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发展中的《鐘山》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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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19960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研究,作家王蒙评鐘山:“求新,但不吹吹虎虎,操守,但不自迷自醉,亲切,但不拉扯庸俗,实在,但不寒酸短见,奋进挣扎,但不钻营投机,勇敢探索,但不装腔作势,风格不错,真金陵人杰地灵之成就也。”[41]回首《鐘山》四十载,正如王蒙先生所说那样,他求新却不花哨,操守却并不自迷,亲切而不庸俗,实在而不寒酸,奋进挣扎又勇敢探索。它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初露头角,注重文学创作与批评,准确把握文学发展的节奏,主动地介入文学活动,策划“新写实小说”,引领了文学潮流。再到九十年代期刊普遍陷入艰难境遇时,它在多种尝试中探索,在改版大潮中明确“纯文学”定位,联合倡导“新状态文学”,最终成功冲出重围。新世纪以来,《鐘山》借助网络平台拓宽传播渠道,积极应对网络挑战,不忘初心坚持做真正的“纯文学”期刊,一路走来,《鐘山》更加自信而稳重。

1 绪论

1.1 选题背景
1.1.1“重写文学史”热潮下的期刊研究热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以来,在“重写文学史”思潮的影响下,学者们试图突破以往的文学史研究模式,寻找新的研究视角和价值评论点,对中国现当代文学做出新的解读。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化,文学社会学研究逐渐发展起来,研究视角从以往的作家作品、文学社团、文学流派、文学运动、文学思潮转向如文学生产、文学机制、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等传统文学研究极少关注的领域。陆雪琴在《文学史的见证与参与——论文学期刊在文学生产中的作用》一文中认为“把文学研究的视野从纯粹的文本研究扩展开去,关注文本生成的潜隐结构,考察文学生产制度内部的权力构成,成为二十世纪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一种新的趋向。”[1]九十年代以来,文学研究的视野不断拓展,期刊研究逐渐升温并形成一股热潮。对于现代文学期刊的研究系统、细致,成果颇丰,如关于商务印书馆、《新青年》、《小说月报》、《现代》等出版社、刊物与现代文学关系的研究等。
周仲谋在《论近年来的现代文学期刊研究》一文中谈到文学期刊研究热兴起的原因,从外部因素来看,是受到西方学界研究重视原始资料这一严谨治学态度的影响,西方后现代文化理论、大众传媒理论的引入,也为期刊研究提供了新的理论支撑和阐释可能;就内部因素而言,期刊研究热是学科自身发展的内在规律使然,包括对前人重视一手资料治学传统的再次彰显以及在“重写文学史”的实践下重视对原始资料梳理等方面;对于研究者来说,重视期刊研究则是应对学科“边缘化”、追求突破创新的自觉选择。文学期刊作为中国在现代化进程中最重要的文化传播媒介之一,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与发展有着密切关系。整个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前后,文学期刊在社会生活和文艺领域扮演了相当重要的角色。期刊研究的介入,有助于还原各类文学现象的原始面貌,也使得中国现当代的文学研究视角从以往的作家、作品解读开始转向对文学生产、文学机制、文学接受和文学传播的领域上来,对拓展和深化中国现当代文学的学科体系有着重要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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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国内外研究动态与评析

1.2.1 国内研究动态与评析
从目前国内文学期刊研究的宏观上看,现代及当代文学刊物研究早已不同程度展开,研究对象多集中于现代文学刊物,如《新青年》、《小说月报》、《创造》、《语丝》、《莽原》、《文学杂志》、《文艺复兴》、《现代》等,有代表性的论著有刘增人等撰著《中国现代文学期刊史论》(2005)、李楠《晚清、民国时期上海小报研究》(2005)、杨联芬等《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期刊与思潮1897-1949》(2006)等。对当代文学期刊的研究则相对较少,其中影响较大的论著有邵燕君《倾斜的文学场——当代文学生产机制的市场化转型》(2003)、陈霖《文学空间的裂变与转型——大众传播与 20 世纪 90 年代中国大陆文学》(2004)、黄发有《媒体制造》(2005)、李明德《仿像与超越:当代文化语境中的文学期刊》(2007)等。这几部专著均是围绕文学传媒与文学的互动关系以及文学的转型展开,邵燕君借用皮埃尔·布迪厄的文化生产场域理论来分析当代中国的文学生产,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新的切入点;黄发有从文学期刊、文学出版、跨媒体传播三方面,结合期刊策划与文学制作、文学出版的文化转型、影视与文学关系等多个热点话题,剖析了九十年代以来当代文学的发展与变化,拓展了文学与传播的研究视域。学界对于《鐘山》的研究也相对薄弱,仅取得了少量成果,以“《鐘山》”、“《鐘山》期刊”、“《鐘山》杂志”等关键词在 CNKI 论文数据库中检索,发现仅有一篇硕士论文和一篇博士论文,说明对于《鐘山》的研究还有很大的拓展空间。该部分将对当代文学期刊和《鐘山》的研究现状分别作以梳理。

综观学界目前对中国当代文学期刊的研究,逐渐从对发表在期刊上作家作品的分析发展到对于期刊外围生态环境的考察,以历时性线索观照,当代文学期刊研究的侧重点有所不同:一是建国后到 1978 年,主要是针对意识形态对文学期刊的影响;二是八十年代,集中表现为文学思潮与文学期刊的互动;三是九十年代以来,以分析文学期刊生产改制的现象和原因为主。这些研究之间彼此交织,

相互渗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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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八十年代:《鐘山》的创刊与崛起

2.1 创刊:立足江苏,放眼天下

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后期,改革开放的春风吹响了思想解放的号角,这股春风无疑推动了文学期刊的迅速发展,迎来了激情洋溢的社会主义文艺春天的到来。一些在“文革”期间被迫停刊的期刊开始复刊,如《收获》、《人民文学》等,而江苏的《鐘山》、北京的《十月》和《当代》、广东的《花城》、安徽的《清明》和湖北的《长江》等多家大型文学期刊也在这时相继创刊。“1976 年底全国有 542 种期刊,1978 年底增长到 930 种”[3],这一时期以大型文学期刊为核心主体的期刊发展,凝聚了文学传媒的新力量,为八十年代中长篇小说的生长提供了肥沃的土壤。从 1978 年到 1980 年间,一些与外国文学相关的文学期刊也相继创刊,如《外国文艺》、《外国文学研究》、《外国文学》、《当代外国文学》、《苏联文学》等,文学期刊开始推开中国之窗,着眼世界的文学发展,为当代文学创作提供了开放性的思路和视角。《鐘山》也在此时运应而生,1978年试刊 3 期后,1979 年正式在南京创刊,是在改革开放的号角下创办的第一批大型文学期刊之一。而《鐘山》选取位于六朝古都的南京创刊有一个很重要的背景,即南京拥有足够大的作家群及丰厚的历史人文底蕴。因为在作家、期刊和读者之间不断建立的互动交流关系是期刊生存的重要因素,而选择在一个拥有较大作家群的地方创刊,在一定程度上起到了对期刊发展的保障作用,多年后当我们考察《鐘山》之所以能够在全国期刊中拥有一席之地时,发现很大一部分原因来源于此。《鐘山》与作家群之间四十年来的团结信任关系,构成了《鐘山》能够在非一线城市发展并成为“四大名刊”之一的重要基石。毕飞宇先生在纪念《鐘山》创刊四十周年的“《鍾山》与新时期文学进程”学术研讨会上讲述了自己与《鐘山》的关系,“以我写作以后跟《鍾山》的关系来讲,在我人生里面有一个东西至关重要,就是编辑跟作者的文学互信。”[4]作家王安忆曾说:“偌多年来,我与《鐘山》可以说是互为支持,同舟共济,因为我们是在同一背景下成长起来,那就是思想解放和尊重个性。”(《鐘山》1996 年第 1 期)“《鐘山》于我,称得上有恩。开始的时候,它不嫌弃我无名,后来,它不惮我有争议,再然后,它不娇纵我任性。它不允我怡惰,亦不压榨。它惠顾我,但决不利诱,它与我永远不离不弃。”[5](《鐘山》创刊三十周年纪念,2008 年 9 月)编辑和作者的互信合作构成了出版工作的基础,二者之间相互选择、相互配合并且相互依存。在构建期刊和作者之间的良好关系方面,《鐘山》做出了巨大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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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蓄势:创作与评论并重
随之到来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期,也是文学期刊鼎盛发展的时期。在思想解放的浪潮下,国家的政治与文化政策环境逐渐放宽,期刊之间的竞争加剧,八十年代中后期期刊力量之间的对比悬殊出现,因而一些期刊开始寻求新的创刊特色,编辑们也开始探索创新性的办刊路线。一些作家协会和文联机关刊物纷纷易名,在国家政策的统一调配中,牵一发则动全身,这也体现了文学传媒和作家之间相辅相成共进退的合作关系。如 1980 年 4 月,《宁夏文艺》改名为《朔方》,《新疆文艺》改为《新疆文学》。1981 年,《甘肃文艺》改名为《飞天》,1984 年,《西藏文艺》改为《西藏文学》。从中我们“不难感受到作为作家协会和文联机关刊物的文学刊物,已经被纳入到统一的制度性调控体系之中,一旦政策有所改变,就会形成从上到下、从中心到边缘的联动反应。”[6]1983 年《长春》改名为《作家》,宗仁发先生评价这次改名对于《作家》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作家》的易名“标志着一个地方性杂志的结束,开始以一种全局性的眼光,将其放到更宽阔的背景下去思考。这不仅是名字的改变,整个编辑思想都改变了,这奠定了今天《作家》的基础。”[7]《作家》的探索是积极的,将期刊发展放到全局性战略之中,正是这种开放求变的思想,使得期刊开始主动适应市场化改革,力求寻找改革之风下的期刊求索路。

《鐘山》也不例外。在 1982 年第 3 期,《鐘山》正式推出其特色专栏——“作家之窗”,该栏目集作家创作与作品评论于一体,使得作家作品、创作谈和作家作品评论共同铺展开来,这一专栏的开设不仅为《鐘山》赢来了读者的兴趣,也增强了刊物对作家的吸引力,更加丰富了《鐘山》的发刊内容以及文学涵养。它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读者和学者的“期待视野”,也将作家、作家创作、文学作品和读者有效地结合起来 ,在期刊编辑队伍的主动的介入下,文学活动开始变得生动起来。“作家之窗”打开了读者和研究者对作家及作家作品的探索之“窗”,这个“窗口”活跃了文学活动最为重要的四个要素,促进了作家和读者的再创作,它将作品和作家,文学评论和文学思潮动态结合起来,丰富了文学实践活动的内涵。文学创作与文学评论并重的做法在《鐘山》得到了延续,后来开辟的“钟山论坛”、“微型作家论”、“河汉观星”、“将心比心”等专栏,将文学评论这一特色延续下来,构成了《鐘山》的一个办刊传统,它丰富了刊物的内容,进一步深化了刊物的文学性。在文学发展过程中,文学创作和文学批评是不可分割、相辅相成的,文学批评不仅会直接介入文学创作,还会影响和改变作家的文学创作活动,让文学作品充满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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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九十年代:《鐘山》的困境与突围……………………………20
3.1 短暂失语:“新写实小说”式微退场………………………20
3.2 多种尝试:明确“纯文学”期刊的自我定位……………………21
3.3 成功突围:联合倡导“新状态文学”……………………23
4 新世纪:《鐘山》的坚守与应变……………………26
4.1 栏目变化:面向市场,关注现实………………………26
4.2 网络挑战:开放姿态,贴近读者…………………………30
4.3 不忘初心:始终坚守“纯文学”立场……………………31
5 回眸四十载:《鐘山》的启示与反思………………………34
5.1 范例:对当下文学期刊的启示………………………34
5.2 助推:对当代文学的作用………………………36
5.3 见证:对“重写文学史”的反思…………………………38

5 回眸四十载:《鐘山》的启示与反思

5.1 范例:对当下文学期刊的启示

《鐘山》从一家地方性的杂志逐渐发展成“四大名刊”之一的大型纯文学期刊,其首发的作品先后获得茅盾文学奖,鲁迅文学奖等近百项的文学大奖。除了首发作品获得诸多荣誉外,《鐘山》还在 2017 年获得江苏省第二届“十强”社科期刊称号,江苏省新闻出版政府奖,第六届华东地区优秀期刊奖。不仅如此,它还入选了美国 BOWKER 公司出版的国际权威性大型期刊目录《乌里希国际期刊指南》,成为世界了解中国文学史的重要途径。《鐘山》一直以来的大气厚重的品格、沉潜冷静的姿态和坚守“纯文学”立场的实践与信念,走过了对于纯文学期刊来说并不顺畅甚至风雨交加的四十年。《鐘山》四十年来的不凡经历,在某些方面能够为当下文学期刊的发展提供一定的借鉴,我们试图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探究。

紧跟时代发展潮流,全面贯彻国家方针。自 1978 年创刊开始,《鐘山》便强调将全面准确地贯彻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解放思想,紧跟“双百方针”路线,拥护和遵守国家政策。它在 1978 年第一期的《致读者》中宣告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推陈出新”的文艺方针,提倡和鼓励发表小说、诗歌、故事、戏剧、曲艺和文学评论等不同风格和类型的文艺作品,这说明《鐘山》在创刊伊始便有着兼容并蓄、百川汇海的胸怀。之后它不断推出小说、诗歌、散文、剧本等不同体裁的作品及评论,真正做到了体裁多样化和风格多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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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结论

作家王蒙评鐘山:“求新,但不吹吹虎虎,操守,但不自迷自醉,亲切,但不拉扯庸俗,实在,但不寒酸短见,奋进挣扎,但不钻营投机,勇敢探索,但不装腔作势,风格不错,真金陵人杰地灵之成就也。”[41]回首《鐘山》四十载,正如王蒙先生所说那样,他求新却不花哨,操守却并不自迷,亲切而不庸俗,实在而不寒酸,奋进挣扎又勇敢探索。它在八十年代中后期初露头角,注重文学创作与批评,准确把握文学发展的节奏,主动地介入文学活动,策划“新写实小说”,引领了文学潮流。再到九十年代期刊普遍陷入艰难境遇时,它在多种尝试中探索,在改版大潮中明确“纯文学”定位,联合倡导“新状态文学”,最终成功冲出重围。新世纪以来,《鐘山》借助网络平台拓宽传播渠道,积极应对网络挑战,不忘初心坚持做真正的“纯文学”期刊,一路走来,《鐘山》更加自信而稳重。

“某种意义上《鍾山》就是一部缩微的新时期文学史,它的四十年和中国当代文学的成长、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实际上是一体的,是以小见大的关系,所以研究《鍾山》也就是研究中国当代文学的变革,它包含的意义是非常明显的。”[42]在历史的长河中回望《鐘山》走过的四十年,它与新时期文学相共生,见证了改革开放时期文学与政治、经济交错联结的复杂关系,策划并推动了市场经济转型时期文学思潮的产生与发展,在新世纪仍然坚守“纯文学”立场,秉持“兼容并蓄、惟文是举、鼓励探索、引领潮流,做最好的汉语文学杂志”的办刊宗旨,这种大气、沉稳、求新、亲切的气质构成了《鐘山》四十年的办刊品格。沿着《鐘山》四十年的风雨历程一路走来,我们可以窥探《鐘山》对当下的文学期刊的启示意义。“期刊对于文学影响最有效的手段就是‘组织’,使之‘流派化’、‘思潮化’、‘风格化’和‘经典化’。”[43]《鐘山》对文学活动的适时参与和深度介入,极大地发挥了文学期刊作为文学媒介对文学活动的干预作用。它以其前瞻性、敏锐性、包容性积极参与文学“实验”,不断地推出优秀的作家作品,创新性地调整栏目,构建了一支文学批评作家队伍,丰富了文学创作和批评活动,它见证和推动着文学的发展,也在文学发展中不断地完善和坚定自我。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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