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回望与直面:从乡村到城市
第一节 守护与挽歌
自 20 世纪初以鲁迅为代表的小说家开创了乡土文学的传统以来，乡土题材便成为现当代文学中的书写重镇。多年以来，层出不穷的书写者或立足于脚下的土地观照当下的社会与生活，或身居他乡却心怀故土，在回望中重返精神家园。显然，也正是因为世代小说家潜移默化地遵循了这一文学传统，才使得乡土文学在一个又一个文学潮流的汹涌前进中稳步扎根。直至今天，它仍在浩如烟海的当代文学中占据半壁江山。从鲁迅笔下凛冽萧瑟的鲁镇到沈从文书中诗意洋溢的湘西，从贾平凹所关怀牵挂着的商州到毕飞宇念念不忘的王家庄，每一个颇有建树的作家都真诚地记录着自己的文学故乡。自然，迟子建也不例外，她甚至一度成为苍茫壮美的北国世界代言人。
出生于大兴安岭的迟子建，自小在白山黑水的滋养下长大，在明月清风的照拂中成人。边塞的偏远宁静，民风的淳朴和煦给了她独特的审美体验，而这份格外珍贵的成长经验也成了她日后写作中丰富的素材来源，同样也成就了作家不同于其他人的文字特性与文学品格。对此，迟子建曾经这样说过“一个作家，心中最好是装有一片天地，这样不管你流浪到哪，疲惫的心都会有一个可以休憩的地方”①。显然，对于作家而言，这片天地就是北极村。自 1986 年发表代表作《北极村童话》以来，诗性与纯真就一度成为迟子建小说的标签。独具特色的东北风物，洒脱恣意的乡人，都使作品在地域文化的底色上别具一番阔大的气象。
自然，在迟子建笔下，成了一种永恒的主题，同时也成为了整个作品的一种健康的基调。甚至可以说，离开了对其笔下原始风景的把握，就无法真正领悟迟子建文学世界的精髓，对此，曾经有论者认为“对自然魅力的欣赏能力，对自然美丽的描绘能力，对自然生命的领悟能力，对自然与人类生存之间关系的人事能力，无能有出其右者”。②幼时跟随父亲深入山林劳作的经验，使得迟子建将家乡的自然风物一次又一次的置于笔端：轰轰烈烈的彩霞、铺天盖地的大雪、蓊蓊郁郁的森林、冰雪覆盖的河流。干枯死寂的自然风景经由作家婉转生动的笔端顿生灵气，字里行间也总是弥漫着诗情画意。每一棵树，每一株草，四季轮转迎接风霜雨雪，都有着永恒的魅力，都寄托着作家的绵绵情意。在迟子建的乡村叙事中，风景不仅仅是地域场景的标识，还承担着叙事的功能。“它在被撷取被描绘中融入了创作主体烙着地域文化印痕的主观情愫，从而构成了乡土小说的文体形相，凸现为乡土小说所特有的审美特征”。③的确，苍茫壮美的东北风物不仅滋润着迟子建的心灵，也让其作品独具气韵。在某种意义上，迟子建已然成为了那宁静的漠那小镇、静谧的极北之村的悄然守候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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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新质与渐变
近年来，在经济全球化的影响下，乡村与城市并不像之前那么泾渭分明，反而有了更多的互动。交通的便利、通讯的便捷，使得遥远的乡村快速生长。然而，在现代性的侵蚀之下，沈从文眼里的“边城”坍塌了，废名笔下的“竹林”消失了，孙犁书中“白洋淀”也干涸了。可以说“在一个以经济发展为主体的时代，没有任何一个地方会成为世外桃源，罪恶一样抵达鸟语花香之地”①。在这一点上，我想迟子建比一般人可能体会得更其深切。从九十年代起，她的创作便出现了一些不易察觉的新质，一个远离嘈杂与喧嚣的理想世界正在渐行渐远。迟子建从开始便注意到“他者”的进入，给静态的乡村所带来的变化。在早期作品《西街魂》里，代表着现代文明的“工程队”首次施工时便惹出了大乱子。呜呜泱泱的人群、轰轰隆隆的机器声的入侵“不惟是黑马丢了魂儿，花啊树啊也有丢魂儿的。青石山下的几颗美人松被石坡劈打掉了碧绿的毛发，没有精神，一些蓬蓬勃勃开着的野花，他们的花蕊容纳惯了蜜蜂那软绵绵、毛茸茸的身子，哪承受得了像钉子一样扎进来的石片呢，一夜间变得容颜憔悴了”②，最为严重的是把幼小可怜的宝墩吓出了毛病。工程队的进驻本是为了加速乡村的现代化，却不料成为了一切悲剧的源头，西街镇俨然已经失去了迟子建笔下那种乡村的蓬勃与生机。
无独有偶的是，在《月白色的路障》中一条宽广坚实的公路将偏僻落后的小乡村与外界相联系，不仅带来了生活的便捷、交通的便利，同时也带来了现代城市中被过分夸大的物欲。淳朴的村民们在物质利益的诱惑下变得极为贪婪、狡诈。为了牟利，他们肆意开旅馆设饭店，甚至堂而皇之地在马路上撒钉子，将司机围堵，使之消费。当马路改道后，他们迫不及待抛弃原有家业，携家带口追随马路而去。当商业气息流入古老而保守的乡村之时，以安土重迁而闻名的原始居民立刻抛家舍业地追随着利益的脚步。最为可怕的是一向被人敬重的教师夫妇竟然为了金钱做起了皮肉生意，最终沦为马路上没有灵魂的“路障”，全然失去了这份职业所带来的高贵与尊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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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生活在别处：城市的乡村面影
第一节 神秘之城——“大兴安岭”的再现
从在群山之巅②处能预料生死的安雪儿，到古老民族中能够救人性命的老萨满妮浩；从在《西街魂》用三枚邮票为宝墩招魂的诡异画面，到《格里格海的细雨黄昏》中与灵魂相遇的惊悚情节。从在《重温草莓》里我与父亲的灵魂对话，故事在梦境与现实之间流转；到《白雪的墓园》中母亲眼中的“红豆”离奇消失，相思超越生死的界限。无论是诡异的存在抑或是无常的宿命，还是浪漫的传说，因为它们的存在，迟子建的乡村小说中始终有一股消散不尽的神秘气息。当作家由乡村步入城市，这股存在于大兴安岭的诡秘与奇异也同样悄然萦绕城市的角落里。
关于生死，作家曾经这样说过“我对灵魂的有无一直怀有浓厚的兴趣。在那里，生命总是以两种形式存在，一种是活着，一种是死去后在活人的梦境和简朴的生活中频频出现。不止一个人跟我说过他们遇见过鬼魂，这使我对暗夜充满了恐惧和一种神秘的激动……我总是比其他人更喜欢梦见亡灵。他们频频与我交谈，一如他们活着”③。显然，迟子建是一个泛神论者，同时，也正是作家这种玄妙的灵魂观念，让作品除却了一股清丽秀婉之风，更多了一丝神秘的诗意、一种空灵的韵味。
在《向着白夜旅行》中，“我”与前夫马孔多按照约定一起前往漠河欣赏白夜之景。与其说这是一场浪漫的分手之旅，倒不如说是一次诡异的精神漫游。马孔多是一个才华横溢却风流浪荡的男人，喜欢独来独往、厌恶一切的束缚，包括婚姻。在马孔多猝然破门而入的那个下午“我”毅然决定和他去寻找白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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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民间之城——“北极村”的重塑
在迟子建笔下，城市与乡村的同一性还不仅仅体现在跟大兴安岭一脉相承的神秘性，更彰显于来自乡村的民间性。我以为其笔下的城市是一个摇曳着乡间记忆的城市，一个张扬着乡村精神的城市，一个以乡村视角观照下的城市。一直以来，迟子建始终站在民间立场上讲述社会最底层民众的故事。而这种无处不在的民间性，体现在作品中便是迟子建以一颗悲天悯人的心关注着芸芸众生的日常生活，体察着优美质朴的人际情感，宽宥着一切的罪恶与丑陋。
从描写乡村故事的《采浆果的人》与《腊月宰猪》到书写城市生活的《门镜外的楼道》和《夜行船》，我认为置换的只是故事发生的大背景。婚丧嫁娶、衣食住行、家长里短依旧是作家书写的恒常。对此，曾经有评论者这样说过“她几乎不写闲愁闺怨，更别提风骚艳情，她的笔下，都是平常日子里的酸甜苦辣：吃饭、穿衣、写作、旅行”①。因此，在迟子建笔下几乎没有大故事、大人物，她往往呈现的是平凡而庸常的日常生活。正如有论者所指出的那样，“从小生长于社会底层，多年来她的笔墨也一直在为她所熟悉的人们泼洒，故而她不会把文化人对底层居高临下的怜悯硬塞给他们，而是凭直觉寻找着他们，并与之结成天然的同盟”②。即使定居城市已久，她也总是把自己置于民间，以民间身份去洞察人生，因此一种朴素的民间情感便成为其文字中最动人的力量。
《福翩翩》讲述的是两家普通人的日常生活。作家多次写到底层小人物在现实生活中所面临的物质困境，却并不局限于展现窘迫的现状，而是着力捕捉平凡人在困境中流露出的温暖与爱意。柴旺原本是机修厂的工人，被单位以三万块买断了工龄，生活入不敷出，只能靠打苦工养活自己。被溺爱长大的儿子与别人打架，被送往监狱，柴旺夫妇东拼西凑才赔钱给被打残废的人。此后，他们的日子过得极其的困窘：不敢买菜，不敢吃水果，不敢添置衣服，就连烹饪调料都要找精挑细选的便宜货。春节来临，为了补贴家用，柴旺决定与邻居刘家稳分工合作卖春联。刘家稳本来是中学老师，因为一次意外车祸，双腿残疾，只能待在家里。生活的重担全部落在了妻子肩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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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 31
第二节 城乡之间的文化选择 ....................................... 34
第三节 他者的身份认同 ................................ 37
第三章 “别处”与城市想象
第一节 历史与现实的交织
作为一个在哈尔滨生活了二十多年的作家，迟子建对城市的态度显然并非一成不变。从对于城市的完全抗拒到对于城市的部分接受，值得注意的是，作家对于诚市的态度始终表现出一种疏离感，更像是一个局外人，一个旁观者。迟子建始终冷静的审视城市中的一切并试图以不同的维度切入城市的内在肌理。作家对城市的书写打破了历史与现实之间的界限，呈现出摇曳多姿的城市风情与浓郁深厚的怀旧气息。历史的柔情与现实的尖锐相互交织，这不仅仅给作品带来了一股瑰丽的色彩，同时也在故事讲述之中，将文本有意无意地推向了“别处”
哈尔滨是一个独具特色的东北城市。它的历史悠久，是一座从来没有过城墙的城市。从“松花江畔三五渔人，舟子萃居一处 ”的凄清寒村到开埠后的东北亚大城市。这座城市承载了太多历史的风霜，既遭受了战火的洗礼，也见证了民族的崛起。它的出现和中东铁路的生成是紧密相关的。19 世纪末铁路修建伊始，大批的俄国人来到了哈尔滨，随之而来的还有他们丰富多彩的文化和独特的生活方式。上至王公贵族下至平民百姓，他们都杂居在这块肥沃的黑土地上。这种杂居状态使得这片土地杂糅了多个国家、众多民族的民俗民情与文化，因此，哈尔滨又是一个饱含着异域风情的边境之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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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城市在迟子建笔下始终带有乡村的面影，是乡村叙事的延续。它既是对神秘浪漫的“大兴安岭”的再现，也是对温润美好“北极村”的重塑，更是作家对于理想家园的呼唤。显然，这种城市面貌是源于作家“生活在别处”的精神状态。当作家由乡村走入城市，环境的陡转，让她对城市充满恐慌，甚至是拒斥。二十余年的乡村经验在不断干扰城市叙事的纯粹性，传统知识分子的故土情结让她一次又一次“心灵返乡”，以神驰故土祈求精神慰藉。
这种在乡村记忆映照下的城市景观，无疑给了人们审美的愉悦，但也使得作家的创作出现了不可避免的局限。这种对于现实的回避很大程度上阻碍了迟子建对于人性、人生更深程度的探讨。显然，“北极村”的理想不能够解决现实社会问题和现代人的精神困惑。因此，尽管城市叙事彰显了迟子建突破自我的种种努力，但是事实上城市小说对于作家而言并没有太大的超越性，它更像是披着直面外衣的回望。在我看来，这种“生活在别处”的书写现状既是作家对于乡村经验的不自觉照搬，也是其直面现实的疲软与无力的表征，同时也是作家无意识的自我重复。 正如迟子建所说“将来如果不超越自己，只是在我的童话世界里流连忘返，那么我的艺术生命也就终止了。”①超越显然是艰难的，但是难得可贵的是作家有着清醒的自我认知。因此，我们有理由依旧期待着着迟子建。
参考文献（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