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吕新文学小说地域书写的先锋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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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文字数:**** 论文编号:lw202320037 日期:2023-07-20 来源:论文网
本文是一篇文学论文,本文试图将晋北地域文化与吕新的先锋性书写策略进行勾连,探究吕新的创作理念与书写特色,揭示其别样的地域书写风格,从而更好地把握吕新创作的文学价值与意义。

第 1 章 地域景物风貌的主观性呈现

1.1 感官化体验的渲染
吕新的创作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自我感觉的一种抒发,在其小说中,故事的走向往往是随着主体的情绪而流动的,触目所及的风景皆被这种情绪所影响,而拥有了独特的韵味。吕新曾经坦言:“一个人对于自身和外界的感知和认知上的不同,会形成你区别于他人的语言上的不同,包括气味、形象、颜色、声音,以及各种视觉效果。”③对色彩的敏感、奇谲的想象力以及通感手法的运用使吕新小说中的景物变得鲜活起来,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多种感官体验融合交织在一起,给人带来强烈的感官冲击。而这种感官冲击又并非风景自身所具有的特性,而是作者丰富想象力的外显。因此,读吕新的小说,触目所及的皆是一些“陌生化”了的景象,它们如同有了生命一般,散发出令人迷醉的光影。
在《太阳下的风景》中,景物就被赋予了独立的意识,变得鲜活起来。在那个是非不分的年代,能够被大家认可是小说主人公最渴望的事,尽管记忆中一直都被用异样的眼光看待,但他并没有绝望,耐心地期待着自己被接纳的一天。然而现实的处境又让他沉闷,羞于见人,此前殷实的家境成了他噩梦的来源,他甚至多次变态地幻想着,亲自手持利刃把爹娘身上的皮悉数剥去,随着爹娘的死亡,他们所有人的耻辱也一并消逝,而他自己也被披红挂绿,无比光荣,获得新生。但那一切不过只是他的一个不切实际的梦,现实中被盖了章的身份已经深入骨髓,难以消除,四周的一切在他看来都是灰蒙蒙的,暗无天日。灰色的天空下匍匐着的是灰蒙蒙的山梁,“枯黄的荒草在风里摇晃着,无论走到哪里,到处都能看见他们无比萧瑟的面容和身影。”①这些“枯黄的荒草”在作者笔下被拟人化,拥有了独立的意识,站立在悬崖边上的像一些失意者,一心赴死。路边绵延着的像一些沉思者,遥望着远方。这种移情于景的书写,寄托了主人公的哀思,人物内心的凄凉与无助映衬出了景物的萧瑟与荒芜。“灰蒙蒙”这一暗色调的背景刻画,奠定了文章的整体基调,色、情、景相融合,给人带来视觉上的冲击,充满了画面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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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象征性意象的建构
吕新笔下的风景描写对其小说而言意义重大,它不单作为地域生活的背景载体存在,也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吕新笔下的景物是与人物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荒凉的晋北山区孕育了苦难的人民,生活在苦难中的人民反衬出山区的凄凉。吕新擅长于塑造各种“意象化”“象征化”景物,他笔下的“大风”“太阳”“雨”等自然景象都被赋予了更深层次的内涵。“意象化”了的风景寄托了作者的某种情思,作者通过对这种具有象征意味的景物的塑造,刻画出一幅幅极具山区生活画面感的图像,营造了一种颇具韵味与内涵的意境。
首先,在众多的意象中,“风”意象在吕新小说中占有相当大的比重。晋北地区风沙较大,在《黄昏的葡萄》中,作者就讲述了晋北山区经常刮着颜色苍黄的大风,它们从西北方向的群山中吹来,夹杂着大量的尘土,给人一种又厚又重的感觉,这样的风一般从每年的九月、十月份就开始刮起,一直要刮到来年的四五月份。夹杂着黄沙的大风不仅使晋北山区长期笼罩在一片苍黄的氛围里,也给人们的生活带来了极大的不便。因此,风在吕新笔下经常是以一种灰色、狰狞的形象出现。“隔着门缝,又看见院子里正在行走着北风狰狞的一张张脸。”②“巨大的风刮得无边无际,天地间被涂染得一片苍黄。”①“北风凄厉地叫着,很多时候其实像一种哭声”②。在吕新的小说中,大风不仅仅是作为山区自然环境背景而存在,也是一种纯粹的“黑暗”与“恶”的象征。吕新在《鱼鳞天:轻轻地说》中就明确地表明了风在晋北人民心中的形象,乌黑的冷风无情地撞击着人的身体,想把人们赶走,“我们都感到了风的厉害与无情,都意识到不让步也许是不行的……谁能闹过风去?”③风来了,人物的命运也笼罩在一片灰色中,无情的狂风在山区的各个角落肆虐猖獗,扰乱了山村的平静,人们在恶劣的环境下如同蝼蚁一般渺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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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2 章 地域民俗风情的魔幻性描绘

2.1 物质民俗的间接化书写
物质民俗是指生活在特定区域内的人民所创造与传承的一种物质文化事象。物质民俗包括“生产民俗、商贸民俗、饮食民俗、服饰民俗、居住民俗、交通民俗、医药保健民俗,等等。”④在地域文化中,物质生产民俗是除外在地域风貌之外最能直接反映民族独特性的部分。在物质民俗的书写方面,不同于其他作家对故土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习惯进行细致而传神的描写,吕新对晋北物质民俗的书写是一种间接化的书写。他从来不会刻意向读者详细地展示晋北地区人们的衣食住行等日常生活习惯,这些民俗风物大多作为小说叙事的陪衬品而存在,散落在文本中。
吕新笔下的物质民俗描写,首先表现在饮食描写方面。俗话说:“民以食为天”,“专利农耕”是山西人传统的生活方式,山西人喜欢吃面食与杂粮。晋北地区的农作物以耐旱、耐寒且生长期较短的莜麦、荞麦、山药蛋、豆类等为主。大多数日常饮食也都是由这些农作物制成的,副食佐以白菜、豆腐、萝卜等。饮食民俗是吕新着墨比较多的部分,但在他的笔下,饮食是与饥饿相伴而生的,他写饮食文化是为了突出饥饿主题,而不是为了展示独特的地域饮食习惯。气候恶劣、物资匮乏导致了山区人民饥馑难耐。《消逝的农具》中,小学教师颜如玉在给学生上课时,让学生想象自家的窑洞顶上和院子里一片雪白,并把那种雪白想象成白砂糖和面粉,把砖头想象成一块豆腐或者装满珍珠和元宝的枕头,把墙头上的褥子想象成一扇猪肉。学生在他的叙述中,全身瘫软,口水直流。有的学生甚至为了课本上画的一只猪而争论不休,大打出手,而他们争论的问题是猪肉炖粉条好吃,还是猪肉炖豆腐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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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社会民俗的印象化书写
印象主义作为一种艺术手法,最初是从绘画领域发展起来的。十九世纪中后期的印象主义画派,从人的直觉与灵感出发,“以户外的现实生活和自然风光为题材,注重捕捉、表现大自然瞬间的光色变化,保留住对大自然的‘瞬间的印象’”①,谱写了一段充满光与色的艺术史。印象主义对文学产生影响主要发生在 19世纪 70 年代以后,但由于文学本身的独特性,文学中的印象主义手法更注重把瞬间的感觉经验与个体的情感意识相融合,是高度张扬作家气质的个性化写作。文学中的印象书写“绝不仅仅是感官上的、表面的或者虚幻的感性意识……它联结感觉和理性,它把文学作品的思想和生活融为一体”②。印象主义手法在文学创作中的使用主要在于渲染气氛,营造印象般的感觉。吕新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童年印象的再现,他用感性与想象来呈现故土,把对故土的记忆融化在特定的氛围、色彩中,凝固成一幅幅主观化的印象画。
社会民俗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它包括“社会组织民俗(如血缘组织、地缘组织、业缘组织等)、社会制度民俗(如习惯法、人生礼仪等)、岁时节日民俗以及民间娱乐习俗,等等。”③地域文学的创作,离不开对岁时习俗、人生礼仪等具有浓郁地域色彩的社会民俗风情的展示。在描写地域社会风俗时,大多数作家都以现实主义的笔法对其进行形象而细致地描绘,例如迟子建对东北婚丧习俗的书写,李锐对三晋丧葬文化的展现等,而吕新则更倾向于对故土生活进行印象式的刻画,晋北的风俗习惯在吕新的笔下被描写的零零散散,跟随作家意识的流动而散落在文本中,他向读者呈现的是那一片刻的所感所想,因此,他笔下的风俗描写,往往给人一种缥缈、虚幻的感觉。段崇轩曾说:“吕新小说所呈现的纷乱、逼真的晋北农村和农民的生活情态,像‘印象派’绘画一样斑驳而又和谐的艺术画面……使你如同置身于一个幽深、奇丽,又有点神神秘秘的虚幻世界。”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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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 3 章 地域人物心性的非常态揭示..................................20
3.1 在庸常困境中表露人性.........................................20
3.2 在历史掩映下挖掘人性..................................22
第 4 章 行文语言的陌生化.........................................29
4.1 别出心裁的搭配....................................29
4.2 奇特怪诞的比喻.....................................31
第 5 章 先锋性地域书写的成因与意义.................................37
5.1 形成原因.......................................37
5.2 书写意义....................................38

第 5 章 先锋性地域书写的成因与意义

5.1 形成原因
难以割舍的故土情结促使吕新把创作的目光投射到晋北那片生他养他的土地上,他用大量的笔墨诉说着生于斯长于斯的劳动人民的悲欢离合。然而令人惊奇的是,吕新这位三晋“厚土”上孕育的作家,其创作中却蕴含着明显的“先锋”因子,具有强烈的反叛意味。究其原因,主要表现在以下两个方面。

首先是时代潮流的裹挟。新中国成立以后,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进程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受到“左”倾思想的制约。直到 20 世纪 70 年代末,随着文化大革命的结束,社会政治意识形态的开放促使人们现代性精神诉求的觉醒,大量的西方现代性文艺作品被译介进来,西方的现代派、后现代派文艺理论在中国迅速流传,许多作家争相效仿博尔赫斯、福克纳等西方文学大师的创作。因此,在 80 年代,中国文坛上涌现出一大批追求“新潮”“先锋”创作的作家,使中国文学踏上了反叛与自由的艺术之路。吕新在这时代潮流的裹挟中自然而然地接触到了先锋文学笔法,并被它深深吸引。他在《八位作家和二十四本书》中谈到:“19 世纪的巴尔扎克、狄更斯、陀思妥耶夫斯基和托尔斯泰,20 世纪的福克纳、博尔赫斯和马尔克斯,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写下他们的光辉不朽的名字……我认真地研究过他们,因为我想知道他们为什么能够影响我?”①阅读吕新的小说,不难发现他借鉴了多种西方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创作技法,吕新善于运用象征、隐喻、寓言等艺术形式来表现碎片化的故事情节和自我的主观感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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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语

具有浓厚传统文化积淀的晋北山区是吕新的精神栖息之地,而当代多元的文化思潮又深深地影响了吕新,多种文化的碰撞致使其小说创作中既有深厚的本土文化内涵,又有现代派、后现代派的创作追求。因此,吕新作品中的地域文化因素总是披裹着“洋外衣”示人,蒙上了虚幻的色彩。而吕新式的先锋展示又总是蕴含着“土文化”内涵,极具地域色彩。
吕新一方面扎根于拥有厚重文化传统的晋北大地,另一方面又执著于对艺术创作手法的革新。无论是在地域景物风貌、民俗风情的展示方面,还是在地域人物心性的挖掘与行文语言的表达方面都呈现出鲜明的创作个性。各种现代派、后现代派创作技法的大胆融入,语言的恣意狂欢、不拘格套,利于扩大文本的张力,使其更富有韵味,这在一定程度上是对传统现实主义地域书写的一种超越。但这种“陌生化”“碎片化”“模糊化”的叙述并不利于地域文化色彩的充分展示,以至于如果读者本身对晋北地域文化不够了解,就很难注意到其作品中蕴含的某些地域文化特征,难以引起共鸣,造成解读的障碍。不可否认的是吕新这种勇于革新、敢于突破的创作精神,让我们看到了他在文学艺术探索方面的努力,源于地域而又超越地域。因此,无论是在山西文坛,还是在中国当代文坛,吕新都是一个不可替代的存在。

参考文献(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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