鲁迅仍坚持战斗，以笔为武器，不畏强权，揭示反动政府的黑暗，而林语堂则渐渐退出政坛，先后去厦门大学教书，担任文科主任，因其早年留学经历，英文流利，先后出版《开明英文读本》《英文文学读本》《开明英文讲义》得到学生一致好评，他又不惜血本，发明中文打字机，又倡导“幽默”“闲适”“性灵”的小品文以及悠闲的智慧生活。这与早年的浮躁凌厉战斗风格形成鲜明对比，在价值观中，早年林语堂推崇孔子儒家入世思想，投身革命运动洪流中实现自己改造国民性的使命，他不惜以一己之力对抗政府，揭露政府黑暗，在运动中身先士卒，导致最终被打伤被段祺瑞北京政府归入黑名单。30年代的林语堂转而信仰老庄道家思想，提倡闲适生活，观察万物并从中得到智慧。他提倡生活的艺术，并从中国传统的文人情趣中寻找可供欣赏，玩乐之物。生活的艺术是具有凭借文人思想，生活情趣改造人心的意义，它立足于文化与自然的和谐共处，凭借近情与幽默的智慧人物观，实现生活与人生融洽的境界。中心思想是“近情”对生活有情，对社会有情，对人生有情，不仅做文章“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做人时也需要有做真实自己的勇气，要有自己的个性，不去效仿古人，回归人本位思想，显示出中国古典式生活气息。此间的转变，是与时代浪潮相统一的。
上世纪 20 年代中国政治风云变幻莫测，国家先后历经新文化运动，五四运动，西学东渐，启蒙思想开始启迪民智，不得不说，此时知识分子的人生选择与国家政治局势一道沉浮，林语堂之所以做人生的转型与时代变迁，经济原因，成长环境等有很大关联，但无论是选择作斗士或是作居士都归根到底都出于天性，因其发现自己天性是食草不是食肉，这些都导致林语堂从激进转为保守。不仅是文风的转变，题材内容选择上也有很大的变化，从杂文写作到小品文再到向欧美传递中国传统文化《吾国与吾民》《生活的艺术》，在其中他大肆赞美曾经在 20 年代批判的中国传统文化的中庸，惰性态度。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