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笔下的侠义文学书写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从“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到“其言必信，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从“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鹜乎其中”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文化历经千年延续至今，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关侠文化的论著并不少，但是将其作为一种思路研究正统的现当代文学论著却不多。基于此，才有了本文的写作构思，以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以及他的高密东北乡作为研究对象，从侠义书写角度切入，通过对莫言在其自身生平际遇影响下的独特侠义观、侠义形象、民间江湖进行研究，以期探寻侠义精神在其作品中的独特体现以及他对侠义书写的个人化体验。在此基础上，对莫言侠义书写的价值进行重审，由此来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

第一章莫言与中国文学侠义书写传统

第一节文学书写与形象侠
形象侠是文学建构出来的作为一种精神气质和理想原型的侠，是“历史事实和文学想象的结晶”气是一种集正义力量与侠义精神于一身的人物形象。在现实中，侠可能会被统治者管制打压，直至销声匿迹。但在文学中，侠的书写却从未止息。其实，作为文学书写对象的形象侠更能使“侠”这一概念作为一种“原始意象”不断被碰撞、被激活，然后不断丰富，呈现出与实存侠迥然不同的发展轨迹。
在汉代，对侠这一群体的书写与记载便开始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司马迁以“今游侠其行虽不轨于正义，然其言必信，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既存亡死生矣，而不矜其能，羞伐其德，盖亦有足多者焉”（《史记.游侠列传》）对这一时期的侠定义为游侠，对侠这一群体褒贬皆有，但褒大于贬，开了在正史中为侠立传的先河。此外，班固的《西都赋》和张衡的《二京赋》均在有限的篇幅中提到了侠，以“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鹜乎其中”等篇幅粗略的交代了汉代游侠喜结朋交友特性但对其英姿并未重点着墨。不难发现，汉代的侠客形象是以“侠＋游”的书写方式出现在文学作品和人们视野里的。文学作品的作者根据自己对现实侠的认识，站在自己的立场上对侠这一群体进行描述，这时期侠的形象基本还保留着其本真形态，基本未被刻意夸大或贬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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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文学中賦予的侠义精神内涵
历史实存侠与文学形象侠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史过程，而且侠文化在演变的过程中以显性形式存在于古代与近代的侠义小说中，但当发展到现代与当代时，它就以“隐性”或者“潜文本”的形式存在于某些纯文学或严肃文学中、内潜于某些作家的气质品格里，比如鲁迅、郭沫若、萧军、莫言等。
既然侠义书写在文学创作中占据了如此重要的地位，那文学中到底赋予了侠义精神怎样的实质内涵呢？这是一个言人人殊的问题，通过总结可以概括出文学中赋予侠义精神的六点实质内涵，即“以自由、平等、正义和公道为终极追求的理想精神、以侠义精神为核心的价值理念、以尚武精神为行侠手段的行为特征、以叛逆精祌和复仇精祌为基点的反抗意志、以诚信守诺和谦逊不骄为特色的人格精神、以民族大义为高蹈的脊梁精祌”，这一论述使我们对文学赋予的侠义精神内涵有了相对明确的界定。
在对文学中的侠义精神有了清晰的认知后，我们还应对以下问题加以明确：其一，长期以来，我们在思维上经常存在这样一个误区，狭隘地将侠义精神与侠文化等同起来，其实这是极其荒谬的，侠义精神只是侠文化这个宽泛领域里的一方小小田地。其实侠文化所包含的精神远不止如此，它包含的还有复仇、自由、反抗等等。其二，侠文化中绝不仅仅只有“侠之大者，为国为民”，同样包括“侠之小者，为友为邻”。历经古人先贤的智慧总结出“任”为侠，它讲“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急”；“武”为侠，它讲“言必行，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除此之外，侠与匪也同行，侠与刺客也相通。其三，武侠小说绝不是侠义书写的唯一文学体裁。受侠文化所影响的，绝不仅仅是迎合大众趣味的通俗文学，同样它对纯文学的创作领域的拓展也起到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为了更完整客观地研宄侠义书写，我们不应简单的将侠义书写与武侠小说画上等号，而应该在研究侠义书写时试着跳出武侠小说这一圈子，将眼光投入到更多的纯文学作家作品中。比如鲁迅的《铸剑》，萧军的《第三代》，又如莫言的《红高粱》《我们的荆轲》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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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莫言笔下的侠义形象

第一节敢爱敢恨的英雄儿女
在莫言塑造的民间侠义形象里，尤以民间奇女子的形象居多，并且贯穿在他文学创作的各个阶段。他曾在多个场合流露出对塑造女性形象有一种偏执的热爱，所以他笔下的女子一方面多以传奇性的经历或不同于平常女子的刚烈性格示人，令人记忆深刻；另一方面这些奇女子来自于民间，穿梭于平民百姓的日常生活中，所以这些女子又以自身之“奇”演绎平民之“奇”，民间之“义”。在这平凡的民间，她们之所以闪耀夺目、熠熠生辉，可能是因为融入到她们性格当中的仗义也可能是烙印在人们心中惊人心魄的经历，更或者是她们承载的具有非凡功能的意义。
莫言笔下的侠义奇女子一般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她们往往表现出不拘小节的性格，她们可以和男人一样在对外交际中应对自如，甚至更胜一筹。其二，她们豪爽任气，她们率性而为，光明磊落。她们身上固然有为情而生、而活、而死的本色，但体现出来更多的是那种喷薄而出的生命强力。这往往从反面体现出男性的胆小懦弱，自私自利。这种豪爽任气很明显地体现在《红高粱家族》中奶奶戴凤莲的身上，在高密东北乡长大的“我奶奶”，有与红高粱一样火辣、挺拔的生命，其自由的生活方式不被沉重的道德枷锁绑架，有人性本原的东西，有无拘无束和自由自在。如在面对余司令和冷支队长“四目相逼，都咻咻喘气”之时，戴凤莲一手抓住余占鳌的枪，一手抓住冷支队长的枪：“买卖不成仁义在么，这不是动刀动枪的地方，有本事对着日本人使去。”又如“奶奶说：‘这酒里有罗汉大叔的血，是男人就喝了。后日一起把鬼子汽车打了，然后你们就鸡走鸡道，狗走狗道，井水不犯河水’”等，为了“义”不屑生死。她不仅是敢爱敢恨的奇女子，她还是在民族大义面前的“巾帼英雄”，她的果敢可与男人并肩。《丰乳肥臀》中的上官鲁氏、《檀香刑》中的孙眉娘、《白棉花》中的方碧玉等都有类似戴凤莲的一面。她们虽不具备武功，但分明在一言一行中表现出侠义之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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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视死如归的律律侠者
莫言笔下铮铮铁骨的侠义形象是通过死亡来表现的。他（她）们有人死的残酷，罗汉大爷被剥下整张人皮但仍不屈服；有人死的诗意，奶奶戴凤莲在白云飘舞下的高粱地里死去时获得了内心的宁静，展示出民族大义。死亡一直是文学世界里经久不衰的主题之一，带给创作者与读者无限遐想，所以有学者坦言“艺术的真正的诞生地是死亡，没有死亡，就没有艺术。没有死亡，人类就会无所恐惧，无所悔恨，无所理想，也就用不着制造一个虚幻的艺术世界来弥补人生的遗憾，来满足自己对永恒的追求和向往。”相对于活着这样一个在空间与时间上的动态概念来看，死亡是一个静止的结点，是它洒脱的抛弃了生的琐碎与庸俗。作家们之所以如此执着于描写死亡，并不是死亡这一事件本身有多大魔力，而是对于死亡所蕴含的强制性休止符的迷恋。在当今快速运转的都市里，许多作家更愿意让精神回到故乡的村庄，莫言与阎连科就是其中的代表，在他们的文学世界里都书写过死亡，但是他们的死亡有着不同的声音与美学理想。相比于阎连科，莫言的死亡更具有社会意识，少了几分宿命论的色彩。他写母亲因生育而死，他写地主被活活打死，但更多的是壮烈的“英勇赴死”：《红高粱家族》中罗汉大爷痛忍剥皮悲壮而死，有种杀身成仁的英雄主义色彩；《檀香刑》中孙丙挺过精雕细琢花样百出的檀香刑数日才死一一从《红高粱家族》中英勇的爷爷奶奶到《檀香刑》中壮烈的戏班子班主，从《天堂蒜薹之歌》的农民众生到《生死疲劳》中生死轮回的西门闹，他们虽死犹生，死得“漂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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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莫言笔下的江湖世界...................28
3.1第一节何为江湖...................28
第二节江湖的存在形式一一“帮”...................28
第三节江湖的催化剂——酒...................28
第四章莫言侠义书写的美学意蕴与价值重审...................28
第一节悲悯精神一一讲“人”的故事...................28
第二节复仇精神一一侠式复仇，以暴抗暴...................28
第三节莫言侠义书写的价值重审...................28

第四章莫言侠义书写的美学意蕴与价值重审

第一节悲惘精神一讲“人”的故事
何为“悲悯”？曰为哀伤而同情，对人间苦难的一种感同身受的情感。悯为同情，而不是可怜。悲悯是一个复杂的问题，诚如莫言自己所言：“悲悯是有条件的，悲悯是一个极其复杂的问题，不是书生的臆想。”它以真挚的同情了解人类的内部矛盾，在伟大处窥见渺小，在细微处发现深厚，在圆满处发现缺憾，在灰暗处发现明亮。它虽源于感动，但却从超然的人生态度中衍生出人性的探索与社会的关怀。而这种悲悯因子正是莫言文学作品的主题词，他如自古以来的侠客那样始终抱持着一颗悲悯之心，同情弱势群体，虽不能说他满怀天下苍生，但至少钟情于高密东北乡的那一方百姓。他的悲悯从来都不是清新淡雅的天上月、水中花，取而代之的是如大地般的厚重。
其实莫言的悲悯更类似于一种墨侠精神。他笔下的土匪余占鳌侠肝义胆，率领土匪队伍抵抗侵略，精忠报国。为了“为那小女子开创一个新世界”竟杀人如麻。他和她的爱情秉天地之气，野性狂烈，这也是他英勇侠义的行动基础。他一反《水浒》等传统武侠小说将女性置于卑微地位或者将其描述成不食人间烟火的非普通人的表现，将墨侠精神那种表面的义利之爱转变到建立在生命本能的强力创造中。这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来源于民间的墨侠自身带有的或多或少的软弱，这是民间灵魂的升华、人性的转变。他无情地嘲弄过“清官”曹县长和劣绅单五猴子，他臭骂过官府的良民奴才“外曾祖父”，他却对我的“爷爷奶奶”心怀敬畏。他在一步步试探着往前走，一点点斩断传统侠题材的封建意识，对民间的侠真正做到心领神会，他怀着这样一颗悲悯之心在写“颠倒的世界混沌迷茫”，那不灭的人性也在慢慢生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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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从“带剑者，聚徒属，立节操”到“其言必信，已诺必诚，不爱其躯，赴士之厄困”，从“乡曲豪俊，游侠之雄，节慕原、尝，名亚春、陵，连交合众，骋鹜乎其中”到“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侠文化历经千年延续至今，作为中华民族特有的一种文化形态，它对中国的文学创作有着相当大的影响。事实上，在既有的研究成果中，有关侠文化的论著并不少，但是将其作为一种思路研究正统的现当代文学论著却不多。基于此，才有了本文的写作构思，以当代著名作家莫言以及他的高密东北乡作为研究对象，从侠义书写角度切入，通过对莫言在其自身生平际遇影响下的独特侠义观、侠义形象、民间江湖进行研究，以期探寻侠义精神在其作品中的独特体现以及他对侠义书写的个人化体验。在此基础上，对莫言侠义书写的价值进行重审，由此来完成自己的研究目标。
在历史沿革中，秦置高密县，属胶东郡（今平度市东南）；西汉时高密属胶西国；历史发展到清代，清初沿袭明制，高密改属胶州（今胶州市）；中华民国时期，高密先属胶东道（今烟台市），后改称莱胶道。由此我们可以明确得知，高密属于胶东地区。而山东地区的胶东文学与侠文化的结缘由来已久，从古代施耐庵的《水浒传》，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到近代曲波的《林海雪原》，冯德英的“三花”系列，再到当代张炜的《你在高原》，矫健的《老茂发财记》等等，这些都是明证。那同为胶东作家的莫言，是怎样与侠文化结缘的呢？这与具有闳大不经特质的齐文化的浸润密不可分，不可否认同为胶东地区的文学前辈的侠义书写对其影响固然也深，通过阅读相关作品我们不难发现，他自身独特的生平际遇与所受文化才是促使其平民侠义观与批评性侠义观形成的关键。莫言作品中的侠义书写不得不归功于两方面：其一为时刻活跃在作品中的侠义形象，如硬汉、土匪与奇女；其二为以“帮”为存在形式，以“利”为行动目标，以“义”为精神基础的民间江湖，生机盎然生生不息。高密盛产高粱酒，莫言也爱酒，他将浓浓的高粱酒挥洒在他描绘的江湖里，在《酒神歌》里深情高喊着蓬勃的爱与自由，那呼之欲出的侠义精神足以让我们相信这是他有意而为之的安排，所以莫言作品中呈现出的侠义书写的美学意蕴与价值是其思想的核心，这核心首先是莫言及其作品中表现出来的悲悯与复仇精神；其次是侠文化历经千年演变至今，当现代社会不再需要除暴安良的“现实之侠”时，那历经千年的侠义精神该如何延续，以怎样的形式存在，不得不说变有，不变亦有。变的是其外部表现形态，不变的是其内核精神。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